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汤恩伯之灾：百姓屁股被钳子拧出血，锅里煮的是两脚羊

1943年的一个阴沉午后，河南中部的田野上，风一阵一阵刮过，却连一丝水汽都没有带来，土壤像烧过一样发白，老人望着天，只嘟囔了一句：“这回怕是熬不过去了。”那一年，对河南人来说，不只是天不下雨这么简单。

在记忆中，那几年河南老乡嘴里常挂着四个字：“水、旱、蝗、汤。”前面三样，谁都知道是天灾；最后一个字，却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时任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盘踞鲁苏皖豫一带的汤恩伯。对许多受苦的百姓来说，他代表的，是比天灾更难躲的人祸。

有意思的是，后来提起“水旱蝗汤”，不少年轻人还能想到洪水、干旱、蝗虫，却很难说清“汤”是谁，只以为是一种新的灾害名词。只有年纪稍大、听过家里人讲旧事的人，还会皱皱眉，提一句：“那哪是啥词，那是一个人害苦了河南。”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亲历者。1948年前后，河南尉氏一带的小学教师陈振庭，把自己从1943年起经历的灾年写成回忆，后来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他用亲眼见到的细节，拼起那几年“水旱蝗汤”叠加在一起的凄惨画面，让人读了心里直发凉。

一、戏台上的“水旱蝗汤”

1949年，豫东农村的土台子戏院里上演了一出新戏，名字叫《血泪仇》。开场那句“这几年咱河南遭了大灾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让老百姓死去活来”，当时台下不少观众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这八个字，对他们不是比喻，而是刚刚熬过来的日子。

那时的尉氏县大营区，地方干部中有个年轻的区副区长，后来又当上区长，名字叫焦裕禄。解放后，他在1962年调任兰考县委书记，为治理风沙、内涝、盐碱倾尽心血。但在1948年前后，他还只是一个扎在乡村里忙前忙后的基层干部，也曾参与领导群众排演这出《血泪仇》，借戏说苦、借戏醒人。

台上演员唱的，是戏；坐在台下的老乡心里清楚，台词背后都有影子。大水来时，庄稼全泡在水里；转年一旱，地里裂开道道大缝；等到天不下雨，地里刚冒出的苗子，又被灰压压的蝗虫吃个精光。要命的是，灾荒还没完，军队、土匪接连来，扯粮要钱、拉壮丁，让人连一点喘气的空当都没有。

陈振庭回忆，那几年河南不少村子，白天人声极少，到了夜里才有人悄悄出来做饭、找水、打听消息。有人说：“天灾躲得过去，兵灾躲不过去。”这话听着有些极端，却很贴近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感受。

戏台上的“水旱蝗汤”，之所以能一下子传开，就是因为河南人心里早已把汤恩伯和那三种天灾并排放在一起了。这种民间的称呼，不是书生杜撰，而是从一口一口叹息、一件一件事中积攒起来的。

二、“汤灾”压顶：军队比匪更狠

汤恩伯出身军校，留过日学过军，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长期镇守中原。纸面上的头衔不少，既是军队统帅，又兼任所谓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主任，看起来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人物。

但在河南百姓眼中，他的军队留下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陈振庭记得，汤部士兵进村，多半是敞着军衣、帽子歪戴，枪一斜挎，一步三晃走进保公所。嘴里嚷嚷的，不离两个字：“催款”“要粮”，手里还拿着县里、区里层层下压的条子。

有读书人后来为汤恩伯辩解，说“水旱蝗汤”的“汤”其实指的是土匪，而不是这位将军。这样的说法，难免让亲历者心里一冷。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兵匪之间的界限，早就被现实模糊了：不少地方土匪和军队默契配合，先后上门，把一个个村子洗劫得干干净净。

彼时担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司令的李宗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对汤恩伯有过严厉批评。他提到一次随枣会战，本可借机围歼日军，汤部握有兵力，却以“保存实力”为由按兵不动，使战机白白流失。更要命的，是他在治军上的表现——军纪废弛，纵兵扰民，几乎成了老百姓口中的“兵灾”代表。

李宗仁提到，汤军所到之处，往往命令庄子里的成年男子全部离村寄宿，只留下妇孺和财物。所谓“防谍”，实际上给了士兵任意侵扰的机会。于是才有了那句流传甚广的民谣：“宁叫日本人来烧杀，不要汤家军来驻扎。”话讲得刻薄，却也反映出当时民意的失望。

河南地方官吏明知汤部军纪不整，却也不敢多言。原因很简单，谁都清楚这是委员长的心腹部队。哪怕上级发过无数“整肃军纪”的命令，到了真正执行时，也往往成了一纸空文。就这样，军队在执行征粮、抓丁任务时，越来越肆无忌惮。

陈振庭写过一桩亲眼所见的事。那天他路过大营完小前院，只见乡公所占用的北屋梁上吊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双手反绑，身体弓成一团，脚尖悬空，整个人颤抖不止。一个汤部士兵站在他面前，手里夹着铁钳，朝老汉的###猛拧，一边拧一边冷声喝道：“交不交粮？”

短短几下，血就顺着裤腿流下来，地下都浸了红印。屋里有个小伙子吓得脸色发青，小声嘀咕：“这哪是军队，这是活阎王。”旁边的人拉了他一下，只回了三个字：“小声点。”

类似的逼供和酷刑，并不是孤例。对一些基层军官来说，只要能把上级下达的征粮指标凑够，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县里压给乡里，乡里压给保甲，层层传导之下，最后承受一切的，只能是最底层的普通农户。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本人在战地照片里，总是一身笔挺军服，皮鞋擦得发亮，脸上带着几分“军政要员”的派头。照片这一边是光鲜，照片之外的河南乡村，却布满了饥饿、恐惧和民怨。

三、兵荒连着天荒：蝗虫、饥馑与“两脚羊”

如果只是水灾、旱灾，固然难熬，但老乡还能咬咬牙想办法熬几年。问题在于，兵灾压在头上时，整个社会的应对能力几乎被抽空，天灾随之变得更加致命。

1942年到1943年，黄河中下游一带先是大旱，雨季几乎成了空头支票。地里的墒情急剧变差，很多地方连麦苗都没来得及长齐，人们眼睁睁看着土地开裂，却拿不出什么有效办法。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人工增雨、防雹等手段还远没普及，人们能寄望的，仍旧是村口的龙王庙。

到了1943年春夏，蝗虫成灾。干旱的上一年让蝗卵大量存活，这一年一到气候适宜，幼蝗迅速孵化成群。陈振庭形容，那时的田野常常被一片灰黄色覆盖，蝗虫落在哪一片，哪一片的绿意就很快消失，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不少人拿着簸箕、竹帚、麻袋在地里来回赶蝗虫，动静稍微小一点，它们就蹲在秆上岿然不动；动静大一点，又忽然振翅飞起，铺天盖地，连太阳都被遮得黯了几分。有人数过，一根细高粱杆上能趴十几只飞蝗，这样的密度，庄稼想活都难。

按理说，蝗虫可以捉来吃，烤一烤、炸一炸，多少能补点蛋白。有年轻人就问：“那时候人都饿成那样，咋不多抓蝗虫当肉吃？”听起来是个主意，但放在当年的环境里，就显得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问题很简单，蝗虫确实能吃，可要烤、要炸，总得有油有盐。那几年大灾之下，连最普通的野菜都要和糠皮掺在一起吃，家里哪还剩油？蝗虫再多，抓一锅回来，没调料没油水，吃上两顿，人就没有胃口了。更何况，蝗虫只是把田里的青苗吃光，真正让人饿死、饿疯的，是颗粒无收之后的漫长饥荒。

再往下发展，就越发惨不忍睹。县东一带，有个历史老师曾给学生讲起自己见到的一幕。他到亲戚家做客，刚进屋就闻到一股诡异的香味，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羊肉，却又带着肉香。他趁主人出去打水时，悄悄掀开锅盖，看见锅里浮着一个幼年“两脚羊”的头。

有学生听不懂，就追问：“老师，’两脚羊’是啥？”教室里一阵沉默，有人已经低下头去。最终老师只吐了一句：“就是……人啊，小孩子。”话音落下，屋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变得很轻。

这种人吃人的惨剧，在1942—1943年的中原饥荒中，并非孤零零的传闻。史料中多有记载，只是许多人不忍细看。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些惨况出现的同时，军队仍在按部就班地派粮、催款，甚至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动用种种酷刑。

如果说蝗虫只吃地里的庄稼，汤军征粮则是直接伸手进了老百姓的米缸。家禽家畜，本可在灾年成为一家人保命的指望，却常常成为驻军行军路上的“军粮”。一只鸡、一头羊，对于部队而言不过是一顿饭，对那户人家而言，可能就是过冬的全部希望。

兵荒与天荒，就这样环环相扣。水灾打掉了一茬收成，旱灾压干了土地的最后一点力气，蝗虫刮走剩下的青苗，而军队和土匪又把原本可以留下的口粮搜刮一空。许多河南老乡后来回忆，那些年整天听到的，不是孩子的哭，就是大人的叹息。

1948年以后，战局发生变化，“水旱蝗汤”这个说法，也渐渐从活口变成了回忆。但在不少河南中老年人心里，那四个字始终是连在一起的：天灾可怕，人祸更烈。一旦两者叠加，留下的，就不止是粮仓的空，更是人心上的伤痕。

多年以后，汤恩伯的旧居在某些地方成了“景点”，有人前去参观、题字、拍照，甚至还有人写文章为他“翻案”，说什么“功过当分开看”。这种说法一出现，难免让熟悉史料的人产生疑问——如果让那些在1943年饿死的人、在保公所被拧得血肉模糊的老农、在锅里被煮成“两脚羊”的孩子开口，他们会如何评价这位军政首脑？

那几年河南乡间的照片还在：一边是脸颊凹陷、衣衫褴褛的农民，一边是腰间束着皮带、鞋面发亮的军官。这些静止的画面，与“水旱蝗汤”四字叠在一起，勾勒出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品行，更是一段教人难以忘却的时代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