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逝世28年后，李贤淑私自将溥仪骨灰移出八宝山：我不和他合葬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的秋夜格外清冷。协和医院病房内的灯光昏黄，末代皇帝溥仪在病榻上走完了61年的人生路。几小时后，关于他“身后事”的讨论，便在亲属与有关方面之间悄然展开。而将近三十年后，他的遗骨又被悄悄移出八宝山，改葬他处；再过几年，他的遗孀却在遗嘱中明确要求：自己绝不与他合葬。表面看是一桩家事，往深里追溯，却牵连着清帝国余绪、新中国法制建设、家族观念与个人选择，层层叠叠。

说到这里，就绕不开那段漫长而复杂的轨迹：从战犯到公民，从“宣统皇帝”到北京植物园普通工作人员，再到八宝山骨灰堂里的一盒骨灰。再从骨灰堂到华龙皇家陵园的迁移，从夫妻恩爱到“拒绝合葬”的决绝，这些片段拼在一起，才勾勒出溥仪与李淑贤这一对“特殊夫妻”在时代洪流中的起落与冷暖。

一、从战犯列车到植物园小职员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政权随之崩溃。1945年8月，溥仪在通化上空试图随日军逃往日本，却被苏军俘获，押往苏联。之后在伯力等地关押改造多年。到1950年7月，中苏双方根据协定移交战犯，一列载着伪满战犯的列车从苏联开往东北，溥仪便在其中。

那一夜，他听说要“移交中国”，心中惶恐不安。历代末代皇帝的下场在脑中翻滚，他很清楚自己背负的历史责任。列车抵达国内后，相关工作人员向他说明，将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集中学习”，而不是立刻执行死刑。对一个从小生活在帝王体系、后来又受日本扶植当“傀儡皇帝”的人来说，这种安排，既陌生，又让他无所适从。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溥仪的改造，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上的。之前在苏联，溥仪虽被关押，却仍有人照顾起居，连最基本的穿衣、洗漱、打饭，都由侄子与工作人员帮忙。到了抚顺，管理所发现，这位当过皇帝、又在监狱里待了五年的“战犯”，连儿童都能完成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欠缺，便在学习政治、历史的同时，有意识地教他一切从头来过。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思想改造与生活改造，在他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过去的溥仪一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伺候，心态上仍停留在皇族的优越感中。抚顺的管理者看准了这一点，通过共同劳动、集体生活和系统教育，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历史罪责，也接触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说，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从小长在紫禁城、又经历了日本扶植的人来说，冲击极大。

时间来到1959年。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赦战犯工作。1959年12月4日，国务院发布特赦令，溥仪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之中，正式摘下了“战犯”的身份标签，拿到了《特赦证》。从此，他从一个被押解、被监管的对象，转变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

特赦之后不久，他被安排到北京生活。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问起他未来打算时，他提到在抚顺时曾在医务室帮忙，有些兴趣，希望从事医疗工作。周总理听后，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而是耐心地劝他，做医生要对病人负责，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建议他利用自己特殊的经历，从事与历史经验相关的研究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写材料，更合适他的身体状况和知识结构。

这几次谈话，对溥仪影响很大。他真正感受到，国家对他不是简单的“惩罚”或“利用”，而是把他当作一个需要重新融入社会的公民来对待。1960年春节后，经多方商议，他被正式安排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工作，而不是送回故宫“看家”。之所以没有让他进故宫博物院，一方面是周总理顾虑到社会关注度过高，不利于他安静生活；另一方面，也有避免再强化“皇帝”符号的考量。

在植物园中，溥仪的工作并不特殊，主要是协助搞些资料、从事简单劳动等。北京市长彭真、郭沫若以及周恩来等人到植物园参观时，也会顺便看望他，关心他的身体和思想情况。身份落差不可谓不大，从紫禁城金銮殿到植物园普通职工，但他逐渐接受了这种生活。对于曾沉迷权势和礼仪的溥仪来说，有规律的劳动、有明确的工资收入，有几分安稳，有几分轻松。

二、李淑贤走进他的生活

溥仪一生娶过多位妻子：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等。这些婚姻大多带着政治或仪式色彩，真正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并不牢固。身为“末代皇帝”，他表面上妻妾成行，实则长期缺乏温情的家庭生活，这是很多资料都提到的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也关注他的婚姻问题。毛泽东在一次宴请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现在成家了吗？”又说当皇上总不能没有“娘娘”，言下之意是希望他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能够有一个正常家庭。但在具体择偶问题上，领导人也明确提醒他，要慎重，不要看重旧日的门第和虚名，而是要考虑能否真正过日子。

在这种背景下，1962年1月，一位叫李淑贤的杭州籍护士，经人介绍与溥仪相识。那时溥仪已经56岁，李淑贤则比他年轻不少。她在医院工作，家庭背景普通，生活节奏与大多数城市职工类似。

两人第一次见面，并没有所谓“皇家气派”。李淑贤后来回忆，溥仪给人的感觉很老实，说话不急不躁，穿着也朴素，看不出多少当年“宣统皇帝”的痕迹。双方的谈话，话题多是工作、生活、身体状况等，语气平和，不见距离。第二次、第三次见面后，溥仪愈发觉得这位年轻女子性格实在，不做作；而李淑贤也察觉，这个被历史反复提起的名字背后，是个有些腼腆、甚至略带笨拙的中年人。

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气氛。有一次见面时，溥仪有些拘谨，向李淑贤提起自己的年龄，说两人之间相差不小，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困扰。李淑贤半开玩笑回答，只要精神状态好，人会显得年轻；言外之意，是在试探，也是在缓和气氛。溥仪马上顺着话题说，自己因为认识她，心情轻松了许多，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对话并不华丽，却能看出双方在慢慢接近。

几个月的来往后，两人决定结婚。1962年4月30日，他们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婚礼。主持婚礼的是溥仪的七叔载涛，来宾多为亲友和同事。婚礼仪式非常简朴，没有车队，没有宴席排场，仅是按照普通北京人的习惯，简单致辞、互相祝福。对于溥仪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完婚。没有龙袍，没有大殿，只有一张张普通的椅子和几张桌子，也正是这种朴素，让这桩婚姻与他过去的婚姻截然不同。

婚后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对这对新人的生活给予关注。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包括溥仪夫妇、杜聿明夫妇在内的多位特赦人员及家属。在福建厅内，周总理主动走到溥仪夫妇跟前，握手问候，祝贺他们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当他得知李淑贤是杭州姑娘、在医院工作时，还笑着对溥仪说道：“你娶我们杭州姑娘喽。”一句轻松的玩笑，把紧张的气氛打散了不少。

接见结束后，周总理与两人并肩同行，仔细询问李淑贤的工作、受教育情况和身体状况，鼓励她继续钻研业务，在医院好好干。那天晚上，这对新婚夫妇兴奋得很晚才睡下。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被社会真正接纳的踏实感——一个经历特殊的男人，和一位普通的女工，组成了最常见形式的中国家庭。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专门问起溥仪的收入，听说他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八十多元，有些担心是否足以维持生活，还表示愿意用稿费资助他改善生活。溥仪得知后表示，自己已经可以只靠劳动工资养家，不好再接受额外的特别照顾。这种态度，一方面出于感激，一方面也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生活”的珍惜。

在这些年里，溥仪和李淑贤虽然有年龄差，但相处尚算和睦。李淑贤在外上班，回家照顾丈夫的起居。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撰写回忆材料，两人晚上会在一起聊天，谈到过去，也谈到现实中遇到的小事。家庭生活虽不富裕，但节奏稳定。对溥仪而言，能有这样几年的安稳时光，已经是意想不到。

三、溥仪身后事与“迁骨灰”争议

1964年秋天，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这种平静。那年9月，溥仪下班后发现小便带血，经检查，被诊断为前列腺炎。之后病情加重，11月再检查，被确诊为肾癌，不得不接受左肾切除手术。自此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协和医院与人民医院来来回回，住院多次。

住院期间，他仍保持着好动的习惯，喜欢与人聊天，不愿孤零零躺在病床上。李淑贤则几乎每天都到医院陪护，帮忙端水、喂饭、照顾生活细节，陪他熬过一段又一段漫长的治疗期。周恩来得知后，专门打电话要求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病情，组织专家会诊治疗。这种关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已经是相当重视。

病情恶化到一定程度后，溥仪心中有了预感。他曾对李淑贤坦言，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太少，还没来得及完成更多有价值的工作，就倒在病床上，心中愧疚。他也为家庭担忧，自认年纪大、不会做家务、没什么积蓄，挂念妻子的未来。有一次，他半带自责地说，自己拖累了她，将来若一走了之，不知谁来照顾她。李淑贤则强忍难过，劝他安心养病，等病情稳定后，再一起去公园散心。这样的话语，在那个病房里反复出现，是真实的夫妻对话，也带着浓重的时代气息。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因病去世，终年61岁。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对他的后事做出指示：在火化与土葬之间，可以由家属商量决定；安葬地点可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者其他适当地点，由家属选择。这种安排，体现了国家既尊重本人及家属意愿，又要兼顾实际条件和社会影响。

10月21日，爱新觉罗宗室成员聚在一起，讨论骨灰安置方案。有人倾向于把他葬在较为显眼的陵区，有人则顾虑当时的政治气氛，认为应保持低调。正争论不休时，弟弟溥杰提出一个看法：当时局势敏感，不能事事都麻烦中央领导，建议将骨灰暂存群众公墓。李淑贤也表示赞同，最后一行人决定将溥仪骨灰寄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决定并不完全符合溥仪生前愿望。据李淑贤后来回忆，溥仪曾提到，如果将来条件允许，希望能够土葬在清西陵一带，算是对清朝祖先的一种交代。只是当时政治环境和现实条件都不允许轻易谈“皇陵”“帝墓”，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便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选择。

时间来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氛围逐渐宽松，历史研究、旅游开发等多重因素交织，与清代有关的陵寝逐渐得到修缮和利用。爱新觉罗后人中，也有人开始提起为溥仪“迁葬”的话题，希望能让他以一种更接近传统的方式“入土为安”。在这样的环境下，关于骨灰迁移的讨论在家族内部起伏了一段时间。

1995年前后，距离溥仪去世已近三十年。李淑贤在多方奔走之下，决定把他的骨灰迁出八宝山，葬入河北易县一座名为“华龙皇家陵园”的墓区。这个陵园地理位置靠近清西陵一带，被视为与清代皇室陵寝有一定渊源。她的做法，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引发争议，有成员认为应当充分讨论、集体决策，而她当时的操作略显仓促，甚至被形容为“私自”迁出。

无论如何，迁葬一事最终完成。这样一来，溥仪既不再停留在象征新中国烈士、公务员与各界人士云集的八宝山，而是“回到”一片与清代皇陵相邻的土丘。是否真正实现了他生前的“西陵土葬愿望”，外界看法不一：一方面，这片陵园并非真正的清西陵地宫；另一方面，与祖先陵区相距不远，也算接近原先心愿。就家属选择而言，这大概已经是现实条件下能做到的最大让步。

四、“不要合葬”的遗嘱与复杂的余味

迁葬之后不到两年，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在北京去世。按照她生前留下的明确遗嘱，她的骨灰坚决不与溥仪合葬，而是要回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执行遗嘱时，相关人员遵从了她的意见，将她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而非华龙皇家陵园。这一句“我不和他合葬”，在大众视野中留下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号。

不少人自然会猜测：既然当年两人曾有一段看似和睦的夫妻生活，为何到了最后，她做出了如此决绝的选择？是感情生变，是性格磨合失败，还是对“皇帝”身份有了新的看法？这些问题，确实引人遐想。但从已有公开资料看，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留下简短遗嘱，未再展开解释。

从实际生活层面来看，这段婚姻并非毫无波折。溥仪在身患重病、住院多年期间，脾气时有起伏，对疾病忧虑，对现实无奈，对过去也有反思。李淑贤作为妻子，长期在医务工作与家庭照顾之间奔波，压力可想而知。一个是出身帝王、改造多年仍带着某些旧习惯的病人，一个是来自普通家庭、在新社会受教育并工作的妇女，两人的观念差异，想必在日常相处中也会表现出来。

另外，从时代背景来看，李淑贤成年后几乎完全在新中国的环境中成长，她接受的价值观、对社会的理解，更多是“劳动光荣”“人人平等”的观念。虽然她在生活中照顾溥仪，也意识到他所受的复杂历史牵连，但对“皇帝”这两个字，未必心生向往。迁葬后，溥仪被安放在带有“皇家”标签的陵园，而她最终选择回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种取舍，本身就带有象征意义——宁愿归于共和国无数普通逝者之中，也不愿再与“皇室”的象征捆绑。

再往深想一步，“不合葬”的决定，很可能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有现实中的摩擦，有身份差异带来的距离，也有个人对自己“该属于哪一类人”的判断。她曾说过，她和溥仪这个家庭，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这些印象深植心底。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她把自己归入新社会普通公民的一员，而不是“皇室遗孀”。从这个角度看，去八宝山，是一种主动的身份认同。

迁骨灰、立遗嘱、拒绝合葬，这些行为虽都发生在个人层面，却与更大的历史背景紧紧扭在一起。一边是封建帝制的残影，一边是新中国的制度与观念，中间夹着的是两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一个靠血统登上帝位，最后以普通公民身份离世；一个从普通家庭走出来，嫁给“末代皇帝”，却最终选择以最平实的方式告别。

从1950年那列战犯列车驶入边境，到1997年李淑贤离世，前后相距近半个世纪。溥仪的起落、李淑贤的选择、八宝山与华龙皇家陵园的来回，串起的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巨大变化。骨灰安放在哪一处，看似只是空间位置的差异，背后却写着他们各自对过去、对身份、对“安身立命何处”的理解。

溥仪在改造后，曾经真心珍惜普通人生活，尽量配合国家安排，从植物园的平凡工作，到回忆录写作，再到住院和去世，他一步步远离了“皇帝”这个词。李淑贤的遗嘱，则在某种意义上，把这条道路走得更彻底——至少在她这里，生命的终点并不需要“皇陵”的光环，只需要回到那个埋葬着无数普通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公墓。

至于她心底里对这段婚姻究竟如何评判，外人已难以完全洞察。留下来的，是一些具体的年月日，一些可以考证的交往细节，以及那句被广泛引用的遗愿。历史只给后人提供有限的线索，至于那些当事人未说出口的情绪和判断，只能停留在猜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