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精英层达成统一：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先除掉身旁一个障碍

在国际关系里，最容易把一个国家“逼急”的，往往不是远处的对手，而是隔壁那个跑得更快的邻居。

放在南亚，这个邻居就是中国。印度国内不少精英与把中国描述成“外部障碍”，甚至把“想当世界大国”与“先处理这个障碍”绑定在一起。

中国是真的阻碍了印度发展吗？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印度会对中国有一种敌视的态度？

中印曾经很像：人口大、底子薄、都背着复杂的社会问题。

早些年，印度甚至在收入上并不落后。比如1980年印度人均年收入267美元，而中国80年代初约195美元，印度还高一点。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出口导向、吸引外资、制造业崛起，差距就一路拉开。

差距一拉开，心理账就开始算了：为什么你能、我不能？

这类问题在国内很难给出让所有人都舒服的答案。于是，“中国抢走市场”“中国挡了路”这种说法，就有了天然的传播土壤。它不需要解释印度内部的改革阻力、治理成本、利益格局，只要把责任往外一推，情绪立刻有了出口。

更现实的是，印度的经济结构确实不那么“硬”。服务业占GDP约五成，制造业不足两成。

莫迪政府十年前推出“印度制造”，目标把制造业占比提到四分之一，还要创造一亿个工业岗位，但十年过去占比不升反降。基础设施、电力、物流成本等短板又长期存在，这些都不是靠一句“外部障碍”就能解决的。

印度对中国的警惕并不只来自经济对比。1962年的边境冲突是长期心结，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很容易被政治化。时间久了，“警惕中国”逐渐变成跨党派都能接受的共识，媒体也常把边境议题放大，进一步固化社会认知。

印度习惯把自己当作南亚主导者、印度洋的“守门人”。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布局，在印度不少人眼里不是“正常的国际合作”，而是“在我家门口扩影响”。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很难用一句“互利共赢”去化解。

有意思的是，中印在经济上明明互补。中国的制造业与供应链，长期向印度提供工业中间品与相关产品，正好补印度制造业短板。

换句话说，如果真把中国当“障碍”一刀切掉，印度制造业成本可能更高，产业升级更难，反而不利于它在全球竞争。

但政治叙事常常不按经济逻辑走。因为“互补合作”解决不了印度社会最敏感的那几个问题：就业压力、贫富差距、产业瓶颈与地方治理掣肘。相比之下，“外部威胁”更能凝聚情绪，也更方便把复杂问题说成简单故事。

印度被认可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人均水平差距明显。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显示，印度人均GDP为2694美元；中国2024年人均GDP为13,445美元。总量和人均之间的巨大落差，背后就是贫富差距的结构性矛盾。

更深一层是社会结构问题。近期印度在2月重启种姓普查，连在印度生活的十几万华人都要登记种姓。印度宪法虽写着废除种姓制度，但现实社会的等级固化仍在。

历史上，1872年英国殖民当局首次做全国人口普查时把种姓纳入统计，使其制度化。独立后尼赫鲁把废除种姓制度写入宪法、废除不可接触制，并给低种姓保留三成公职名额，但依然难以从根上松动社会结构。

这些问题很“硬”，牵扯利益格局、地方执行、社会观念与政治动员，动一下都要付出代价。所以当内部改革缺乏足够共识时，把矛盾外移就成了更省力的选择。

除了竞争与焦虑，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担心，区域秩序的规则到底谁说了算。印度想在南亚与印度洋保持主导，但中国的产业能力、基建输出、贸易网络让周边国家多了选择。

对印度来说，这不是“输一场项目”，而是“别人不再只听你一家的”。这种“主导权稀释”的不适感，往往比经济数据更刺痛。

国家之间竞争很正常，印度把中国当作对标对象，也并非不可理解。问题在于：如果把发展困境都解释成“外部障碍”，就会错过真正需要下刀的地方，制造业与基建、治理执行、社会公平与教育医疗投入、以及利益结构的改革成本。

对印度来说，最现实的路径不是一边高度依赖供应链、一边政治上极限拉扯；而是把竞争放在提升自身能力上，把合作放在能产生增量的领域上。

毕竟，想当大国，最终拼的不是“讨厌谁”，而是“自己能不能把硬仗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