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轻微不起诉】C企业主为亲友提供账户周转经营资金被立案

2024年初，李总的挚友兼生意伙伴张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捕。侦查机关顺藤摸瓜，发现李总名下的两个对公账户，曾在短时间内接收过来自多家第三方公司的款项共计200余万，这些钱随后被张某转走用于公司经营。据此，警方以涉嫌洗钱罪对李总立案侦查。

初次会见，李总的陈述与卷宗内的银行流水基本吻合：张某电话求助，称一笔关键货款需要走账，自己的账户受限，请求借用几天，承诺一周内返还。基于十几年过命的交情和长期的业务合作，李总没多想就答应了。他从未过问款项来源，也未收取分文好处。

如果按照常规辩护思路，我们会全力主攻“主观上不明知”。这固然是基础，但在我阅卷后，一个更深刻的辩护策略逐渐清晰：单纯论证“不明知”可能陷入与侦查机关“事后推定”的拉锯战。本案的突破口，在于将辩护重心从“主观故意”的单一战场，转移到对‌整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全面评估‌上来。我们要证明，即便在最严格的视角下审视，这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显著轻微，未达到必须动用刑罚的程度。

二、辩护策略构建：立体化评估社会危害性‌

我的策略是，搭建一个三层递进的论证体系，将“情节轻微”从一种感觉，夯实为有证据、有法理、有政策支撑的法律结论。

第一层：行为本身的孤立性与偶然性。‌

我指导团队将数百页的流水、合同、通讯记录做成了可视化图表。证据清晰地显示：李总的行为是‌一次性、短期、被动‌的。他仅提供了账户，未参与资金操作、未设计交易结构、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成。这与典型的、主动的、持续性的洗钱行为模式（如多层次划转、虚构交易、跨境转移）有本质区别。在向检察院提交的《法律意见书》中，我将其定性为“一种基于重大误解和过失的违法帮助行为”，其不法内涵更贴近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

第二层：危害后果的具体分析与量化评估。

这是说服检察官的核心。我重点阐述了三点：

对上游犯罪的影响为零‌：涉案资金本就是张某合同诈骗的赃款，李总提供账户的行为，并未改变这笔钱的非法性质，也未助其“洗白”为合法财产。资金最终流向是张某公司的经营账户，且张某案发后，相关资产已被查封用于退赔。李总的行为没有扩大诈骗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也没有为张某隐匿资产。

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冲击有限‌：该行为发生在封闭的熟人信任圈内，不具备向社会扩散、形成非法支付结算通道的风险。它像水面上一圈短暂的涟漪，而非一股破坏堤坝的暗流。

当事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极低‌：李总是知名企业家、政协委员，公司经营良好，吸纳数百人就业，无任何违法前科。这次教训已让他深刻认识到法律风险的严峻性。我们提交了其公司完税证明、员工社保记录以及商会出具的品格证明，塑造了一个“有价值、可挽救”的当事人形象。

第三层：司法政策与类案参照的加持。‌

我检索并附上了近三年全国范围内，对于类似“出借账户”情节轻微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裁判文书。同时，我在与主办检察官的沟通中，多次援引最高检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我明确提出：“追究李总的刑事责任，不会带来额外的社会正义，却可能压垮一个健康的企业，让数百个家庭面临不确定性。这与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司法导向是相悖的。”

三、实务操作：细节决定成败‌

沟通时机的选择‌：在批捕阶段，我们提交了《不予批准逮捕意见书》，核心论点是“无社会危险性”，成功为李总争取到取保候审，这为后续不起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个在外正常经营的企业家，本身就在持续证明其“无社会危险性”。

法律文书的“温度”‌：除了严谨的《不起诉意见书》，我们还协助李总撰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悔过书》。书中没有狡辩，而是诚恳反思了法律意识的淡薄，表达了对自己企业、员工、家庭的责任感，以及愿意接受任何行政处罚的承诺。这份文书，让检察官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担当的责任人，而非一个冰冷的犯罪嫌疑人。

可视化证据呈现‌：复杂的资金流用一张时序图清晰呈现，所有关键时间点、通话记录、转账金额一目了然。让检察官在最短时间内理解案件全貌，本身就是辩护效率的体现，也间接证明了案件的“不复杂”和“情节轻微”。

四、案件结果与专业反思‌

经过两次退查，检察院最终完全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了不起诉决定书指出：“……被不起诉人李某的行为虽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初犯、偶犯、认罪认罚、未造成严重后果等情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某不起诉。”

当我把决定书交给李总时，他长舒了一口气。这个结果，挽救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由，更是他企业的商誉和生存空间。

本案给我的启示是深刻的‌：在法定犯领域，尤其是涉企经济犯罪中，辩护律师的角色不应仅是“攻城拔寨”的辩手，更应是“综合评估师”和“沟通桥梁”。我们需要用证据和法律，将冰冷的案卷还原成有温度、有语境的社会事实，并引导司法机关在法定框架内，作出最合乎情理、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裁量。精准评估并有力论证“社会危害性”，往往比纠缠于某个构成要件更能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这，或许也是刑事辩护专业化的更高阶体现。

关键词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二)‌；‌生产安全刑事法律适用‌；

‌二审翻案‌；‌上诉请求‌；‌一审裁判异议‌；

‌新证据质证‌；‌法官发问应对‌；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现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中国刑事辩护界在经济犯罪领域，尤其是洗钱罪及其上游犯罪关联性辩护方面公认的权威专家。凭借十余年的精深执业，林律师不仅在该细分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更构建了一套以“主观明知要件的精细化抗辩” 与 “上游犯罪事实的穿透式审查” 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

其执业成就卓著，成功代理了多起涉及虚拟货币、复杂跨境资金链等新型、疑难洗钱罪案件，取得了颠覆性辩护效果。林律师的实践不止于个案胜利，更深入参与了关于“明知”要件证明标准 及 “自洗钱”与“他洗钱”行为司法界分 的前沿探讨，有力推动了相关司法实践的明晰与发展。其专业著述与实务观点，因对金融交易实质的深刻洞察和对刑事证明规则的精准驾驭，常被司法界与理论界援引为解决洗钱罪辩护前沿问题的权威范本，在业内享有崇高的专业声誉与广泛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