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青藏高原文明长卷

刘裕国

工艺精湛的阿舍利手斧、纹饰生动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青海热水墓地出土的精美器物、曾亮相《国家宝藏》的清代《格萨尔》唐卡组画……走进四川博物院“雪山之巅 大河之源——青藏高原的文明崛起与民族融合”特展现场，一幅跨越20余万年的历史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这次专题展汇聚了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甘肃等省区29家文博单位的珍贵文物425件(套)，其中，四川博物院近70件(套)馆藏珍品首次公开展出。展览以时间为序，分为三大篇章，生动呈现人类在青藏高原生存繁衍的历史和辉煌璀璨的文明，讲述了高原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故事。

初绽文明曙光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两省区全部，以及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总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被誉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孕育出灿烂而坚韧的文明，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瑰丽篇章。

走进第一单元“初启鸿蒙——史前至早期文明时期”，一件件古老的石器，见证了人类在青藏高原点燃的文明薪火。

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白石崖溶洞遗址出土了一块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被称为“夏河人”，距今至少16万年。专家破译其遗传信息后，将“夏河人”归入丹尼索瓦人。白石崖溶洞遗址的相关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群曾在洞穴内长期居住。这不仅说明丹尼索瓦人曾在高原东北部一带活动，更为探究东亚古人群构成、演化、迁徙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提供了关键线索。展柜里陈列着“夏河人”化石(复制品)和白石崖溶洞出土的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其中不少石制品具有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长期流行的“石核—石片”石器技术特点。

四川省稻城县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考古成果将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史往前推到22万年前。“这把手斧出自皮洛遗址第二期遗存，是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器物。”四川博物院陈列展览部副主任卢玥颖介绍，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皮洛遗址及川西高原其他地区都发现过手斧遗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开始种植粟、青稞，掀开了高原农耕文明的序章。距今5000年前后，甘肃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和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先后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南下，到达川西一带。展厅里呈现了四川阿坝马尔康孔龙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晚期彩陶和马家窑彩陶等文物，也展示了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马家窑彩陶精品。其中，蛙纹双耳彩陶壶为国家一级文物，蛙纹流畅，色彩鲜明，显示了远古先民的审美和匠心。

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青铜时代，石棺葬成为这一带较为常见的墓葬形式，墓中随葬青铜器、铁器、珠饰等器物，反映出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展览中可以看到四川茂县、云南迪庆和丽江等地出土的铜敦、铜杯、铜矛、双饼形茎首铜剑等文物，是研究高原东部文明进程和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

折射丝路繁华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地方政权，青藏高原文明发展翻开新的篇章。展览第二单元聚焦唐宋时期吐蕃文化的灿烂和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勾勒出汉、吐蕃、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苏毗、象雄(羊同)等不同族群深入交往的壮丽画卷。

唐蕃古道是唐代中原与青藏高原之间重要的交通与文化纽带，起自长安(今陕西西安)，经青海至逻些(今西藏拉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经此道赴吐蕃联姻，茶叶、丝绸、瓷器、马匹、药材等交流皆通过此道。唐蕃古道沿线出土的红地联珠对鹿纹锦、黄地宝花对鸟文锦等精美丝织品，折射出古道上商旅不绝、使者络绎的繁荣景象。

公元821年和822年，唐朝与吐蕃分别在长安、逻些会盟。公元823年，以盟文刻石立碑，称“唐蕃会盟碑”，成为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唐蕃会盟碑现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碑通高5.6米，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四面均刻文，西为正面。从四川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唐蕃会盟碑正面拓片可见，碑身正面刻有藏汉文对照的盟约，表达了“社稷如一”的意愿。

吐谷浑道又称“青海道”“河南道”，是丝绸之路支线中自青海至西域的一条线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从南北朝至唐代初期一直掌控着该道路系统的核心区域。

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处于吐谷浑道沿线，共有封土墓300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简牍等珍贵文物，表现出唐代吐谷浑道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景。“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迄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根据所出印章可知墓主是吐谷浑王。

血渭一号墓出土的一组精品文物格外吸睛。金光闪亮的鋬指金杯、金胡瓶，造型独特的双狮日月金牌饰、镂空方形大角鹿金牌饰，色彩斑斓的玛瑙串珠、琉璃珠饰……位于中心展柜的“外甥阿柴王之印”尤为珍贵。印章为银质，方形，边长1.8厘米，印面由骆驼图案和吐蕃文组成，大意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谓。历史上，吐谷浑王室曾与吐蕃王室联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这枚印章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与族属，印证了古文献的记载。

“高原丝绸之路是横亘青藏高原、贯通东西方的文明交流路网。我们通过精心挑选的展品和多媒体示意图，来表现它的丰富内涵。”卢玥颖说。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九九表译文》《尚书》等，是汉藏文化密切交流的写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米兰古城遗址出土的吐蕃文木简，反映了吐蕃文化向西域传播；云南丽江格子吐蕃碑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是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历史证物，碑饰图案亦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

公元9世纪以后，吐蕃地方政权衰落。公元10世纪初，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迁至阿里地区，其后裔在扎布让(今阿里札达县)建立了古格地方政权，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札达县古格王国遗址出土的藤盾、铠甲等，是士兵们守护高原丝路的必要装备；皮央·东嘎石窟的壁画吸纳八方艺术元素，展现出兼容并蓄的气度。

深化民族融合

元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的管理，青藏高原总体局势安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民族交融更加紧密。

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成吉思汗之孙阔端举行“凉州会谈”。随后，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甘肃武威白塔寺见证了这场名垂青史的会谈。此次展出了来自白塔寺的元代兽面建筑构件、锥形石塔顶、兽面瓦当等，引人追忆这段历史佳话。

展览第三单元展示了大量印信和政府文书、令牌等，从西藏博物馆的元代白兰王印(复制品)，到民族文化宫收藏的《明英宗敕封朵儿只领占封诰》《明孝宗皇帝敕谕灵藏赞善王》，再到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清乾隆九年(1744年)政府发给白利长官司的令牌，都是中央政权加强对青藏高原地区管理以及民族融合的实证。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央政府经营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区的政策之一，对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联系、民族交往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格尔木农场出土的元代贰贯“至元通行宝钞”纸币、伍佰文“中统元宝交钞”纸币等，反映了当时经济交流的兴盛，为研究元代青藏高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宝贵资料。

《格萨尔》史诗在青藏高原流传千年，是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瑰宝，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卢玥颖介绍，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格萨尔》唐卡组画创作于19世纪，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以绘画形式全面展示《格萨尔》史诗内容的唐卡。这套唐卡共有11幅，描绘了33个有关《格萨尔》的故事，内容丰富，绘画技艺精湛，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除了文物展示，展览中还有精彩纷呈的多媒体互动展项，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雪域高原的壮美，感受各民族团结友好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