《在生存与审美之间》——判断力与当代公共姿态

《在生存与审美之间》

——判断力与当代公共姿态

文｜郭庆祥

最近和朋友聊天，常常从“收藏”谈起。聊着聊着，就会延伸到判断力、审美，最后落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代公共空间里，“装”“装逼”与“不装”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标签，而是不同的生存姿态，是一个人如何在现实与他人之间安放自己的方式。

先说收藏。

我对收藏并不浪漫。在我看来，前提不是情怀，不仅仅是“喜欢”，而是生存，是对自身边界的清醒判断。有没有基本的经济基础？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我不能把命搭进去。连基本生活都不稳的人谈收藏，很容易变成脱离现实的自我陶醉。情怀一旦失去现实支撑，很快就会空心化。

有人把“藏家”与“买卖”对立，仿佛只要出售作品就不纯粹。这种看法既不现实，也不合逻辑。收藏与出售本身就是判断的一部分。许多画廊经营者在长期实践中，也会转化为真正的收藏者。认知提升、经验累积、资金安排，都会影响收与售的节奏。关键不在“卖没卖”，而在是否有判断。

收藏真正动人的地方，是判断被时间验证的那一刻。当一件作品多年后被证明值得，那种满足感不只是回报，而是确认：在长期学习与修正之后，你可以平静地说一句：“我看对了。” 那不是运气，而是认知经时间打磨后的回响。它带来的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安静的自尊。

如果藏家与艺术家在理解中彼此滋养、共同成长，那种默契与共情，更是难以言表的美好。

在持续的判断与修正中，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种结构性的失衡：西方艺术史对于塞尚、毕加索、杜尚、波洛克、安迪·沃霍尔等具有颠覆性创造的艺术家，构建了高度成熟的研究体系。他们不仅改变了形式语言，更改写了艺术运行的逻辑，因此被反复解读、持续生产意义。

反观中国艺术史中的所谓“创新”，却鲜少进入国际核心话语。长期以来，更多是我们在阐释西方，而非他者主动研究中国艺术家所提出的命题。这种不对称，固然与全球话语结构有关，但若仅归咎于外部视角，未免回避了更关键的问题。

真正的艺术史突破，往往意味着对规则的挑战，甚至对既定范式的推翻。而民国以来被广泛尊为“大师”的部分艺术家，其努力多停留在传统框架内部的改造：更换题材、强化色彩、吸收西法，却未触及笔墨体系与审美结构的根本转换。从历史尺度审视，这种路径更接近修辞性的调整，而非结构性的创造。在市场与文化心理的合力之下，它既安全，也容易获得认同，但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问题意识。

当“改良”被长期误认为“突破”，当名望遮蔽了方法论的检验，艺术史的判断标准便开始松动。也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之下，我逐渐调整自己的收藏方向，不再依赖既有声誉与历史标签，而是更为严格地审视作品是否真正改变了语言结构与观念维度，并以此为尺度，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藏和企业经营一样，都是长期主义。但收藏更容易被情绪牵引，所以对人的要求更高：要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不断校准。感性过多，会失控；理性过头，又进不了艺术内部。

所以，收藏不是占有，而是训练判断力。在现实约束下学习、修正、积累，慢慢形成自己的审美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刻意营造的“高雅姿态”反而保持距离。每个人都有俗的一面，这很正常。能真诚地保留一点俗气，并不可耻。问题不在“俗”，而在层次。可以有趣，但不要低俗；可以表达，但不要媚俗；更不要为了显得不同而故意庸俗。

让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一些画界名流在公共场合的表达方式。问题不在专业能力，而在说话的姿态。反对媚俗当然没错，可当“反对”被包装成一种可以被消费的人设，就开始变味了。犀利语录被剪成短视频反复传播，“我敢讲真话”的形象被不断强化，慢慢成了一种安全又好卖的标签。姿态跑在逻辑前面，讽刺多过论证，话语的声量甚至盖过了作品本身，变成“话语大于作品”。竟然还自嘲：“我从小装逼，一直装到现在，装成了。”听着像坦率，其实更像算计。

装，本身不可耻。人在还没站稳时，难免需要一点姿态来保护自己，那是为了站稳。但“装逼”不一样。主动说自己“装逼”的人，往往不是自省，而是借机踩别人。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比你强”。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姿态被长期消费，变成一种可复制的“锋利”，看似勇敢，其实毫无风险。当一个人不再用作品承担不确定性，而是靠话语制造确定感；不再通过创造建立权威，而是通过贬低他人换取掌声，他口中反对的媚俗，也许只是换了种形式存在。

成熟，不是拒绝世俗，也不是反复标榜清醒，而是清楚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能拿来交换。

真正站得住的人，不需要把自己装成另一个样子，更不必靠“装逼”来证明高明。用一种表面坦率的“诚实”去愚弄大众，本身就是虚伪。靠蔑视他人制造优越感，是判断力的失守。当优越感取代了逻辑，表达自然也失了分寸。那些把“装逼成功”当成荣耀的人，其实既无耻，也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