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与中东国家伊朗爆发战争的最后几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这一决策彻底消除了外界对于美国现任政府是否敢于跨越红线、直接打击伊朗核计划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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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产生了一个直接后果:此后美国针对伊朗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发出的每一项军事威胁,都因这一“赤裸裸的侵略”先例而具备了极高的可信度。今年1月,美国军队扣押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华盛顿在外界眼中“言出必行”的强硬形象。
这场名为“午夜之锤”的军事行动,也引发了两个与特朗普试图迫使伊朗屈服的初衷截然相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午夜之锤”行动后美伊之间短暂的摩擦让德黑兰意识到,华盛顿虽然更容易扣动扳机,却绝不渴望陷入一场代价高昂且漫无止境的混战。伊朗方面敏锐地察觉到,尽管特朗普政府曾警告任何反击都会招致毁灭性打击,但当伊朗利用弹道导弹对美国驻卡塔尔基地实施报复后,特朗普并未勃然大怒,反而将其定性为迈向“和平与和谐”的契机,并迅速促成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
第二个后果更为深远:去年6月的战争让伊朗从“全面战争”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在那场为期12天的战争爆发前的数年里,德黑兰内部一直弥漫着一种近乎执念的避战心理。这种认为战争可以且必须在任何时刻、以任何代价避免的观念,曾让伊朗的决策层陷入了瘫痪般的谨慎。这不仅阻碍了伊朗对以色列袭击做出果断反击,也客观上纵容了以色列不断推高局势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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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去年6月的炮火之下,这种恐惧的屏障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认知:伊朗不再是站在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边缘,而是已经完全深陷于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领土内发起的周期性局部战争之中。
伊朗的将领们意识到,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唯一可靠途径,是让冲突脱离华盛顿所擅长的“快速、可控、管理化干预”轨道。他们试图将局势推向一个让美国和以色列都无法承受的持续升级领域。正如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近期发出的警告:“如果他们这次挑起战争,那将是一场地区性的全面战争。”
对于华盛顿而言,伊朗这种心理状态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极其糟糕的时机。伊朗正进入应对地区战争的全民动员状态,而华盛顿的军事野心显然尚未准备好超越那些“景观式”的军事实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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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非在暗示伊朗的武装力量已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而是指出双方在意志力和痛感耐受度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在这种不对称中,军事弱势的一方在承受与施加成本的意愿上反而受到的结构性约束更小。这种局面导致美国所处的战略态势,远比单纯的军事力量对比所显示的要糟糕得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决死意志的结晶,恰恰出现在伊朗地区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崩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作战深度的显著削弱,都让伊朗的战略环境空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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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志上的不对称近期在美伊重启核谈判的过程中得到了政治体现。当然,前提是假设当前的谈判反映了美方诚挚的协议意愿,而非像去年那样仅仅是战前的烟幕弹。
目前的谈判并非如某些言论所称,是美国成功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的证据。相反,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日益意识到选项的匮乏:要么攀爬至冲突升级阶梯的最顶端——即一场持续时间和强度可能脱离美国控制的全面对伊战争;要么重回谈判桌寻求和解。
如果当前的谈判能最终解决核僵局,那将再次证明华盛顿的真实心态:对伊全面战争是一个美国根本不想开启的巨大黑匣子。如果特朗普真有信心按照自己选定的时间、形式和强度取胜,他早就效仿扣押马杜罗的模式启动战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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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阻止他行动的,是伊朗确实具备将美国和整个地区拖入一场漫长磨人、并进一步加速美式霸权衰落的消耗战的能力。这种战争的后果在以往被认为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目前的僵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早在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前,其核心特征就已经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年追求核外交,其背后的军事逻辑与今日促使特朗普寻求外交手段的现实并无二致。
在脱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九年后,华盛顿面前的道路比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加清晰:要么是一场边界不再由华盛顿定义的地区战争,要么是一份或许在特朗普看来并不完美、却能将美国从深渊边缘拉回的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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