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对德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伍慧萍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超越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德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调整的背景下，这一信息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彰显了对外务实合作对德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价值。
“德国模式”的概念最早在1976年提出，用以描述德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成功诀窍。这一概念涵盖了德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系列成功要素，包括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制度保障、以隐形冠军为突出代表的实体制造、广泛的合作主义实践以及成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和环保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秩序与创新、效率与公正、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之间的持久平衡。德国在战争废墟之上建立起欧洲中等强国和发达国家，实现了国际认可与稳定复兴，其战后经济发展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如何兼顾发展、公正与可持续的重要路径。

然而，新世纪以来，欧洲接踵遭遇多重危机，德国所处的内外战略环境急遽恶化，其战后和平崛起的成功发展轨迹似乎也正在走向拐点。德国不但在安全上受到持续威胁，在政治上步其他欧洲国家后尘，呈现碎片化、政治极化和地区差异化趋势，而且作为老牌工业强国和欧洲经济发展引擎的地位日渐式微，经济与科技竞争力显著降低。近5年来，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缓慢，化工、汽车、钢铁等传统优势制造业陷入关厂裁员的困境。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模式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高福利政策和劳工权益的高标准成为双刃剑，带来劳动附加值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加上官僚体制程序繁冗、基础设施陈旧，对机械设备、基础设施和建筑投资率低等其他结构性弊端，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美国加征关税、内外需求乏力等短期挑战，拖累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另一方面，当前德国经济处于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的阵痛期，未能摆脱传统制造业的路径依赖束缚，严重制约了德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和工业竞争力。

在去年5月的首份政府声明中，新一届德国政府将推动经济增长与提升国民富裕水平列为执政优先事项。默茨总理本人长期从商，与经济界保持紧密联系，而作为主要执政党的联盟党历来以经济治理见长，在竞选过程中即已提出“经济优先”的指导思想以及减少企业税、简化税制、“去监管”等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政策主张。新政府上台之后拿出了一系列经济治理方案。

其一，扩大投资规模。为解决德国投资率低的问题，联邦议院放宽了宪法规定的借贷上限，批准5000亿欧元贷款用于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保护，包括整修道路、投资能源网络、数字化和科研等。此外，去年7月，举办“为德国制造”投资峰会，推动61家企业今后3年在德国投资6310亿欧元。其二，扶持传统制造业。默茨政府先后召开机械制造峰会、汽车峰会与钢铁峰会，加强对本土企业、核心产业和市场的扶持保护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建设，并推动欧盟放宽2025年燃油车禁令等过于激进的环保政策，以期稳住传统核心产业。其三，减轻企业经营负担。默茨政府首次设立数字与国家现代化部，出台《现代化议程》，针对德国经济体制的强监管、高标准特色带来的负面影响，专责推进改革，简化行政法规和监管程序，为企业实现制度性减负。

‍当前德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与调整也给中德关系带来一定影响。随着德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减弱，它的竞争力焦虑被放大，在对华经贸交往中，德国的国家安全意识和保护主义色彩显著上升，对华心态在政治姿态与经济现实之间、意识形态与共同利益之间摇摆，采取“去风险”的导向，增强对于本土企业、产业和市场的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德合作的基本面依然稳固，中国较长时间以来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大众、宝马、巴斯夫等德国汽车、化工和机械业的大集团纷纷加大在华投资，尤其是创新研发领域的合作力度。保护主义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只有遵从企业的内生合作与发展动力，培育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共同营造多元稳定的国际合作环境，德国经济发展方能重归成功。（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