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嫡系部队仅用40小时起义，主将身份不一般，他后来怎么样了

1949年4月的东海上，春寒还未完全退去。一艘编号“中字102”的国民党坦克登陆艇，在波涛中悄悄改变航向。甲板之下，两千多名伞兵正在休息，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离开旧政权的腹地，驶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夜后来的历史，常用一个数字来概括——四十小时。但真正支撑这四十小时的，是此前两年多在暗处铺垫的地下工作，是一位“表面上是蒋介石嫡系上校团长、实际上是中共党员”的军官，所做出的艰难抉择。

有意思的是，这支起义部队，出发点在上海。那时的上海，仍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蒋介石亲自盯着的空军伞兵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伞兵三团，被视为“御林军”式的存在，装备精良，纪律严密，理论上是最不可能“出意外”的单位。然而偏偏是它，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春天，成了动摇旧政权的重要一环。

这场起义的领头人，叫刘农畯。从简历上看，他与无数黄埔出身军官没有太大区别：1912年出生于湖南邵东县，自小目睹战乱，1931年考入国民党军事院校，之后在军中一路升迁，从电台领班到连长、营长，再到伞兵司令部参谋处主任，最后担任伞兵三团团长。履历干干净净，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但在1943年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开始悄然偏转。

那一年，他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深造。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同学段伯宇——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课堂上，还是讲战术、讲参谋业务，课下的谈话，却慢慢触及旧政治的弊端和未来中国的出路。那时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国民党政权内部腐败、消极抗战的问题让不少军官心生迷惘。刘农畯也不例外，只是外人看不出来而已。

段伯宇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更多是借着日常交谈，讲延安的情况，讲共产党在根据地如何整军、如何减租减息。对当时的许多国民党军官来说，这些消息有点“耳目一新”。刘农畯原本只是觉得“听听也无妨”，但时间一长，越来越觉得，这或许才是中国摆脱乱局的一丝希望。不得不说，对于一个长期在旧军队中摸爬滚打的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往往来得悄无声息，却格外坚决。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战局发展已经十分明显。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连续取胜，南京、上海的失守不过是时间问题。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刘农畯在组织联系下，经段伯宇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身份没有公开，军衔照旧是国民党伞兵三团上校团长，但他的真实任务已经改变——以这层身份为掩护，把整团官兵完完整整带到解放区。

党组织为这次行动准备了两年多。地下党员悄悄在伞兵三团内部发展力量，既要保证队伍纪律、避免引起怀疑，又要逐步掌握关键岗位，比如通信、纠察、运输衔接等。试想一下，要在蒋介石极为重视的空军伞兵部队里做这些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风险可想而知。也正因为这一层背景，后来那“短短四十小时”的海上转向，背后才显得格外不简单。

一、从黄浦江出发：表面是调防，实际另有去处

1949年4月13日，上海黄浦江边一派繁忙。那天上午，伞兵三团与伞兵司令部部分直属连队，大约两千五百名官兵，在黄浦码头附近举行聚餐。表面理由很简单——部队即将乘军舰出发，算是一次送行聚会。对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很少有人会怀疑别的。

聚餐结束后，刘农畯站在广场中间，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向官兵预祝一路顺风。这一幕在军营里再正常不过，只是他随后宣布的一道“航行安排”，实际上处处藏着文章。他临时任命团副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其实李贵田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大部分军官并不知情。

李贵田随即宣布登船细则：各营、连、排以及团部都要按照指定舱位登上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所有成箱弹药统一上交团部集中存放；为保持舱内整洁和安全，各种枪支一律存放在舱板下面，士兵只带少量随身物品上铺位休息。与此同时，从各连抽调班长和士兵组成纠察队，由周其昌、孟虎两人担任正副队长，这两人同样是共产党人，直接受团部领导，负责全船纪律。

这些安排，乍一看很符合海上航行的常规要求，便于统一管理，也便于防止拥挤、走火等事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弹药集中、武器统一封存、纠察权集中在少数可靠骨干手中，一旦出现紧急事态，就能确保局势不被反对者控制。这些“细节”，为即将到来的起义提供了必要条件。

13日下午两点，中字102号登陆艇缓缓离开黄浦码头。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起义部队党支部成员各就各位，在部队不同层级暗中掌握行动节奏。下午四点，军舰按时通过吴淞口，离开近海，逐渐驶向外海。到晚上七点半时，舰艇已经行驶到花鸟山岛以东海域，这一带水域，是南下与北上的分界点。按照原定公开命令，这艘船是要把伞兵三团送往福州，与其他伞兵部队会合。但根据起义预案，一旦通过这个转折点，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

这一刻，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较量，马上展开。

二、海上掉头：四十小时之中的关键一瞬

当夜，海风渐起，驾驶舱内灯光昏黄。登陆艇艇长林某按照原命令，准备向南继续航行。这时，李贵田走进驾驶舱，径直登上驾驶台。林艇长显得有些不快，开口问道：“这里是驾驶重地，你来干什么？”语气中带着惯常的军中权威。

“我来传达国防部命令。”李贵田回答得很干脆，“我团临时奉命增援青岛，命令舰艇立即掉头北上。”他说话的同时，还做出要拍发电报的姿态。

林艇长当然不愿背这个责任，当场表示反对：“不可能，我的上级命令是把你们送到福州，你要改变方向，我必须请示。”在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中，下级擅自更改执行命令的航向，确实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李贵田没有给他太多余地：“军事行动瞬息万变，你运载我们团，就要听我们团指挥。如不服从军令，只能军法从事。”这几句话，说得十分硬气。对一名团副来说，这口气似乎有点越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是一种政治豪赌。

林艇长还想坚持，没想到起义方其实早有安排。纠察队成员已经保护着一位关键人物——爱国华侨海员白力行，同时还有原“重庆号”巡洋舰的轮机军士，也趁机进入驾驶台，协助掌握动力系统和方向控制。有了这层力量配合，林艇长再争辩，也明白自己再无绝对掌控权，只得无奈地下达“左满舵”的口令。

随着舵轮一转，偌大一艘登陆艇在海面上缓缓划出一个弧形，摇摆几下后，头朝北方。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技术动作，实际上，伞兵三团的政治命运已经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与此同时，起义力量安排的无线电台台长成书生，也进入了舰艇电讯室。他悄然拔掉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使得舰艇与国民党“国防部”的电讯联系中断。按规定，舰艇每天要与上级保持两次通信，报告位置和动态。从此刻起，102号登陆艇在旧政权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一着，不得不说布置得十分巧妙。

风浪渐渐加大，军舰在黑夜中上下起伏。舱内官兵大多只以为是正常海况，顶多觉得有些晕船。真正的紧张，集中在团长房舱里。那一晚，营以上军官会议，可以说直接决定了这次行动的成败。

不久，成书生敲门进入，立正后报告：“国防部来电。”他递上一份电报，随即转身离开。刘农畯扫了一眼电文，大意是命令伞兵三团北上增援青岛。这个“命令”，很明显是地下党员预案中的一环，用来掩护舰艇改变航线的行动。

在场军官并非全是“可靠对象”，有人当即表示怀疑。姜姓副团长率先发难，要求详细核对发报时间、呼号、频率乃至底稿保存情况，一连串问题犹如审讯。成书生对这些业务细节本来就非常熟悉，对答始终有条不紊，没有露出破绽。姜副团长一时看不出问题，却仍不死心，让成书生“发报请示国防部，再次核对北上靠岸地点和具体任务”。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各营长心中都有盘算。此时如果再请示，就等于把主动权交还给上级指挥机构，起义计划有被察觉的危险。刘农畯在这个关头没有再犹豫，直接表态：“我是团长，我向国防部负责。不要再请示了，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各位回到本营，切实掌握部队，不要听信谣言。”

这段表态不长，却等于给在场军官们提供了一个“台阶”——即便有人心里不安，也可以用“执行国防部命令”为理由，维持表面上的服从。对于一支尚在国民党编制名册之中的部队来说，这样的说辞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心理把握，正体现出刘农畯既熟悉旧军队内部运作，又已经从新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的复杂身份。

14日下午四点，登陆艇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六个小时，抵达相对安全海域。起义部队党支部判断，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公开向全团宣布起义。

三、连云港登陆：四十小时画句号，伞兵换旗帜

在向全体官兵宣布之前，刘农畯先在自己的客舱里，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这一次，他不再以“执行国防部命令”来作掩护，而是直接讲明方向。他开门见山，大致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南京、上海解放在即，全国局势已无法逆转，中国注定会有一个新的政权。摆在伞兵三团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追随国民党，那是死路；另一条是全团起义，投向解放军，为两千五百多名弟兄的性命谋一条出路。

话说完，舱内一时间无人出声。按军队上下级惯例，营连长们不可能当场大声反对，但沉默本身就说明问题：多数人尚在观察，不愿轻易站队。但是，在当时战局的大背景下，不少军官心里其实已经看清形势。沉默拖了一阵，有个连长终于开口：“请团长作主。”这句不长的表态，在军中却有很重的分量。其后，几个营连军官附和，一边是谨慎，一边也是现实考量。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二营营长杨鹤立问得比较直：“你们船上到底有多少共产党？有多少基本群众？士兵会不会同意？”这类问题绕不开。刘农畯没有回避，大意是：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代表的是广大人民利益，少数可以带动多数；至于基本群众，士兵中至少一半倾向于支持起义，二营更为明显。这样的回答，一方面让对方知道“不是少数人在冒险”，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地下工作早已扎根营连基层。

姜副团长进一步提出：“要起义，总得有共产党人站出来，我们想见见。”这是对“政治代表性”的直接要求。按照既定安排，陈家懋在此时起身，表明自己是中共党员。他从战局讲起，说南京、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即将解放；又讲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清楚阐明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障，愿意继续参加革命的部队可以整编为解放军的起义部队，不愿留下的，也可以领路费回乡。

这些内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吸引力。许多国民党基层军官身后都有家庭，对未来最关心的，不外乎“能不能保命”“会不会受惩罚”。起义政策说得明明白白，也就打消了不少顾虑。会场气氛逐渐缓和下来。营连长们随后又围绕起义后部队编制、官兵安置等问题提出若干具体疑问，刘农畯逐项解答，尽量让大家看到一条可行的退路。

会议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刘农畯顺势宣布，连以上军官一致同意全团起义。这当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但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也是确保行动统一的必要步骤。连级以上骨干基本点头后，下面士兵只要不出现大面积抵触，起义就能整体推进。

1949年4月15日凌晨六点，102号坦克登陆艇抵达连云港附近海域。此时距起义行动在海上实质启动，大约过去四十个小时。舰艇靠岸后，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在统一指挥下登岸。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地方党组织迅速介入，新海连市特委派出人员前往慰问，并紧急调动车辆与火车，将起义部队从海岸一线转移到新浦地区休整。

在这个过程中，起义党支部书记周其昌、组织委员陈家懋，向特委书记谷牧详细汇报起义经过。包括海上掉头的过程、营以上军官会议的情况，以及部队内部思想大致状态等。对于地方党组织而言，掌握这些细节，也关系到后续部队整编和安置。

4月18日，当地党组织召开欢迎伞兵三团起义大会，向这支刚刚“换旗”的部队表示肯定。起义部队专门致电毛泽东、朱德，报告起义情况并表示敬意。一个月后的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给予明确慰勉。这份复电，对伞兵三团官兵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定心丸”。

起义部队随即被改编为新中国的第一支人民伞兵部队——华东伞兵训练总队。原来的伞兵三团骨干，在新的编制下继续从事伞兵技术和训练工作。对于许多官兵来说，军装颜色变了，旗号变了，军纪与教育内容也不同了，但跳伞、空降、特种行动这些专业并没有丢，只是找到了新的服务对象。

后来，这支力量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又不久扩编为伞兵第一师。刘农畯因熟悉伞兵业务，又有丰富的指挥和参谋经验，被任命为师参谋长、上校副师长。其他参加起义的骨干，也分别在空降兵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在随后的岁月里，这支空降力量的建设，有相当一部分功劳要记在这些原国民党伞兵出身的军官和士兵头上。

四、主将的后半生：从隐蔽战线，到悄然离世

关于刘农畯，许多人只记得“蒋介石嫡系伞兵团长起义”这一标签。其实，他在起义之后的几十年里，所做的工作并不高调，却持续而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和伞兵建设几乎是从零起步，人才极度短缺。像他这样既懂伞兵专业，又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军官，自然成为重要的技术与管理骨干。

在伞兵第一师里，他主要负责参谋和训练方面工作。空降兵部队日常训练强度极大，对安全要求也极为严格，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伤亡事故。刘农畯在这方面显得格外谨慎。他出身旧军队，但对新制度有清晰认识，工作中既讲技术规范，也反复强调服从新军纪。很多后来成长起来的伞兵干部，对他都有较深印象——不是靠“喊口号”服众，而是凭借专业能力和实在作风。

值得一提的是，从身份转变角度看，他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原本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伞兵团长，被视为空军体系里的嫡系主力，却在战局关键时刻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一环。这种转变，并非一夜完成，而是战火、现实、思想斗争长期交织的结果。对当时不少中高级军官来说，选择在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与旧政权“切割”，既关乎个人前途，也关系到手下数千官兵的生死，压力之大，很难用几句空泛的话概括。

随着部队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刘农畯的工作重心也悄然发生变化。1963年，他专业到湖南省体委，担任副主任一职。这一调动，看似离开了军队系统，实际上与他长期参与体育式军事训练、熟悉身体素质培养、组织大规模训练活动等经历密切相关。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在那个时期与国防建设有许多交叉点，不少有军队背景的干部也被调往地方体育机构。

在湖南省体委工作期间，他不再处于聚光灯中心，日常多是组织训练、竞赛和群众体育活动，处理的事情更接地气，也更琐碎。对外界而言，他渐渐只是“某省体委副主任”，而不是那个曾经在东海上“左满舵”掉转军舰方向的伞兵团长。有时候，历史的戏剧性，恰恰在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战时惊心动魄，和平年代则平实到近乎平淡。

1976年，刘农畯因脑溢血在长沙去世，终年六十余岁。离世时，他已经在新中国的各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身份也早与当年那个国民党伞兵团长相去甚远。不过，从1912年出生，到1931年入国民党军事院校，再到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伞兵三团起义，这条线索串联起来，一位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亲身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军人形象，还是相当清晰。

回看伞兵三团起义这件事，有几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其一，这是一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嫡系部队，起义并非偶然，更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党组织通过长期深入的思想工作与组织渗透，从高层指挥到基层骨干逐步掌握主动的结果。其二，整个行动从上海起航到连云港靠岸，不过四十小时，时间看似短暂，背后却是两年多的潜伏和筹措。如果没有之前的扎实基础，很难在那样紧绷复杂的环境中，同时控制航行路线、通讯联络和船上秩序。

其三，起义之后，伞兵三团整体保留并迅速转化为新中国空降兵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平移式”接续，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国防建设极为宝贵。许多专业技术无法一夜重来，只能在改造中延续。伞兵三团的经历，正是一个典型例证。

至于那位“主将”，也就是刘农畯，他的命运并没有走向戏剧化的极端，没有卷入更大的政治风波，也没有被塑造成传奇式的公众人物。相反，在完成那次关键的起义行动之后，他更多是在军队和地方机构中，做着一名专业干部该做的事情，直至平静离世。

从时间轴来看，1912年到1976年，这六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政权更替、战火连绵，再到新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一名出身旧军队的伞兵团长，在其中扮演过旧政权嫡系军官、中共地下党员、起义主将、新中国空降兵干部、地方体育部门领导等多重角色。不同身份背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主线——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身后两千多名官兵的方向。

伞兵三团四十小时起义，表面看是军史上一则简短的“起义花名册记录”，细究之下，却是战争末期政治力量消长、军队内部思想微妙变化、隐蔽战线运作方式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缩影。在这个缩影之中，刘农畯的名字，既是一个具体人物，也代表了一类在剧烈时代变动中完成身份转换的军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