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义涛
除夕夜,河北省保定市某村的一户农家小院里,红灯笼高挂,窗棂上的福字在灯影里透出暖意。推开贴着“丙午马年”春联的木门,一股混合着肉香、油香和欢声笑语的热浪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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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79岁的母亲正系着围裙,在灶台和大锅间穿梭。堂屋里,兄弟三家十二口人围坐一起,桌上的年夜饭正冒着热气。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河北农村家庭的除夕夜,也是一场关于味觉记忆与时代交融的团圆盛宴。
母亲的手,是这桌年夜饭的“灵魂”。最中间那一大盘焖子,照例是她提前三天就开始张罗的“重头戏”。红薯淀粉、剁得细细的碎肉、再加上炖了半只鸡的老汤——这“老三样”在母亲手里搅匀、上笼,蒸出的焖子透亮筋道。弟弟夹起一块塞进嘴里:“妈,还是这个味儿,我在石家庄跑遍早市都买不着。”父亲笑着举起酒杯:“你妈特意多做了一倍,就怕你们仨家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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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着焖子的,是母亲自己炸的油条和年糕。金黄的油条酥脆蓬松,年糕上嵌着红枣,寓意“年年高”。还有那一方方手工豆腐,豆香浓郁——这三样是母亲心里的“铁三角”,“外面买的是省事,但孩子们回来过年,就得吃这口手做的。”
当然,马年的餐桌也有新气象。在县城开过餐馆、后来又去南方闯荡过的弟弟,今晚是掌勺主力。我带回的渤海湾大虾和扇贝肉,在他手里变了样。大虾开背去线,薄浆一裹,入锅炸到壳酥肉嫩,咬下去满口鲜香;扇贝配上干辣椒和蒜蓉猛火爆炒,辣香扑鼻,吃得孩子们直吸溜嘴还抢着夹。弟弟一边颠勺一边嘚瑟:“哥,你这食材好,我这手艺可没撂下。”
哥哥从正定赶回来,带回一道马来西亚烤肉。那是他跟华侨的岳父学的“洋手艺”,提前腌了一夜的五花肉,烤到表皮酥脆、内里香糯,一上桌就成了“明星菜品”。弟弟当场掏出手机记配料,母亲也凑过去看:“这洋玩意儿还真挺香,明年过年咱也做。”
凉菜是弟弟现拌的,清爽解腻;鱼是弟弟一早从集市买的红烧好的,寓意“年年有余”,热一下直接上桌;我带回了肉肠等各色熟食,切了几大盘。母亲劝大家少做点,结果盘盘见底。
当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馅饺子端上桌时,窗外的爆竹声密集起来。那是母亲下午亲手包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流油。她这才解下围裙,坐在孙子孙女中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一桌年夜饭,吃的是团圆,品的是变迁。母亲的焖子、年糕和油条守住了河北农家年的传统味觉,哥哥的马来西亚烤肉映射出农民子弟走南闯北的视野,我带回的海鲜和弟弟的厨艺,则是物流便利与技能反哺乡村的缩影。
筷子在盘碟间交错,酒杯在笑声中举起。从老手艺到新菜品,从本地食材到沿海风味,这顿冀中平原上的除夕宴,正在悄然记录着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饮食现代化”。但无论菜品如何流转,只要父母在,老家在,那一口“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游子心中最暖的归途。
马年钟声敲响,院子里红灯笼摇曳。新的一年,愿这烟火人家,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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