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中旬,河内。
那个一直站在权力金字塔尖的黎笋,撒手人寰。
这消息一出,整个越南政坛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紧跟着,一场没动刀枪但惊心动魄的大转弯开始了。
黎笋走了,留给继任者的却不是什么金山银山,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
这摊子烂到什么程度?
说白了,就是把“枪杆子治国”这套逻辑玩到了死胡同。
接过接力棒的长征(本名邓春区),面对的是个标准的“噩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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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攥着两份清单:左手这份,写着威震东南亚的武装力量;右手那份,满篇都是红彤彤的赤字,还有饿得面黄肌瘦的老百姓。
这时候,摆在长征跟前的路,窄得只剩下两条:
第一条,照葫芦画瓢。
接着走黎笋的老路,哪怕把裤腰带勒断,也要硬撑着那个“地区一霸”的架子。
第二条,自扇耳光。
承认以前走偏了,顶着天大的政治雷区,调转船头。
长征咬咬牙,选了第二条。
要想明白这个决定有多烫手,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去,看看黎笋时代到底在这个国家身上压了多重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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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这人,脑子里的弦绷得很紧:安全感比天大。
自从1969年胡志明离世,黎笋掌舵后,他眼里就剩下一件事:统一,然后死守统一。
为了这个执念,他把越南这辆破车的油门踩到了油箱见底。
这背后烧的钱,那是海了去了。
为了跟北边那个大块头邻居(中国)较劲,还得在柬埔寨维持驻军,黎笋不得不养着一支吓人的军队。
规模多大?
整整12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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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的越南,穷得叮当响,工厂没几个,却养着一支能排进世界前列的陆军。
这就好比一个要饭的乞丐,非得花重金给自己套上一层防弹衣。
钱打哪儿来?
找苏联老大哥要。
黎笋的外交算盘打得很绝:彻底倒向莫斯科,换来枪炮和卢布。
仗着这个靠山,他在1978年发兵柬埔寨,要把红色高棉干掉;转过年来的1979年,又因为南海那点事儿和边界问题,跟中国狠狠干了一仗。
这两仗打下来,越南的面子是有了,里子却输了个精光。
在家里,为了防着“内鬼”,他搞起了排华那一套,硬生生逼走了大批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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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光是造孽,更是自断经脉——原本搞商业、懂经济的人才和资金全跑了,本就虚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在外面,因为赖在柬埔寨不走,越南在这个地球村里基本成了没朋友的孤儿,除了苏联那个圈子,谁都不稀罕搭理它。
所以,等黎笋闭眼那会儿,越南其实就是个穿着盔甲的“植物人”。
外壳看着硬,里面早就空了。
计划经济那一套死板教条,搞得企业半死不活,地里庄稼长不出来,买个火柴都得凭票。
老百姓心里的火,早就压不住了。
这就是长征接手时的烂牌。
长征上位后,头一件事就是扒拉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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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再顺着黎笋“打仗第一”的路子走,估计还没等敌人打进来,自己人就先饿死了。
于是,他拍了板,做出了第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砍军队。
这在当时简直是往油锅里泼水。
要知道,黎笋那会儿,军队就是天,是命根子。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敢烧到军队头上?
可长征没招了。
120万张嘴等着吃饭,每一天消耗的物资都是天文数字。
这笔钱,越南国库掏不出来,苏联那边也快供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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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把桌子一拍:裁掉40万。
这不光是少做40万人的饭,更是一个极其刺眼的信号——越南不打算玩“战时模式”了,要切换到“过日子模式”。
这笔账算得贼精:
头一条,省下来的军费,正好拿去修路架桥,给干瘪的经济输点血。
再一条,这40万青壮年劳动力,脱了军装回老家,那就是干活的好手。
还有一条最隐晦的心思——这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裁军就等于服软,说明越南不打算再在那儿张牙舞爪了。
后来的事儿证明,这步棋走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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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兵源减少,越南在外交上的调门也变了。
长征扔掉了那种“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架势,开始试着坐下来喝茶聊天。
跟邻居们关系缓和了,国际上的封锁圈也松了个口子,越南这口气总算是喘匀了。
省钱的事儿办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挣钱。
长征面临的第二个大难题,是关于肚皮的:咋能让大伙吃顿饱饭?
以前的越南,搞的是死板的计划经济。
地是公家的,种啥、收多少、怎么分,全听上面的。
结果就是养了一群混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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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才不傻,地里多收三五斗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谁还愿意顶着大太阳去拼命?
国家把啥都管起来了,唯独管不住饥荒蔓延。
这会儿,长征和党内那帮懂行的明白了,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得改规矩。
这就是后来响当当的“革新开放”(Doi Moi)。
这改革说穿了就一句话:承认人都有私心,让市场说了算。
动刀的第一块肉,选在了田间地头。
上面推行了“包产到户”。
这招在别处不稀奇,但在那会儿的越南,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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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分给农户,种啥你自己定,交够公粮,剩下全是自家锅里的。
这一招下去,效果神了。
农民的干劲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昨天还是在那儿磨洋工的荒地,今天就被伺候得油光水滑。
数字最老实。
政策下去没多久,越南不光把饿肚子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甚至有些年份,还能把多余的粮食拉出去换外汇。
从伸手要饭到卖粮数钱,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是因为换了个分蛋糕的法子。
肚子填饱了,工厂和商店也就有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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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再死盯着企业的一举一动,允许私人做买卖,甚至把大门敞开,喊外国老板进来发财。
外资带来了啥?
不光是绿票子,还有技术,还有管人的本事。
越南的工业化,就像被按了快进键。
路通了,电来了,烟囱开始冒烟了。
但这绝不是说改革就是一路鲜花掌声。
长征的这套打法,其实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市场经济这匹野马一旦撒开缰绳,虽然拉动了经济这辆破车,但也踢翻了不少旧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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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扎眼的就是贫富差距。
以前大家伙儿穷得整整齐齐,现在有人靠倒腾买卖发了家,另一拨人——特别是那些偏远山沟里没手艺的——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这种心里落差,加上社会结构的大洗牌,搞得社会矛盾依然尖锐,有些地方甚至火药味更浓了。
再说,虽说经济上搞了“革新”,但在政治那一块,越南还是小心翼翼。
改是改了一些皮毛,但一党执政的根基纹丝不动,权力还是抓得很紧。
老百姓兜里有了钱,但在参与国家大事上,能说话的地方还是不多。
这其实也是一种平衡术:用经济红利,换取政治底盘的稳当。
还有,外交上的“笑脸”虽然让环境好了不少,但并没有把所有雷都排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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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到了这会儿,越南跟北边邻居在边界上、特别是南海那片海域的争端,依然像根鱼刺一样卡在那儿。
长征的改革,让越南有了跟邻居做生意的本钱,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地缘政治的掰手腕。
回过头再去瞅1986年的那个拐点。
黎笋的离去,与其说是场悲剧,不如说是老天爷给越南的一个“松绑”的机会。
长征接了这个班,也没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新理论,他就是干对了一件事:回归常识。
他看懂了那本怎么算都是亏的账。
他知道120万大军养不起,那就裁;他知道大锅饭喂不饱肚子,那就分田;他知道跟全世界顶牛没好果子吃,那就服软。
这些决定在今天看来顺理成章,但在那个意识形态挂帅、冷战阴云还没散的年代,每走一步都需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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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能活过来,不是因为有什么神仙保佑,而是因为有人在悬崖边上,猛地踩了一脚刹车,然后把方向盘打死,换了条道。
这一脚刹车,把这个国家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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