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169、舞女猝死之谜

《尘封档案》系列169、舞女猝死之谜

一、遗失的密函

本案那个猝死的舞女，名叫史红瑛，供职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仙乐门”。

“仙乐门”是一家中等档次的舞厅，不过在民国时的南京地面上有点儿名气。这倒并非是这家舞厅本身的设施、服务多么出众，或者拥有多少享有盛名的红舞女，而是因抗战爆发那一年的元旦前夜， “民国财神”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即那位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曾来光顾。当然，以孔二小姐的消费观念，她不可能到“仙乐门”来跳舞，可是她却驾着一辆摩托车单枪匹马赶来了——为了追杀一个名叫武哲的空军少校。据传，孔二小姐原本跟武少校相处得还不错，后来武哲突然不搭理她了。孔二小姐派人一打听，原来武哲跟“仙乐门”的一位年方十七的舞女在谈朋友。孔二小姐闻讯大怒，便于当晚，即1936年12月31日晚十时，携枪驾车杀奔“仙乐门”。

可是，孔二小姐却没杀成武哲，自己反倒出了洋相。她进门就拔枪，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把舞厅雇佣的保镖吓了个激灵，连忙挥手示意众人闪开。保镖的动作幅度很大，被正在舞池跳舞的武哲瞅个正着，认出这位女煞神乃是孔二小姐，连忙推开怀里的舞女，几步蹿到旁边的乐队那里。孔二小姐见状大喝“闲人卧倒”，随即朝天鸣枪。武哲知道来者不善，寻思要想脱身，只有给她点儿颜色看看。他也是带着手枪的，当下拔枪对准孔二小姐就开了火。武哲是空军部队有名的神枪手，一枪就把孔二小姐戴着的那顶宽檐厚绒帽打飞了，惊得她脸如土色，呆若木鸡般站在当地。武哲趁机从舞厅后门开溜。

这场没流血的枪战经媒体一报道，“仙乐门”顿时名声大噪，生意大好。武哲经此一劫，当然不敢再露面了。倒是那个舞女顿时走红，每天营业结束，拿出来结账的舞票总是她最多。这个舞女，就是史红瑛。

不过，这种走红实际上是由新闻媒体炒起来的，效应不会很长。史红瑛红了半年多，势头开始减弱，渐渐走下坡路。这时， “七七事变”爆发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北方战事上，接着是淞沪战役，南京的形势已经很危急，日军战机有时竟然飞到南京上空盘旋。可想而知，舞厅也好，舞女也好，都不在人们的关注之中了。哪怕这时孔二小姐手持双枪再到“仙乐门”闹事，而且真的把武哲打死，只怕也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再往下，11月13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南京的有钱人就开始作逃难打算了，史红瑛算不上有钱人，但她可以傍大款，没几天就不见了人影，据说是跟人去了武汉。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鼓吹“保卫大武汉”，但以当时日军的势头，那些上层人士们料想武汉大概也是保不牢的，于是就跟着政府机关去了重庆。很快就有熟人在重庆看见史红瑛打扮得珠光宝气在街头跟人晃荡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不久，史红瑛也回来了。这位当年的红舞女今非昔比，不知她在重庆结交了些什么角色，反正都是腰缠万贯之辈，待她回到南京时，已经有了一掷千金不皱眉头的底气。于是，史红瑛就成了“仙乐门”三个股东中的一位，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而且还是干股。这股份从何而来？“仙乐门”的老板任芝贵在日伪时期当过一任区维持会理事，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列入汉奸名单， “军统”将其逮捕，舞厅作为敌产没收。正好这时史红瑛“还都”，得知消。事后，不知她动用了什么关系，反正也就不过三天时间，任老板获释， “仙乐门”也原封不动归还给他了。任老板为表示感谢，把舞厅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赠给了史红瑛。

史红瑛对舞女这份职业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尽管已经是富婆了，她依旧供职于“仙乐门”。任老板请她做舞女领班，她一口回绝．说当一名舞女也蛮好。于是，史红瑛就成了南京城里唯一的一个老板、领班都管不着，其他舞女也不敢倾轧的最自由自在的特殊舞女。直至南京解放，史红瑛仍是当她的舞女。

1949年12月31日，距当年孔二小姐持枪杀奔“仙乐门”正好十三年的那个夜晚， “仙乐门”发生了一件事儿。

因为是元旦前夜，新中国成立后生意渐渐走下坡路的各家舞厅显得比平时热闹些，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舞客盈门，但毕竟比平时的“温吞水”状况要好得多。这天“仙乐门”的营业时间结束得比平时晚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也就是元旦凌晨两点过后才送走了最后一批舞客。舞女卸妆的时候，任老板和账房张先生、领班清点账款、舞票，给下班的舞女结算各自的收入，当场发了钞票。一干舞女拿到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报酬，无不喜上眉梢，正准备跟任老板道“拜拜”赶紧回家时，杂役老李匆匆出现在账房间门口，叫声“先生”，把一个折叠成梅花状的纸条递给任芝贵。

任芝贵接过纸条： “这是谁给我的？”

老李说： “不是谁给您的，是我在打扫舞厅时从沙发下面扫出来的。我估摸兴许是哪位来跳舞的先生不留心从口袋里掉落的吧。”

任芝贵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莲花，我很珍惜您和以前的那段幸福的时光，不知是否可以重温一回？请您考虑。谢谢！鑫于即日。”

任芝贵看纸条的时候，站在他侧后边的舞女领班白小玫踮起脚尖，视线刚好越过任芝贵的肩膀，把纸条上的字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嗤嗤”笑出声来。她这笑声，绊住了急着想离开的其他舞女的脚，都问她看见了啥。任芝贵没等白小玫张口，就把纸条上的字读了一遍，读罢，有点儿不以为然地问： “不就这么一句话吗？白小姐你笑什么呢？”

白小玫问： “先生您说这张纸条是写给谁的？”

任芝贵摇头： “咱‘仙乐门’没有叫莲花的呀，应该不是写给咱这里的人的。”

白小玫说： “看来先生您平时对咱们这些姐妹了解得不够，大伙儿说是吗？”

立马有两三个舞女笑着附和。任芝贵正觉奇怪间，有个叫宋静芬的舞女开腔道： “先生可能不知道，史姐的乳名就是莲花，她是阴历六月出生的。”

任芝贵恍然： “原来是留给史小姐的。史小姐今天没来上班，那人要想给她留字条，应该交给账台呀，怎么扔到了沙发底下？”

白小玫说： “我看那人有点儿心虚。他把纸条留在沙发底下，料想舞厅营业结束打扫时会被人发现，然后转给史姐。只怕根本没他所说的那段什么‘幸福时光’，而是为了给史姐抹黑！”

任芝贵说： “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妇女翻身作主人，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咱们就不要乱议论了。这张纸条，要不就请宋小姐给史小姐捎去吧，听说你跟她住得很近，顺道吧？当然，不能说我们认定是留给她的，就说老李打扫时发现了这张条子，我让你捎给她，问一下她是否知道落款的那个‘鑫’是谁。”

宋静芬跟史红瑛住得确实很近，就是一条巷子的对面邻居。两人都是苏北人，宝应同乡，不过宋静芬来南京谋生前两人并不相识。抗战胜利那年史红瑛成为“仙乐门”的股东后，宋静芬才应聘舞女。任老板对她不是十分满意，但史红瑛一听那口家乡话，立刻拍板说这个妹妹我收了！因此，宋静芬对史红瑛一直心怀感激。两年前，她嫁了个鳏夫，婚事还是史红瑛相帮张罗的。至于两人成为近邻，那是宋静芬的丈夫老罗给史红瑛介绍的房子，史红瑛对这个居所很是满意。

宋静芬回家时已是三点，寻思史红瑛肯定已经睡熟了，不便敲门。她的丈夫老罗原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警，南京解放后，经甄别，虽无欺压百姓、强横霸道之类的劣迹，可他是国民党员，所以没有留用。失业三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长江客运码头当保安。那个工作是早晚两班制，这段时间，正轮到老罗上早班，五点钟就得到码头。因为家离得远，路上骑自行车就得一个多钟头，所以宋静芬回家时丈夫已经起床了。宋静芬把纸条的事告诉丈夫，还拿出来给他看。老罗瞥了一眼，并不感兴趣，倒是对妻子后颈部一颗绿豆大的疖子有些担心，说不能任其长出来，那个位置上长疮疖是很凶险的，俗称“对口疮”，弄不好会有性命之虞。说着，就找出碘酒、棉球棒给妻子擦拭。擦完才发现火油炉上煮的牛奶眼看就要开锅，惊叫一声，扔下棉球棒就去关炉火。

老罗把牛奶倒在杯子里，又切了两片面包，中间夹上红肠，端到桌上让妻子吃夜宵。就在这时，老罗看到桌上的东西，不由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叫：“咦——”

怎么呢？原来，老罗刚才手忙脚乱，随手把用过的那支棉球棒一扔，正好扔在摊在桌上的纸条上，纸条的空白处显现出淡蓝色的字迹。老罗是国民政府中央警察学校的毕业生，接受过正规刑事侦查训练，平时也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知道碘酒可以显示用某种密写药水写在纸张上的文字。当下，他二话不说，立刻取过一支新的棉球棒，蘸了碘酒，轻轻擦拭那张纸条其他空白处。稍停，空白处显示出两行淡蓝色的字迹，他一看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气： “呵——不得了啊！”

这两行文字是： “所报方案经报请上峰审议，认为可以一试。所需经费、器材，筹措后照数拨给”。

即使是跟警务工作从未有过接触的文盲宋静芬，听丈夫给她读了一遍后，也是脸如土色： “这肯定是敌特分子在秘密联络啊，看来他们要搞破坏！这……难道……难道史姐是特务？”

老罗说： “这就不是你我眼下考虑的问题了，看来得立刻去公安局报告。我这一去公安局，上班就要迟到了。”

不过，这当儿也就顾不上迟到不迟到了，赶紧报告要紧。夫妻俩一个刚下班顾不上休息，另一个则是顾不上上班了，立刻出门，冒着凛冽的寒风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分局。

这张纸条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次日元旦，主管政保线的分局张副局长原是轮到休息，但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住处赶来了，叫齐了政保科正副科长、指导员和市局下派各分局轮流蹲点调研的正科级侦查员侯健坤，聚在一起对纸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这张纸条确系敌特分子留在“仙乐门”的，至于是故意放在沙发底下等候那个“莲花”来取，还是不慎遗失后被人无意间踢入沙发底下的，目前还不清楚。鉴于“仙乐门”并非白下分局的管辖范围，白下分局无权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按照工作纪律，立即上报市局（其时全称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当天上午十点，市局下令，由“仙乐门”所在区的鼓楼分局组建专案组对该纸条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市局政保处侦查员侯健坤提前结束在白下分局的蹲点调研，前往鼓楼分局该专案组担任顾问。鼓楼分局的专案组一共有四名侦查员，由齐明德担任组长。说来也巧，同是来自解放区的侯健坤、齐明德相互熟识，齐明德参加公安业务培训班时，侯健坤还给他们这班学员讲过课。二人一见面，自是十分激动。说笑片刻，大家一起坐下来分析案情。

不料，几个人刚把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传读了一遍，还没开始分析案情，忽然传来消息说“仙乐门”昨晚遭窃，要求分局出警。齐明德、侯健坤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侯健坤说：“只怕此举跟那张纸条有关系呢，咱们去看看。”

二、凌晨窃案

专案组五人赶到舞厅时，鼓楼分局刑侦队派出的三名刑警已经勘查过现场了。确切地说， “仙乐门”窃案应该是今晨发生的，因为舞厅结束营业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最后离开的是任老板、账房张先生和杂役老李，门是老李当着任、张两人的面锁上的，一共有两道——里面的玻璃推拉门和外面的铁栅栏门，都以铁链系住，再扣上一把大铜锁。这种防范对于寻常窃贼来说，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估计光顾“仙乐门”的那小偷本领平常，对付不了那两把大铜锁，是攀爬天窗进入现场的。天窗玻璃已被打碎，刑警在窗框上发现了手套的印痕，不知是案犯用于防寒的呢还是不想留下指纹。窗框上还留下了清晰的绳索系吊重物的勒痕，估计案犯是打碎天窗玻璃后，把绳索系在窗框上，顺着绳索进入现场的，作案后又抓着绳索攀爬而出。

刑警向专案组侦查员介绍了勘查现场的情况。案犯在舞厅的账房、舞客休息区、舞女更衣间、洗手间都留下了脚印，说明到过这四处；从脚印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的男子，较瘦，步履灵活。账房间的写字台、舞女的更衣箱都被撬开，损失情况容待舞厅老板、账房先生和一干舞女各自清点后方才可以统计出来。发现舞厅出事的是杂役老李，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前来舞厅上班，通常是中午十一时许抵达，开门后，打开窗户透气，生好煤炉，烧开水，打扫房间。这些活儿干完，老板、账房先生和舞女也就陆陆续续都来上班了。今天也是这样，哪知进门一看，情形不对，于是立刻给分局打电话报警。

刑警介绍情况时，任老板等人都来上班了，清点下来，账房间任老板和张先生的写字台抽斗被撬，大约上百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兑换比率为一万比一，下同）钞票被窃；舞女更衣柜全部被撬开，但因都未放钱钞和值钱物件，仅有五件质地较好的衣服被窃。

专案组侦查员对已被勘查过的现场作了复勘，这一查，果然有了发现。 “仙乐门”的厨房二十来平方米，刑警先前勘查现场时，只在厨房门口站着往里看了看，厨房地板擦拭得一抹光，别说脚印了，连豆粒大的零星杂屑都没有。再说，其时刑警已经勘查过账房间和舞女更衣室，对窃贼潜入舞厅的目的基本定了性——这厮是为钱财而来，而厨房里并无钱财，只有少量残羹冷饭，所以应该是“过门不入”。

而对于专案组侦查员来说，其想法就不同了。他们是特地为调查有敌特嫌疑的密函而来的，调查工作刚刚启动，八字还没一撇，因此脑子里没有框框。他们只觉得“仙乐门”的事儿似乎有点儿过于碰巧。昨晚同时发生了两桩案件，先是密函，然后是盗窃，而在这之前经营了二十八年的这家舞厅从未被窃贼光顾过，这不是有些奇怪吗？可是，如果让他们说出奇怪在哪里，却又没有头绪。

因为没有头绪，所以此刻复勘现场就如同黑夜行路、瞎子摸象一样，需要一步步地摸索着来。侦查员徐冬生进入厨房后，地面就不去留神了，确实没有任何痕迹。可是，地板上没有痕迹并不等于其他位置也没有痕迹，小徐只稍一俯身，便见桌子上有几个不太明显的指头印痕，跟舞池上方天窗玻璃上的一模一样，也是戴着棉纱手套留下的。一转眼，又发现角落里的水池旁边倒竖着拖把。小徐心里不禁一动，过去一摸，拖把是湿的，还能够拧得出水。徐冬生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厨房地板是窃贼擦拭的？

正这么想着时，另一侦查员蒋天飞来了，徐冬生跟蒋一说这个推测，蒋天飞二话不说便去找垃圾桶。那个垃圾桶放在煤炉边，本是个空火油箱，装上拎襻，废物利用，改成了垃圾桶。只见桶里的垃圾堆得有些蓬松，而且是一边高一边低，全然不似正常打扫卫生时从畚箕里倾倒进垃圾桶后形成的样子。

侦查员当即把杂役老李唤来，让他看了垃圾桶，老李说瞧这样子确实不是从畚箕里倒进去的。又问拖把怎么是湿的，老李更不清楚了，只记得昨晚因为舞厅营业结束得晚，所以他没打扫厨房，只把众人晚餐后留下的餐具洗了洗，想今天上班时再打扫的。

侦查员随即对厨房地面进行勘查，结果发现地板与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有垃圾细屑，用回形针挑出来仔细分辨，是几根鱼刺和青菜残渣。老李说昨天晚餐菜肴中有鱼，也有小青菜，青菜有些黄叶，他帮厨娘处理时摘掉了一些。这些都是扔在垃圾桶里的，怎么钻到缝隙里去了呢？

侦查员分析，昨晚潜入舞厅的那个窃贼曾进入厨房，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倾倒在地板上，从中翻寻过东西。他想寻找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被杂役老李打扫卫生时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那张纸条——密函！

专案组临时征用了“仙乐门”的账房间，五位成员对昨晚的案情进行了复原。估计情况大致上是这样的——

敌特以舞客身份前来“仙乐门”，想把密函递交给下家，这个下家有可能是舞厅人员，比如舞女、侍者、老板、账房、杂役（新中国成立后，舞厅已经不需要以前必不可少的“抱台脚”即保镖了）中的某一位，也可能是光顾“仙乐门”的哪位舞客。可是，这份密函却未能成功递交。也许是在跳舞时不慎把密函丢失了，又被人在不经意间踢进了沙发底下。该舞客当时并未察觉，在散场离开“仙乐门”后方才发现。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不允许他重返舞厅去寻找了，只好采取“入室盗窃”的手段潜入“仙乐门”。他先在舞池附近寻找，无果后又想到了厨房的垃圾桶，琢磨着也许是被杂役打扫掉了。为了掩盖自己的作案目的，在离开厨房时，他用拖把把地板擦干净。至于撬窃账房间、更衣室，那纯是为了把“入室盗窃”的把戏演得更逼真一些。

专案组议到达当儿的时候，舞厅雇佣的专门烧饭烧开水的厨娘上班来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说刚才经过前面那条巷子时，看见一群入围着巷口的垃圾箱议论纷纷，她喜欢看热闹，凑近去一看，竟是有人在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包衣服。厨娘刚说到这里，忽然注意到四周围着听她说话的舞女、侍者等神色不对，便问“你们都怎么啦”，这才知道舞厅昨晚遭窃了。厨娘如梦初醒，说怪不得，他们打开那个包袱时我看着里面的那几件衣服有些眼熟，没准儿就是这里被偷的吧？

这一说，有舞女忍不住就要奔出去看个究竟，被任老板喝住，说公安局同志正在调查，随时有可能传我们中的哪一位去问话，包括我和张先生在内，暂时都不要离开，直到公安局同志调查结束为止。说罢，转身去账房间向里面的侦查员反映了这个情况。专案组长齐明德便让任老板派人去把那包衣服拿来看看。

衣服拿来后，那几个丢失衣服的舞女都认领了。于是，刚才专案组作出的伪装入室盗窃的判断就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当然，窃贼从账房间窃得的钱钞是不会扔掉的。专案组接着分析，伪装成舞客的那个敌特来“仙乐门”，是想把密函传递给哪个下家呢？

侦查员之前已经从宋静娟夫妇口中知晓， “仙乐门”的“股东舞女”史红瑛的乳名叫“莲花”，但此女是否敌特的下家尚难判断，总不见得光凭一个乳名就把人家当敌特分子吧？经过一番讨论，五位侦查员认为，所谓“莲花”不一定具体指某个人，不过随手拿来用一下而已。当然，也有可能接收密函的那位确实叫“莲花”，而且就是“仙乐门”舞厅的某个成员——多半是舞女。从另一角度来分析，那个敌特之所以来“仙乐门”传递密函，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而要做到这一点，在舞厅这个特定场所，当然应该利用下舞池翩翩起舞之际传递密函。其时灯光昏暗，乐声悠扬，与舞女相依相偎，正是传递密函的最好机会。所以，那个下家应该是舞女。

以当时的行业规矩，舞客进入舞厅，先买舞票，每跳一曲给舞女一张舞票（也可以给数张），舞女最后是凭舞票跟舞厅拆账分成的。舞客只能跟该舞厅的舞女跳舞，否则，舞厅会立刻将其驱逐，甚至由“抱台脚”出场将违规者痛殴一顿。新中国成立后，舞厅没有“抱台脚”了，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把人赶出去算数，如中间发生纠纷，那就由派出所民警处理。这时候，民警通常都站在舞厅一边，因为舞厅是按照行规合法经营，而行规则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

由此，侦查员认为那个敌特肯定是来跟某个舞女见面传递密函的。不过，他一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未能成功完成使命。为何没有成功？不可能是因为没有机会。舞客只要买了舞票，就有权邀请该舞厅中的任何一位舞女下场跳舞，舞女只要不是正在跟别的舞客跳舞，就不得拒绝，也不得对看不入眼的舞客冷眼相待，这是职业道德，也是行业规矩。当然，舞女是分高、中、低三个档次的，每个档次的舞票价格不同，要接受高档服务，那就得付出高档次的服务费。既然如此，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敌特并没有见到接收密函的那个舞女。

12月31日晚上， “仙乐门”有哪几位舞女没有来上班呢？侦查员唤来账房张先生一问，只有一个——史红瑛。到这当儿，专案组就不得不把密函上明码写着的那个“莲花”跟史红瑛联系起来考虑了。

“仙乐门”此刻在场的十五名舞女逐个被专案组唤入账房间谈话，不问别的，单问史红瑛平时在舞厅的情况。十五个舞女一一问下来，侦查员觉得史红瑛还真有些可疑——不止一个舞女发现，在跳舞时有舞客往史红瑛的口袋、怀里塞过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没人看清，由此侦查员估计那东西体积很小。但不可能是舞票，舞客通常都是在每曲跳完之后，将舞女送回休息区座位时公开给舞票的。舞女一般也希望这当儿给舞票，因为这时灯光大亮，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舞客给的舞票不止一张，而是数张甚至一把，那对于她来说乃是一种荣耀。所以，舞客塞给史红瑛的不会是舞票，只可能是钞票，或者类似这次发现的纸条一类。

侦查员根据一干舞女所说的情况，认为是纸条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塞钞票的话，该舞客必有所图，不可能塞一次就结束，肯定要趁热打铁连续出击。通常的做法是先塞钞票，再邀约散场后外出吃夜宵，然后就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对付中低档舞女的，直截了当提出随其去开房间或者回住所；一种是对付高档舞女的，那就不能直截了当了，得“慢火细炖”，一点点加温，不止是钞票，还得一次次赠送化妆品、皮鞋、服饰，出手最大方的，比如当年国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与舞女张某交往时，还以轿车、洋房相赠。在这段时间里，绕不过的一步通常是除了自己每夜前往舞厅将该舞女包下一场狂跳之外，还得邀请一班朋友前往捧场，有门路的还会请新闻界撰文吹捧。

侦查员调阅了“仙乐门舞厅”自南京解放以来八个月的舞女拆账记录，发现史红瑛的伴舞票价虽然是第一档的，但邀其伴舞的舞客数量却并不很多，在该舞厅五名列入高档票价的舞女中名列第三；另据其他舞女所说的情况来看，近期并无哪一个或者哪一伙舞客专邀史红瑛下场跳舞。因此，专案组认为舞女所反映的给史红瑛塞东西的舞客应该不是平时那类“必有所图”之流，而是向其传递密函的敌特。如此看来，史红瑛有可能是敌特组织的秘密交通员。这跟专案组之前敌特没有见到接收密函的舞女的判断也相吻合，因为史红瑛那天没去“仙乐门”上班。

三、舞女猝死

专案组决定传讯史红瑛。那时的司法程序不如现在规范，传讯证是有的，但不带传讯证立刻施行传讯也可以。专案组没有时间开传讯证，一行五人当即前往白下区尚书里史红瑛寓所。

可是，史红瑛不在家。问邻居彭嫂，说上午看见史小姐从外面回来，提的菜篮子里装着鱼肉和冬笋、白菜等。这天是元旦，她显然是准备在家请客。不过，也就一会儿工夫，就看见她匆匆忙忙出去了，还拜托说她的被子晒在旁边的空地上，回头阳光转移了，请相帮移动一下。

另一个邻居老宓证实史红瑛确实出去了。当时老宓正好骑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行至解放路、尚书里交叉口时，正好看见史小姐站在路口挥手叫停一辆马车，登车而去。

这话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马车？像解放路、尚书里这样的地段可以通行马车？你没弄错吧？是的，没弄错，确实是马车，而且是挂车牌执照的客运马车。这是民国遗留下来的南京城里的一景。不过，老宓当时没留意那辆马车的牌照号码。专案组只好向非机动车营运行业公会求助，请该公会相帮了解上午十时许有哪辆营运马车在解放路、尚书里交叉口载过史红瑛那样的一位乘客。

下午四点多，行业公会查到了那辆载运史红瑛的马车，车夫老顾说那个女乘客是在中华路“大德旅馆”下的车。侦查员往“大德旅馆”打电话，询问午前是否有这样一个女性去过该旅馆。旅馆账房翻阅了旅客登记本，说是不是“仙乐门”的史红瑛小姐啊？她住在204房间。侦查员报了身份，请账房协助看住她，千万不能让她离开旅馆。如果有访客，也想办法留住。

五名侦查员赶到“大德旅馆”，账房介绍，史红瑛是上午十一点前入住该旅馆的。她本人没有登记，之前大约两个小时，有一中年瘦高个儿男子前往旅馆为她登记，向账房出示了盖有“仙乐门舞厅”店章的一份证明。侦查员问，史红瑛入住后，是否有人来找过她？那个年代，中档以下旅馆都是不设专门服务台的，值勤茶役除打扫卫生、烧水倒茶之外，还负责迎宾；而登记、安排客房、收费就是账房先生的活儿了。账房先生终日待在账房间，晚上也住宿其内，所以对是否有人来访、访的是谁都是一清二楚的。现在，账房先生告诉侦查员：“没有人来找过她，她也没有出去过。”

侦查员让茶房上楼去叩门，房内无应答；敲门加呼唤，仍无声响。一干侦查员意识到情况不妙，果断破门而入。冬日天黑得早，五点多时室内已经一片黑暗。打开电灯，只见史红瑛斜倚在房内那张双人沙发靠近窗户一侧的扶手上，低垂着脑袋，垂下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犹如一块厚实的黑色天鹅绒遮掩住整个脸部。侦查员徐冬生上前伸手轻轻碰了碰她，说： “都硬了！”顺手撩起她的头发，露出那张惨白夹杂着青灰色的脸庞。尽管五个侦查员谁都没见过史红瑛的真容，但上午去“仙乐门”勘查现场时，大伙儿都看到过舞厅门外海报橱窗里贴出的那五个“本厅台柱”的大幅照片，其中就有史红瑛。此刻一看，立即认定死者确是史红瑛本人。

这天是元旦，法医在家休息，市局派去接的汽车司机又开错了路，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法医赶来时，侦查员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现场勘查。殡葬车迟迟未到，专案组就接受法医的意见，跟旅馆方面协商后，在旅馆后院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库房里腾出一块空间，架起一块门板，拉上电灯，作为解剖尸体的工作场地。解剖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死者系中毒身亡。旅馆房间里遗留的热水瓶、茶杯以及里面喝剩的残茶都被侦查员带走，送往市局技术室进行技术鉴定，继而在茶杯的残茶中发现了剧毒成分。

鉴于史红瑛临终时神情平和，衣衫整洁，房间里没有搏斗的痕迹，对她的死因可以有两种推测：自杀和他杀。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史红瑛之前还去菜场买了远比平时多得多的鱼肉蔬菜，准备在家中请客，欢度元旦，没有理由突然改变主意，不但晚上的请客欢聚计划取消，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而且她不是死在自己家里，而是雇了马车从住所赶到旅馆，事先还让人拿着舞厅证明预订了房间。种种迹象表明，史红瑛应是死于他杀。

侦查员根据法医解剖、技术鉴定以及现场勘查、向旅馆了解到的情况，对史红瑛入住“大德旅馆”后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虚拟还原——

上午，那个中年男子持盖着“仙乐门舞厅”店章的证明前往旅馆给史红瑛订了一个房间。办理登记手续时，账房先生因对方手续齐全，所以什么也没问。预付了一天的住宿费后，来人提出要去房间看看。于是茶房领其上楼。那男子看了房间里的一应设施，没说什么，临末拿起沙发茶几上的茶叶筒，打开看看，闻闻，说这是炒青，而且是秋茶，不咋样，问是否有好一些的茶叶。茶房说先生抱歉，敝号就准备了这样一种茶叶，是从夫子庙“六品香茶庄”买来的。对方笑笑，说还“六品香”呢，我只闻闻就知道不是好茶，一股青草味儿。早料到你们没有什么好茶叶，我自己准备了，回头让史小姐喝这茶——说着，他把茶叶筒递给茶房，变魔术一样手一晃，从身上掏出一个一两装的茶叶纸盒放在茶几上。这茶房自十六岁学生意到现在，已经在这一行干了三十个年头，练就了一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吃饭本领，却也没看清对方那茶叶盒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那男子留下茶叶后就离开了，临出门前，对账房先生和茶房说： “那就这样了，一会儿史小姐自己会过来的。”

男子离开后不到一小时，一辆客运马车就在“大德旅馆”门前停下，茶房出去迎客，从马车上下来的正是史红瑛。茶房把她引领进房间，随即送上去一个热水瓶，指着茶几上的那个纸盒告诉对方，这是刚才给您预订房间的那位先生留下的，他说敝号的茶叶是秋茶，可能不合史小姐的口味。史红瑛微微一笑，点头致谢。茶房刚要离开，被史红瑛唤住，掏出一张一万元钞票递给他，说是小费。茶房婉言拒收，说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新社会新风气，敝号响应行业公会的倡议，已经停止收小费了，谢谢小姐。

茶房下楼后，账房彭先生问他： “刚才上楼的那位小姐，你知道是谁吗？”茶房说不认识，头一回见。彭先生说，当年孔二小姐持枪闯入“仙乐门”，差点儿把空军少校打死，就是因为她。茶房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自然听说过此事，却从未见过史红瑛。当下不住咋舌，说怪不得这么漂亮！彭先生当年也是舞厅常客，买过头等舞票和史红瑛跳过数支曲子，见茶房大惊小怪的样子，不由微微一笑： “今天史小姐是素颜淡妆，家常便服，如若你看见她当年下舞场时的那副模样，只怕眼珠子都转不动了。”

专案组分析，如果此前“仙乐门”发现敌特密函一事果真与史红瑛有关，目前的情况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

昨晚敌特传递密函不成，离开舞厅后又发现密函丢失，不得不冒险采取夜盗“仙乐门”的下策。可是，潜入“仙乐门”一番寻找的结果令其大失所望。这样问题就大了，如果密函被舞厅方面发现，史红瑛就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一旦她失风落网，很可能会供出整个组织。于是，敌特方面决定采取一了百了之法，将史红瑛灭口了事。他们派人在“大德旅馆”订了房间，然后通知史红瑛火速前往该旅馆。史红瑛嗜茶，即使在舞厅伴舞时，也是每跳一曲下场后必饮茶。所以，她进入旅馆房间后，立刻自己动手沏了一杯那个中年男子留赠的茶叶，结果一命呜呼。

离开“大德旅馆”，专案组立刻前往尚书里史红瑛的住所搜查。史红瑛租住的是一座三层楼房中位于二楼的小套房，有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准豪华型”了。看得出，她平时很讲究整洁，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所有物品都摆放得很整齐。搜查下来，除了发现有半本盖着“仙乐门舞厅”店章的空白证明外，没有其他可以和案件联系起来的东西。侦查员还特别留意了那个装满鱼肉蔬菜的竹篮子，甚至把那条三斤多重的青鱼肚子也剖开查看过了，并无异物。

上午专案组组建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认定并追查“仙乐门”发现的敌特密函的传递情况，如确认系敌特交通员传递给舞厅某个人员的，那就控制此人，然后顺藤摸瓜。了解侦查工作的人都知道，这种调查由于范围小，所涉及的调查对象也少，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线索的。在当天的实际工作中确实也是这样，很快就排查出了疑犯史红瑛。可是，眼下的情况就不同了——疑犯被灭口，继续追查的线索断了。

专案组长齐明德向顾问侯健坤请教： “现在该怎么办？”

侯健坤说了一个字： “等。”

“等？等什么？”

这回侯健坤说了两个字： “市局。”

齐明德恍然大悟。史红瑛被灭口之事已经向市局政保处领导报告，领导肯定会考虑增派人手。从案件管辖地来说， “大德旅馆”属于白下区，按理，市局应该通知白下公安分局调派侦查员前来参加专案侦查。如果现在绞尽脑汁分析案情，一会儿新力量来了，而且有可能是替代他这个组长的，那就还得把分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人家介绍。如此，倒还不如先休息片刻，待新成员来后一起分析案情。于是，齐明德说今晚就到此为止吧，大家休息，明天上午再说。

次日上午，诚如侯健坤估计的，专案组一上班就接到市局命令，专案组增加白下分局政保科派来的康杰民、郑福厚、宋三献三位同志，其中康杰民担任副组长；专案组驻地仍设于鼓楼分局。

充实新力量后的专案组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分析案情，讨论侦查方案，最后决定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开展调查：一是顺着那个中年男子预订房间所使用的“仙乐门舞厅”的那纸证明进行查摸，指望能够发现线索；二是调查敌特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

侦查员周永贵、蒋天飞两人奉命去“仙乐门”对证明来源进行调查。任老板和账房张先生出面接待。说到店章，张先生说是由他保管的，当下从锁着的抽斗里拿出来给周、蒋查看。侦查员问前晚舞厅遭窃，这枚店章是否被窃贼动过。张先生说，店章是和现金一起放在写字台那个锁着的大抽斗里的，抽斗被撬开了，钞票被窃，不过店章没有动过。

那么，凭什么断定窃贼没有用店章偷盖过空白证明呢？张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 “刚才听您二位同志介绍情况时，说到‘大德旅馆’在办理预订房间手续时验看了那个男子出示的证明，上面跟‘仙乐门’有关的有两点，一是店章，二是那张证明使用的是印有舞厅抬头的竖排信笺纸。那批信笺纸还是抗战胜利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春节后由我去‘大煌印刷社’印的，一共二十本，到去年夏天已经用光了，我又去‘大煌’印了三十本。新社会流行横排印刷，我就让印刷社给印了横排抬头。所以，您二位说的那纸用于预订房间的证明，只能是以前留下的空白证明，肯定不是前夜窃贼潜入舞厅时用店章盖的证明。”

侦查员马上想起了搜查史红瑛住所时发现的半本空白证明，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周永贵开口问道： “那么您所说的‘以前留下的空白证明’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回是任老板予以说明了。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逮捕，幸蒙史红瑛营救。为谢其大恩，任老板以舞厅百分之三十的股权相赠。 “仙乐门”重新营业后，尽管史红瑛再三拒绝做舞厅经理、襄理抑或大领班（任老板专为史而设的一个统领包括领班在内的全体舞女的职位），但任老板寻思，还是要表示出对她的充分信任，以便日后若不幸再遇难事可以得其相助，所以就在刚启用新店章后，盖了一本空白证明给史红瑛，让她随时使用，用完再取。当然，凭史红瑛能够从“军统”手里救出任老板的能耐，这种空白证明对她来说不足挂齿，后来她也未再向任老板要过，更没听说她在外面使用过。

周永贵、蒋天飞暗忖，在史红瑛的住所搜查出的那半本空白证明，应该就是任老板说的那本了。而那中年男子用来预订旅馆房间的证明，是那本证明中的一张，估计是之前从史红瑛那里获取的。

对空白证明的调查就此画上句号。虽然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于案子却没有什么帮助。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情况，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敌特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专案组预计到这项调查的工作量可能比较大，特意安排了六名侦查员，其中包括组长齐明德和市局顾问侯健坤。他们先是对史红瑛的几十户邻居逐家访问，详细了解元旦上午在家门口看到过什么情况，着重点是史红瑛和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一轮走访进行下来，未能获得什么线索。有不少邻居看见史红瑛提着空篮子出门或拎着一篮鱼肉蔬菜返回，无论是出去还是返回，她都是一副乐呵呵毫无心事的样子，至少跟七位邻居说过话，都提到了当晚要请客之事。至于史红瑛从菜场回来后立刻又匆匆出去的情况，除了之前看见那一幕的两个邻居外，又走访到了四位。其中一位张姓大嫂说，史红瑛再次出去时，神情看上去有点儿着急，和自己擦肩而过也没打招呼，张大嫂还以为她买菜时落了什么东西要去找呢。

侦查员在史家附近一株大树下会合，就地交换了意见，认为从史红瑛前后迥然不同的情绪变化来判断，至少在从菜场回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接到敌特同伙向其发出的速往“大德旅馆”的通知，回家后发现该通知，才匆匆出门。她离开住所时什么都没带，也未换装，由此估计通知中没向她示警，也没让她逃跑。这说明她对自己12月31日晚没在“仙乐门”出现而导致敌特交通员没传递成密函的事并不知晓，当然更不知道丢失的密函已落到警方手里。那么，史红瑛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接到让她前往“大德旅馆”的信息的？

众人七嘴八舌小声议下来，认为从史红瑛元旦上午买菜前后的情绪变化来判断，她应该是在从菜场回到家后的短短数分钟里获知那条信息的。从邻居提供的情况来看，这几分钟里，并无别人去找过她，也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在尚书里这一段街面出现过，所以应该排除该时段从外界传递信息的可能。可是，史红瑛却是真真切切就在这几分钟里获知了信息。她的住所并无电话机，搜查也没发现无线电收发报机，该信息是怎么被其获知的呢？有侦查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她去菜场买菜时，有人利用短暂接触的机会通过隐蔽手段向其传递了纸条，可能是夹在找回的钞票里，也有可能是在和她擦肩而过时，把揉成团的小纸条放进了她的菜篮子。她回家后发现了纸条，于是匆忙前往“大德旅馆”。

接下来就是去菜场调查。史红瑛去买菜的那家菜场位于解放路尚书里路口，是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后，效法上海英租界1868年修建沪上首家室内公共菜场之举下令修建的一家室内菜场，启用伊始就有专人管理，摊主须交摊位费。南京解放后，由工商部门接管，是南京市一家比较有名的公共菜场。这给专案组侦查员的调查提供了方便，过去找到市场办公室，马上有人接待，积极配合。

侦查员向对方提供了史红瑛元旦上午在菜场购买的荤素菜的名称，市场办公室向相关种类摊区了解后，打听到了几个摊贩，带来接受专案组调查，并未发现有甚嫌疑。正失望时，一个市场管理员从外面进来，说有摊贩向他报告，元旦上午曾看见史红瑛买完菜后在菜场3号门外驻步跟一个男子交谈过数分钟。

一干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莫非有戏？

四、两条线索

提供线索的是菜场3号门口两个卖冬笋的摊贩。这是一对嫡亲兄弟，姓甚不详，都患癞痢，故人都唤他们“大癞痢”、 “小癞痢”。元旦那天上午，太阳光很好，这对癞痢兄弟就把原在大门内第一个位置的摊位移到门外，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买卖。这是违规动作，按说是不可以的，但对于癞痢兄弟却是例外，因为卫生局张贴的疾病防治宣传资料中说，癞痢患者要经常晒太阳。那时候，人们特别把政府部门的话当回事，癞痢兄弟这样做，连市场管理员都默认了。史红瑛是这一带的区域名人，南京解放后她不再雇佣保姆，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隔三差五来菜场买菜，她不认识摊贩，摊贩却都认得她。所以，元旦上午史红瑛买完菜步出3号门和那男子说话时，就被癞痢兄弟留意到了。

癞痢兄弟告诉侦查员，那个男子大约四十来岁，身材高大挺拔，浓眉大眼，肤色黝黑；穿一件带海虎绒领子的空军皮夹克、黑色马裤和一双中高帮黑色皮靴，走起路来“笃笃”有声。那副架势，跟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的宪兵军官有一比。这人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因为之前癞痢兄弟也曾看见过他，此人还数次光顾过他们的冬笋摊头，买东西很爽快，不还价，付钱时还凑整数多给几个零钱。元旦上午，那人在3号门外欲往菜场里走，而史红瑛买好冬笋正好拎了菜篮子往马路对面去。两人在马路中间相遇，不约而同驻步，史红瑛叫了一声，好像是“秦先生”；那男子点头，也唤了声什么，正好有辆汽车开过，鸣了声喇叭，把他的声音盖过去了。然后，两人就到马路一侧说了几句话，这才分手。

侦查员寻思，既然这人常来买菜，穿着和体态特征又如此明显，菜场的摊贩中应该有人对其有印象。分头向各摊位菜贩询问下来，有小一半都说曾见到过此人，可是，谁也说不出这人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住在附近。

专案组只好去派出所求援了。派出所民警听了侦查员的描述，马上就对上了号： “哦！管段里有这样一位，他叫寻钟山。”

“姓寻？不是姓秦？”侦查员诧异。

民警肯定地说，是姓寻，他的户口原在泰淮分局，最近才迁过来。这边是他妻子的娘家，岳父母在南京解放后双双病亡，他的妻子继承了房产，全家把户口迁过来了。侦查员估计，可能是癞痢兄弟听错了，把“寻”听成了“秦”。正说到这里，派出所王所长从外面办事回来，听说侦查员要了解寻钟山的情况，便说他跟此人比较熟悉。原来，南京解放前老王从事地下工作时，在泰准区双龙街上开了一家小酒馆为掩护，正好跟寻钟山是邻居，寻隔三差五去小酒馆喝酒，有时则买些卤菜带回家，交道打久了，就成了熟人。

王所长介绍，寻钟山是南通人，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医学中专，学的是外科，毕业后进国民党军队做了一名见习军医，两年后成为正式军医，中尉军衔。到1948年下半年，寻钟山已是上校军医主任。年底，他被中共地下党策反，参加起义，交出了国民党军队储存的数量不菲的西药和医疗器械，这是解放军最需要的后勤物资。他因此而立功，原准备安排他去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任职，可是他再三坚辞，要求回南京老家。于是，发给一笔奖金后就让他回南京了。寻钟山回到原籍后，很快在长航医院谋得一份外科医生的工作。至于寻是怎么跟史红瑛相识的，王所长就不清楚了。

元月3日，专案组通过长航医院领导，悄然把寻钟山约至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专案组顾问侯健坤、组长齐明德和侦查员郑福厚、宋三献与其见面，当面向他了解情况。

寻钟山说，他跟史红瑛在抗战后期相识于重庆。当时，他供职于国民党陆军重庆兵站总医院，负责该院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管理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算是一个肥差，因为抗战进行到1943年时，正是最为艰难的当儿，西药、医疗器械极为紧缺，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紧俏异常，别说寻常百姓了，就是高级官员，没有路子也很难获得。可想而知，寻钟山当时是何等受人追捧。

一日，寻钟山接待了一个“军统”特务，对方姓薛，也是南京人，跟寻钟山攀得上一丁点儿亲戚关系。薛某是抗战前就已参加特训的老“军统”，这时已是上校军衔。他来找寻钟山，是为介绍一个病人到兵站医院求诊。这名患者就是史红瑛，她患上了中期梅毒，百药不治，据说只有打盘尼西林了。史红瑛钱钞不愁，却没有获得盘尼西林的路子，就找了薛某的“军统”上司牟少将。牟少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薛某跟寻钟山是亲戚，就安排薛出面找寻钟山解决这个难题。

寻钟山不好驳薛的面子，亲自给史红瑛开了盘尼西林，终于将其彻底治愈。史红瑛从此把寻钟山当救命恩人看待，逢年过节总要寄些礼品。抗战胜利，史红瑛回了南京，寻钟山则被排挤去了湖北，后又辗转多地，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南京解放后，寻钟山获准回来定居，搬迁到其妻继承的宅院后，有一次因其妻忙碌，代妻子来菜场买菜，跟史红瑛不期而遇，这才知道双方已是邻里。史红瑛还记得寻军医对她的帮助，仍要恢复以前在重庆时那种逢年过节送礼的做法，被寻婉拒了，说现在新社会新风气，要听政府的倡导。

至于元旦上午跟史红瑛在菜场3号门外相遇，纯属偶然。两人驻步谈了数分钟，史红瑛三言两语说了她的近况——蛮好；更多的话题则是替舞厅的一个姐妹咨询治疗梅毒，寻钟山说现在盘尼西林仍很紧俏，不过政府允许私人向海外购买，但邮寄进关后须凭医院治疗梅毒的证明前往领取。

专案组就此排除了寻钟山涉案的嫌疑。两人单独谈了六七分钟，如果寻是通知史红瑛前往“大德旅馆”的，哪里需要这么长时间，还不是一见面就递过话去？

下午，专案组正为断了线索发愁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有个小偷自称元旦那天曾往史红瑛的衣袋里塞过一张小纸条！

被称为“小偷”的那位年龄不小了，这年刚好五十挂零，人都称其“戴老四”，大名不详，据说在民国时留下的刑事卷宗中记载的也是这个名字。戴老四是句容人氏，自幼父母双亡，六岁行乞到南京。十岁那年，他被一个诨号“妙手真人”的道人收为弟子。 “妙手真人”是北方人，多年前来到江南，说他是“道人”而不说“道士”，是因为他不过一身道家信徒打扮，却从未从事过跟道家有关的任何活动。他的谋生手段是扒窃，其技艺高超到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妙手真人”的诨号即由此而来。后来， “妙手真人”定居南京，在玄武湖畔盖一草庐，以竹篱笆拦出一个院子。完工后，大江南北广撒“英雄帖”，集聚了三四百江湖人士，当众“金盆洗手”，宣布从此退出江湖。

此后，江湖上不再听说有“妙手真人”作案的传闻，不过，很快就有消息说“妙手真人”自开香堂，广收门徒。这种情况倘若发生在今天，那警方肯定要登门拜访，予以阻止。但那时是清代晚期，官府衙门的捕快听说此事，反倒额手相庆，因为这表明“妙手真人”金盆洗手之说属实，他们可以省心省力了。至于他老人家所收的弟子何时出道，出道后作案水平如何，那是若干年后的事儿了，先不必去考虑。

“妙手真人”收了多少门徒？江湖上有一个说法是：“收徒百人，入室十八”。就是说， “妙手真人”一共收了百名徒弟，但大部分是寄名弟子，真正的入室门徒不过十八个。而戴老四这家伙，竟然是那十八名入室弟子中的一个。据说那天“妙手真人”喝多了酒外出转悠，过桥时正好遇到小叫花戴老四，没来由地生出了收其为徒的念头。这个念头使“妙手真人”后悔不已，因为这小叫花看似聪明伶俐，其实资质平平，不肯刻苦练习，而且胆子也小，反应也迟钝，反正种种不适宜成为一个“优秀扒手”的特点他几乎都具备了。 “妙手真人”教其整整八年，其扒窃水平还及不上寄名弟子的一半。戴老四十八岁那年，年过七秩的“妙手真人”一气之下，不辞而别，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

戴老四从此就成了一名职业扒手。在“妙手真人”的弟子中，他的扒窃技艺最差，人品也最差，却有一项是超过其师兄弟的，那就是好色。他扒得钱钞后，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嫖娼，逛妓院，泡暗娼，轧姘头，其足迹遍及江南诸地。戴老四的人品差，具体体现在“有奶就是娘”，古语中的“盗亦有道”于其而言不如狗屁。抗战时，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在南京设立“南京区”，下设行动处、情报处、警卫大队等。情报处负责外勤的汉奸想出利用叫花子、扒手为他们收集情报的阴招，找到戴老四跟他一说，这主儿一口答应。此后，在南京活动的国民党“军统”、 “中统”特工，只要稍一大意，就会栽在“七十六号”手里；中共以及苏联方面的地下情报工作者有时也会马失前蹄。 “军统”、 “中统”吃了亏，一调查，原来是这小子在作梗，倒并未“锄”了他，而是以金钱、女色引诱，收罗戴老四为他们服务。戴老四不笨，采取的策略是谁给钱就卖给谁，挣得的钱钞挥霍不了，竟在天王府附近买了一座小宅院，娶了两个过时舞女，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

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戴老四也折进了局子。原本是要判他重刑的，幸亏承办法官阅卷还算仔细，发现戴老四也曾为“军统”、 “中统”出过力，尽管人家是给钱钞的，属于有偿服务，但有偿服务也是服务，所以只判了他三年六个月徒刑。戴老四服刑期满释放后，其以赃款购买的那套小宅院自然被国民党接收人员作为敌产给没收了，那两个舞女也早已不见影踪。戴老四想寻份工作做，但高不成低不就，最后还是“自食其力”重操旧业。

再说元旦那天，戴老四前几天刚从火车站扒得一个钱包，钱钞不少，于是就去了一个旧相好家。那是个半老徐娘，守寡不诚，客串暗娼。戴老四也属于“有钱就任性”那种类型的主儿，仗着腰包有点儿钱钞，让那寡妇另外招来了一个老姐妹。戴老四在那里昏天黑地混了三天四夜，元旦早晨掏空了口袋方才离开。出门不远，来到解放路尚书里的一家包子铺前，忽然觉得腹中空空，一摸口袋，也是空空如也。干脆就地找了个目标，把那人的钱包掏了。刚要进店堂去用早餐，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他还以为与哪位熟人朋友不期而遇，转脸一看，呆了——竟是失主！

那汉子中等身材，瘦而精悍，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戴老四想起当年“妙手真人”说过，具有这种眼神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果然，对方脸带笑容，嘴里说着“老哥，多日没见，兄弟想得慌啊”，伸手握住他的手，看似轻轻一握，戴老四的感觉却是自己的这只手已经进入了老虎钳的卡口，痛得几乎失声惨叫。幸亏那卡口立刻松了，他知道遇见了克星，不敢得罪对方，只得强装笑脸： “哦！是兄弟您呐！请！请——咱里面用早餐去。”

“鸭舌帽”摇摇头，指指对面的那家高悬“红羊大面”招牌的面馆： “还是我请老哥吃面吧，这家的羊肉面不错。”

进了面馆，两人在僻静的雅座落座，戴老四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退还赃物。但那人却不收，说既然老哥看上了这个钱包，兄弟自当相赠。戴老四在抗战时期类似这种把戏碰得多了，凡是合作方要找他办事，基本都是这话，所以并不吃惊，当下点头致谢，用目光询问对方要办什么事儿。 “鸭舌帽”点点头，说老哥看来您倒是懂行的，兄弟我没看错人。稍一停顿， “鸭舌帽”把一个折成梅花状的纸条放到戴老四面前，说麻烦老哥把这东西放到一个朋友的口袋里。然后，说了对方的年龄、相貌，生怕戴老四分辨不清，又特地告知那个小姐在南京一度有点儿名气，名叫史红瑛。

这个名字戴老四并不陌生。像他这种职业扒手，舞厅、戏院、电影院、溜冰场等公共场所乃是经常光顾之地，当年史红瑛刚出名时， “仙乐门”生意兴隆，正是扒手作业的好机会，他曾特地去过数次，每次都有不菲的收获。只是，如今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个史红瑛呢？

“鸭舌帽”说前面尚书里不远有个室内菜场你知道吗，就去菜场转悠，她今天上午肯定会在那里出现。戴老四寻思，这活儿对于自己来说易如反掌，不过得赶早，否则去晚了万一人家已经买了菜回家去了，那明天还得跑一趟。于是匆匆吃了几口面条，起身告辞。 “鸭舌帽”满意地点点头，说那个钱包里有二十来万钞票，就算是给老哥的辛苦费了。不过，这件事你必须圆满完成！戴老四说没问题，你若不放心，暗暗跟着我察看就是。

就这样，戴老四轻而易举地赚到了这笔钱钞。二十万元在当时的南京可以吃两三桌酒席，戴老四人品尽管不佳，但在江湖上总还有几个狐朋狗友，手头有了钱，就邀约了四个朋友前往秦淮河“昶盛酒家”喝酒。席间，喝多了老酒的戴老四信口胡吹，把这段事儿说了说，以显示自己“身手不凡”。

那四个狐朋狗友中有一个姓申的络腮胡子，人称“申胡子”，是个闲汉，即如今所说的无业人员。这人在失业前就经常偷自行车，现在没了工作，要吃要喝，其“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隔三差五出动，不获“战利品”决不收兵。元月3日上午，申胡子八点多钟就出动了。不过这天运气不佳，刚把一辆女式车偷到手，跨上去骑了要走的时候，被人抓个正着，揍了一顿之后扭送鼓楼分局。

那时，偷自行车属于“小偷小摸”，通常是派出所管，而像申胡子这种直接被群众扭送分局的，则由分局治安科管。南京解放前，申胡子运气不佳时也走过麦城，被拿下后，轻则关到晚上，中间还会让他做点儿打扫卫生、擦玻璃之类的劳役；一般的就送拘留所，关半月释放；严重的，那就要刑事拘留了。那时候拘留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三个月，长的呢，三年以上的都有，申胡子最长被拘留过五个月。

这次折进局子，申胡子的运气不太好，撞上了老关。那是个留用警察，以前对人犯很凶，南京解放后成为人民警察，态度似有改变，不那么凶狠了，可是却讲究坚持原则，落到他手里处理的人犯通常都是凶多吉少。此刻，申胡子的承办员就是老关。两人是熟人了，老关一见是申胡子，说了声“你又来啦”，伸手就从抽斗里取刑事拘留证。申胡子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大叫“关叔手下留情”。老关说要我留情也可以，你得有立功表现。申胡子情急之下，倏地想起戴老四胡吹的那段，当下也不管是真是假，立马端出来当救命稻草。老关每天阅读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知道元旦那天发生的“大德旅馆”命案，立刻制作了一份笔录送交领导。

于是，专案组的运气来了！

五、错疑好人

专案组了解上述情况后，随即派员去找戴老四。可是，打听下来却有些迷糊——戴老四竟然是个无家无口亦没登记过户籍的主儿。无家，是因为他当初那套小宅院在抗战胜利后已经被国民党政权作为敌伪财产没收了；无口，是因其虽然好色，到处拈花惹草，却没有子女，至于同时娶得的那两个过气舞女，在其入狱后早已不知去向。刑释后他无处落户，也就成为无户口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角色并不鲜见，给城市治安管理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后来政府想出了对策，把这些人统统收容后送去开荒种田，然后又推出了“统购统销”，从吃穿源头上控制，防止这种现象出现。

那么，眼下专案组该到哪里去找这个戴老四呢？侦查员商量下来，认为戴老四既然是职业扒手，那肯定在南京地面上的黑道中大大有名，只要找到道上人士就能打听到其下落。这思路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戴老四已经坐在专案组驻地鼓楼分局办公室里接受侦查员的调查了。

戴老四所说的情况跟申胡子交代的相同，侦查员不想白折腾一趟，盯着这主儿反复追问细节，终于问出了之前被戴老四忽略掉的一点——那个要他往史红瑛口袋里放纸条的“鸭舌帽”，当时随身带着一个红白相间的小网兜，里面装着一双四个轮子的旱冰鞋。

这是一条线索，说明“鸭舌帽”很有可能是准备去溜冰场溜早场的。江南地区不像北方那样，冬天有可供滑冰的天然冰场。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能力和科技水平，当然也甭想搞一处人工制造的滑冰场供人们活动。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水泥铺设场地，供人们穿着底部装了四个轮子的旱冰鞋在上面转圈儿。这就不像北方那样叫“滑冰”了，而是称为“溜冰”。民国时期，溜冰场属于娱乐场所，收费比看电影贵些，尽管玩起来使人感到刺激，但也容易发生危险，轻的摔得鼻青脸肿，重的骨折也不少见，所以只有掏得出钱钞，又有空闲时间且不惧伤痛的青少年光顾，偶尔也有中年人，多是带着子女去学溜冰的。当时，溜冰场还属于比较稀有的娱乐场所，而设早场的溜冰场整个南京市只有一家——总工会的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的溜冰场属于市总工会的产业，工作人员就是总工会正式编制的干部。而侦查员也是公家干部，干部遇干部，事情就好办了。接待侦查员的那位姓郭，三十多岁，人称“老郭”。他听了来意，说这个对象应该是溜冰场的老玩家了，因为他是自备溜冰鞋的。那年头经济状况不佳，老百姓愁吃穿的不在少数，而溜冰鞋价格不菲，能够自备溜冰鞋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溜冰场的巡场员，另一种则是小开阔少。工人俱乐部溜冰场的巡场员是在社会上雇佣的临时工，不属干部编制。老郭说着，把巡场员小杨唤来跟侦查员见面。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看年龄就跟戴老四所说的那个“鸭舌帽”大相径庭。

不过，侦查员还是请小杨坐下．因为老郭所说的另一类溜冰者既然自备溜冰鞋，那必定是经常光顾溜冰场的，对于巡场员来说该是熟人了，可以向小杨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小杨果然对这些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串人名或者绰号，有十七位之多，然后一一介绍了年龄、体态、相貌，却并无与“鸭舌帽”相似的对象。

元月4日，专案组再次分析案情时想到了一种可能，也许“鸭舌帽”并非是去溜早场的，而是溜午场或者下午场，他随身带着溜冰鞋，是为了先办事再溜冰。这样一来，访查的范围就扩大了，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走访了全市五家溜冰场。这回倒是从工作人员或者巡场员那里获得了几个听上去跟“鸭舌帽”有些相似的对象，于是决定当晚带上戴老四一家家溜冰场辨认。

辨认结果：零收获！

这下，专案组诸君瞠目结舌了。没办法，还是开会吧，群策群力，必有突破。果然，议了片刻，有侦查员提出一个假设，会不会“鸭舌帽”带的那双溜冰鞋并非是他本人使用，而是给别人顺带捎一下，而“鸭舌帽”本人则是从不光顾溜冰场的？这一说，立刻产生了启示作用。侯健坤说有道理，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得开阔些，比如这双溜冰鞋是否有可能是刚从旧货店或者地摊上买的旧货，诸如此类。

专案组此时正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当儿，说得夸张些，只怕给个棒槌也当针了，再说这种推理还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全组侦查员跑了一天，走访各处旧货店摊，没有获得什么线索，只有侦查员宋三献说他跟摆旧货摊的老汉唠下来，人家说会不会那双冰鞋是送店铺去修理或者刚从修理店取回来？大伙儿想想，还真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戴老四确实曾说过那双冰鞋是旧的，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抱着把棒槌当针的念头，专案组决定明天继续分头调查，走访全市修理店摊。

次日中午，一干侦查员到专案组驻地碰头。侦查员宋三献在距解放路与尚书里交界路口一里多地的一条小巷口走访到一个修理杂七杂八小物件的师傅，得知那个中年师傅修理过一双旱冰鞋，鞋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师傅说，那双冰鞋是一个姓马的医生拿去请他修理的，那是一双女式冰鞋，应该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倾销携带来华的后勤物资时出售的。宋三献对冰鞋不是很感兴趣，他关心的是那位马医生。修理师傅说马医生住哪里不清楚，应该就在附近，因为他经常拿一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到摊头上去修理。据师傅估计，马医生应该是在鼓楼医院上班的，有一次修理师傅陪老婆去鼓楼医院看病，看见马医生骑着一辆自行车从里面出来，经过门卫室时门卫还跟其打招呼。

宋三献仔细询问这位马医生的年龄、体态，听修理师傅描述下来，还真跟那个戴鸭舌帽的主儿有些相似，而且马医生也喜欢戴鸭舌帽，有时戴黑色的，有时戴藏青的，还有一次，修理师傅看见他戴了一顶花格子薄呢的。元旦前两天，马医生拿着那双冰鞋到摊头上去修理，说好元旦上午去取，下午就要使用。元旦上午八点，马医生去摊头取了冰鞋，付了一万元钱。

于是，专案组就派人前往鼓楼医院打听是否有这样一位医生。了解下来，该院确实有这样一位眼科医生，名叫马斯理，回族，毕业于金陵大学医科，在鼓楼医院行医已有十多年，一向不问政治，没听说参加过什么组织。侦查员听下来，觉得此人并无涉案嫌疑，就决定与其当面谈谈。同时，从看守所把尚关押着的戴老四提出来，将其带往鼓楼医院悄然辨认。

马斯理来到工会办公室，听说侦查员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竟然显出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沉着冷静。一般情况下，普通人面对刑警的询问，要么紧张，要么好奇，可是，眼前这位马医生面对侦查员，其态度就仿佛坐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一样自然。侦查员核实过其姓名、年龄、民族，又不着边际地说了些时事新闻，然后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元旦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

马斯理的回答是： “在医院值班。”

“眼科节日也有门诊？”

“没有门诊，是医院组织的安全值班。”见侦查员不解，他又补充说，眼科节假日是不看门诊的，医院为保障节日安全，专门组织眼科、五官科、放射科等节假日不看门诊的科室医务人员日夜值班巡逻。这原是医院工勤人员的事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说劳动人民应该翻身当家作主，所以就安排医务人员来承担这活儿了。

侦查员请他具体说一说元旦那天来医院和离开医院的时间，下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冰鞋。马斯理却是摇头： “我没有冰鞋，也不会溜冰。”

这就奇怪了，他不是明明从修理匠那里取走了那双修好的溜冰鞋吗？为什么要否认呢？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工会副主席站在门口客气而又不无抱歉地说，市卫生局工会来电，让今天下午把一份材料整理出来后送去，资料都在这屋里，是否请您几位换个屋子去聊？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意味着戴老四已经带到，被安排在走廊对面屋里等着马斯理出去好辨认。于是侦查员说，马医生那咱们就换间屋继续往下聊吧。马斯理对此似乎根本不在意，和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门，进了隔壁的另一个办公室。他刚刚进屋背门而坐，门上那块书本大小的透光玻璃上就按上了一只手掌，又慢慢地捏成了一个拳头。

这是跟押解戴老四的侦查员约好的暗号，表明戴老四已经认定，马斯理就是让他往史红瑛口袋里放纸条的那个“鸭舌帽”。这下，屋里跟马斯理谈话的那两个侦查员顿时来劲，也不想跟他多说啥了，直截了当问： “元旦上午，你是几点到的医院？”

“大约九点前吧。”

“路上去过哪里吗？”

“路上？”马斯理仰起脸，仿佛是在努力回忆。这个动作在侦查员眼里显然有些装腔作势。接着，马斯理眨眨眼， “哦，在解放路上的一个修理摊前稍作停留，取一双修好的旱冰鞋。”

“冰鞋呢？”

马斯理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那是眼科护士长黄佩丽小姐的，取来就给她了。”

黄佩丽随即被侦查员找来接受调查，她证实那双旱冰鞋确实是她的，已经坏了几个月了。那天跟几个护士闲聊时说起找不到地方修理，太可惜了。这当儿，马医生来查护理记录，听见后说他家附近有一个修理匠擅长修理杂七杂八的小物件，收费不贵，他可以相帮带去交此人修理。黄佩丽大喜，就把旱冰鞋从家里带来交给马医生。元旦那天上午，马医生把修理好的冰鞋拿来了，收了一万元钞票。当天下午下班后，黄佩丽就去溜冰场溜了一场，鞋修得不错，她很满意。

黄佩丽的证词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旱冰鞋跟马斯理的涉案嫌疑并无必然的关系。侦查员当然倾向于相信老扒手戴老四的辨认，便继续盯着马斯理追查。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政府的民族政策，没准儿立刻就要将其带到分局正儿八经地讯问了。继续往下追查，那就要搞清楚马斯理元旦那天上午的每一个时间段都在哪里、干了什么、有谁证明。这下，马斯理恼火了，他提出质问： “我究竟触犯了政府的什么律条，要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审问？！”

如此，医院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谈话场所了，侦查员不得不出示传唤证，将其带往分局。那时候办案流行粗线条，别说传唤了，就是拘捕，不出示书面手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过，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性格比较谨慎，侦查员过来之前，他特地叮嘱带上空白传唤证，这会儿正好用上了——毕竟马斯理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医界多少有些小名气，还真不便照“常规”行事。

马斯理进了分局，干脆一言不发了，坐在那里，目光冷冷地看着侦查员——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看你们拿我怎么办！侦查员正商量对策时，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过来了，听了简短汇报，齐明德微微皱眉，对侯健坤道： “我觉得这情况听下来似乎哪里有点儿不对头。”

侯健坤也有同感，稍一沉思说： “先去问一下戴老四，他在早点铺掏那个‘鸭舌帽’的钱包大约是什么时候？”

马斯理被带到分局后片刻工夫，戴老四也被押过来了，问话倒很方便。这一问，侦查员发现还真有疑问——时间不对！据戴老四说，他在对“鸭舌帽”下手行窃前，马路对面电线杆上装着的那个高音喇叭里刚传出“嘟嘟嘟”的报时声，电台播音员播报说：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九点整。”这说明他接受“鸭舌帽”的任务应该是在九点以后。而据对医院元旦那天与马斯理一起值班的护士长黄佩丽等人的调查，马在九点前已经抵达医院了。这么说来，戴老四在早点铺前遇见的“鸭舌帽”应该不是马斯理呀！

齐明德立刻下令： “叫戴老四重新辨认！”

戴老四第二次辨认下来，否定了之前的结论。专案组意识到弄错了，立刻放人，当然还得赔礼道歉。马斯理倒也好说话，表示理解，还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为消除此举可能对马医生造成的舆论方面的不利，也为表示警方道歉的诚意，专案组长齐明德亲自驾车把马医生送回医院。

马斯理离开后，侦查员们看着戴老四，气不打一处来，说这戴老四还有脸声称自己是“妙手真人”的入室弟子哩，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按说早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没料想简直是有眼无珠，当面认人还出了差错，差点儿让咱们犯错误！

六、船厂老板

线索断了，只好重新研究如何往下侦查。元月6日，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该从哪个方向寻找切入点。开了半天会，最后决定从被害人史红瑛生前准备举行的“元旦晚宴”着手。专案组发现了一个之前被疏忽了的细节——据戴老四交代的情况，那个“鸭舌帽”之所以指派他去菜场往史红瑛的衣袋里放纸条，应是知晓史红瑛这天晚上要请客的信息，所以认定她上午会去菜场买菜。那么，大伙儿认为就有必要了解“元旦晚宴”是怎么回事，以及她准备邀请哪些人赴宴。

史红瑛是苏北宝应人，早年来南京谋生，不意成了一度颇有名气的红舞女，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仙乐门舞厅”的控股人之一。这在其苏北老家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桩新闻了，她也因此成了当地名人。史红瑛当初只身赴宁，乃是因为家乡遭灾，全家老小除她之外皆死于瘟疫，迫不得已才背井离乡。离家时，一干亲戚自顾不暇，哪有工夫关照她？后来她发迹了，亲戚这才来南京巴结，抗战胜利后，还利用重建祠堂的机会请史红瑛回乡参加庆典。和老家再次建立了联系，就有亲戚前来南京投奔，史红瑛接纳了其伯父夫妇和已故叔父那一支的一个堂兄一家，替他们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并通过关系落了户口，成为正式的“首都居民”。都在南京，来往也就多了，她和伯父、堂兄平时经常走动，节假日则必会相聚。

上述情况，是史红瑛生前跟邻居闲聊时透露的，邻居也多次看见过说话带着明显苏北口音的亲戚来她这边做客。史红瑛出事那天下午，这些亲戚前来赴宴，得知噩耗，无不哭得昏天黑地。然后就去派出所，要求对已被贴上封条的史红瑛住所启封，让他们清点财物，以便继承财产。派出所民警让他们留下住址和联系方式，说结案后会通知他们前来处置的，现场遗留的史红瑛从菜场买的那篮子鱼肉蔬菜倒是让他们带走了。不过，也幸亏有这么一番折腾，否则此刻专案组想找那些亲戚调查情况，还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哩。

专案组派出两路侦查员，周永贵、徐冬生负责对史红瑛的伯父伯母史名纲、金姜氏进行调查。他们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下来的关于那对夫妇抗战胜利后的落户情况跟史红瑛向邻居透露的一致。关于元旦晚上的聚会，夫妇俩说，那是冬至那天他们在家设席祭祀祖宗顺便亲戚相聚时，史红瑛跟他们和其堂兄说定了的。那么，当时是否听说过史红瑛还邀请了其他人参加呢？史名纲夫妇都摇头。再问平时是否听史红瑛说起过她跟什么人有交往等情况，那两口子也是一概不知。

另一路向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夫妇调查的是侦查员郑福厚、蒋天飞，与前一路一样，也未能调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这下，专案组诸君都有一种“傻了”的感觉，往下该怎么查呢？大家议来议去，总觉得向史红瑛的亲戚了解情况这条路尚未走完，应该继续往下走。尽管两路侦查员之前的调查结果好似“此路不通”，但一干侦查员都觉得不甘心。这时，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史红瑛的这些亲戚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召集来开一个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凡是跟史红瑛有关的事儿，不论大小详简，都谈一谈。也许，与案情相关的蛛丝马迹就隐藏其中。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赞同。专案组长齐明德马上向领导打报告，要求批两万元钞票，买些糖果、花生、瓜子、纸烟，把座谈会搞成茶话会的形式，气氛轻松些，大家无拘无束，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水果，那就免了，那时冬天水果稀少，价格奇高，估计写上去也会被领导划掉。

元月7日下午，专案组借用区文化馆的会议室召开了这个别具一格的座谈会。这个会从下午一点半开到五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尽管与会亲戚谈了许多史红瑛的情况，但都是生活琐事，诸如饮食嗜好、穿着打扮、性格特点之类，于破案没什么价值，这使全体侦查员很是失望，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道曙光！

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有子女各一，女儿史晓洁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可能受遗传影响，这个小姑娘的外貌、身形甚至性格都酷似姑姑，史红瑛特别喜欢她，经常买些零食或衣服相赠。史晓洁呢，跟姑姑也很亲，隔一段日子没见史红瑛就想念，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常去尚书里看姑姑。12月中旬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史晓洁又去看姑姑。那时的通信条件当然不可能提前联系，每次小姑娘过去都是不速之客，有时难免吃空门。这回也是这样，跑到尚书里一看，姑姑不在，在门口等了片刻，不见姑姑回来，只好悻悻而归。

走到尚书里解放路口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至马路对面烟纸店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史红瑛！史晓洁大喜，拔腿就往马路对面跑，行至一半的时候，她看见了车里下来的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西装革履，外罩米色呢质夹风衣，头戴浅蓝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褐色宽边眼镜，双手握着姑姑的右手，满脸堆笑，嘴里说着什么，但因为过往车辆鸣着喇叭，没有听清。史红瑛说话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走近，这回是听清了的，史红瑛说： “那就这样吧，衣（伊）先生，再见！”

不过，史晓洁无法确定史红瑛说的是“衣”还是“伊”，因为她知道《百家姓》里这两个姓都有。

史晓洁提供的这个情况，被专案组认为是这次座谈会上获得的唯一可能值得追查下去的线头。自从案发伊始，侦查员就向“仙乐门”方面详细调查过史红瑛的社会交往情况，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可是没有任何收获。像史红瑛这样一个舞女，社会交际面当然很广，不过，自从她从重庆返回南京成为“仙乐门”股东后，尽管还在舞厅伴舞，但在社交方面却跟寻常舞女不同，跟她在抗战前的舞女生涯也不同。她对所有舞客都热情备至，没有寻常舞女的那种职业性的厚此薄彼的势利，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追捧，因此， “仙乐门”自老板、账房到舞女、杂役，都无法向警方提供任何可以作为嫌疑对象的舞客，专案组也很早就放弃了企图从“仙乐门”获得线索的努力。现在，史晓洁小朋友所说的那位“衣（伊）先生”给侦查员带来了希望。

侦查员之前向“仙乐门”的人员进行调查时，那些人谁都没提到过有“衣（伊）先生”这样一个中年胖男，说明这人从未光顾过“仙乐门”。那年头经济条件差，大腹便便的主儿罕见，如果有这样一个外形醒目的家伙去舞厅跳舞，别说舞女了，就是其他舞客只怕也会议论纷纷。所以，这位“衣（伊）先生”应该是史红瑛舞女生涯之外的另一类交往对象。专案组此刻最需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人，退一步说，即便这位“衣（伊）先生”跟敌特分子没有关系，但他能跟史红瑛交往到在马路上众目睽睽之下双手紧握不放的程度，就不能用“一般朋友”来形容了。他很有可能向专案组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可是，如何找到此人呢？侦查员们认为有两个方式可以一试：一是通过全市派出所查此人的户籍，此人不是姓衣，就是姓伊，这两个姓氏都很少见，再加上“中年男性”、 “肥胖”、 “有轿车”这几个特征，查找范围就缩小了，花点儿工夫，总能找出这个家伙的。另一个方式是先不查人，而是单单盯着他那辆黑色轿车查摸。可以从市局交通处调出全市所有上牌照的黑色轿车所属的品牌，把这些品牌的汽车照片拿去请史晓洁辨认，然后盯着这种品牌的黑色轿车排查。采用这种方式排查的好处是便捷、快速，因为当时南京市的轿车本就不多，比较容易查到车主。大家讨论下来，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进行排查。

于是，先把史晓洁请到分局，让她辨认轿车照片。她仔细辨认了一阵，指着一张“福特1940”的照片说： “好像跟这辆有点儿像。”

专案组派员前往市局交通处查找“福特”轿车的公私车辆登记档案，一共有三十一辆，其中公车有十四辆，先放在一旁；其余的十七辆私车中．有一辆的车主名字就叫衣世运。再看底卡上的那张照片，确实属于肥头大耳一类，于是侦查员断定：就是此人！

专案组随即对衣世运进行了外围调查。衣世运又名衣西阳，四十岁，江苏镇江人，南京“西阳修船厂”老板，1930年参加青帮，抗战前成为帮会骨干。江湖上传称，此人颇讲义气，乐于帮助朋友。不过，因其遵循“百善孝为先”的传统，对其母甚为孝顺，跟着老母笃信佛教，凡是帮会械斗他一概不参加，也禁止其弟子以及船厂员工斗殴。他在帮会之间所起的作用是调解矛盾，对帮会所作的贡献则是在必要时捐款捐物。

抗战爆发后，其船厂被国民党政权临时征用，不知出于何故，他扔下厂子上了清凉山，以居士身份居于清凉寺，一住三年，足不出寺。待到他重新出现在南京街头时，石头城已是日伪统治，船厂被汉奸殷老三占有，专为日伪修造军用船只。殷老三也是青帮中人，辈分比衣世运低，闻知衣世运出关下山，便前往衣宅相请，称愿意交还船厂。对此，衣世运自始至终置若罔闻，不予搭理。然后，衣世运置办了一副糕团担子，每天自制糕团，挑着上街摇铃兜售，靠着这些微薄的利润养家糊口。日本宪兵队鉴于衣世运在青帮中的影响，很想让他替日伪效力，曾数次指派汉奸甚至日本军官直接出面，登门劝说衣世运出任伪职，均遭衣世运拒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还都南京，各路接收人员争抢敌伪资产，中饱私囊，被老百姓称为“劫收”，可是，却没人动“西阳修船厂”，国民政府原封不动将船厂连同日伪留下的正在修造的船只和仓库内的零部件、原材料一并发还给衣世运。衣世运大模大样一一笑纳，别说请客送礼了，连“谢”字也没说一声。此举使人大跌眼镜，都不知衣世运这个怪人是什么路数。之后，衣世运重新经营船厂，盈利不菲。转眼几年过去，南京解放，对政治敏感的那些人都认为这下衣世运是逃不了被共产党执掌的新政权问罪了，因为他既是青帮骨干，又跟国民党政权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正是人民政府要追究的对象。可是，再次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形出现了，人民政府竟然没动衣世运，也没见有干部找过这个修船厂老板，他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啥干啥。

1933年，衣世运娶浦口“仁义米行”老板之女王氏为妻，一直未有生育。王氏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时逃难去了武汉，1940年底，衣世运从清凉山下来后，将其接回南京。这时，衣世运的岳丈在浦口的米行早已毁于兵火，儿子儿媳也被日寇所杀，王老板中风半残，与老伴相依为命惨淡度日。衣世运遂让妻子把老两口接到家中同住，生活开支全靠他卖糕团维持。抗战胜利后，衣世运收回了船厂，岳父岳母却双双病殁。1947年，衣世运的妻子王氏也死于肺结核。衣世运至今未娶，过着单身生活。

负责调查的侦查员把上述一应情况向专案组汇报后，侯健坤、齐明德两人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衣老板以前有可能系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或者是曾为中共地下工作出过力、立过功的人，再往下推断，目前有可能还在从事秘密工作。这种对象是不可贸然接触的，否则有可能会坏了他正在执行的使命。如此，专案组就决定把情况上报领导，请示是否可以对衣世运作进一步的调查。

领导当天就作出了答复，大意是，衣世运在1940年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系我地下情报组织的“运用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过一些事，故对其帮会身份不予追究；对其关系运用到南京解放前夕已经停止，如果专案组需要对其开展调查，可以进行，但考虑到日后万一仍需运用该关系的可能，建议最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调查。

元月9日下午，专案组组长齐明德、副组长康杰民和侦查员郑福厚、徐冬生请南京市船舶修理行业协会出面，以北京交通部业务调查员的名义约见衣世运。见面后，侦查员亮明身份，衣世运微微叹了一口气：“唉——是为史红瑛之事吧？”

“衣先生已经知道史红瑛的事儿了？”

衣世运点头： “是的。”

“我们想听您谈谈跟史红瑛相识和交往的情况。”

据衣世运说，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之前，衣世运是青帮中人，对于社会新闻比较敏感，自然知道孔二小姐大闹“仙乐门”之事，对史红瑛也略有耳闻。不过，衣世运是出了名的孝子，而其母出身书香门第，讲究传统，自幼对他灌输的那一套当然是看不起舞女的，他出道后也从来不涉足妓院、舞厅、烟馆等场所。所以，对史红瑛不过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迷上史红瑛，甚至想让她嫁给自己作填房。

去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之晚，衣世运参加一个好友的生日派对时偶然结识了史红瑛。当时，几乎所有男女宾客都下场跳舞去了，衣世运不会跳舞，缩在角落里喝咖啡。史红瑛呢，也没去跳，而且正好坐在邻座。两人也不知是谁先开的口，反正搭上了话。话题是史红瑛提起的。当时有一则比较轰动的新闻，一对夫妻联手要把丈夫的六旬老母赶出家门，经报纸一报道，引发了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史红瑛是站在老母亲一边的，对儿子儿媳进行了强烈谴责。这种观点自然与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衣世运相符，两人由此谈得很是投机。派对结束后，史红瑛向衣世运索要了联系方式。

两人渐渐开始交往，衣世运这才得知史红瑛原来是舞女。不过，他觉得这个舞女跟其以往印象中的舞女有所不同，不但很有思想，而且每每跟他的想法合拍。史红瑛则向他透露说，她已经准备离开“仙乐门”，跳出这个行当，另外去找一份工作。衣世运便邀请她去“西阳修船厂”，说可以安排她担任庶务科副科长，凭其能力完全能够胜任。史红瑛说要考虑一下再作决定。这段时间，两人接触甚多，产生了感情，但双方都未挑明。衣世运正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其吐露真情，不料却传来了噩耗。

侦查员听到这里，互相交换眼色，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问题——史红瑛出殡时，怎么没见到衣世运出现？按说既然已经产生了感情，那就该去送她最后一程呀！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衣世运稍一愣怔，脸上显出复杂的神情。

他说他原本是想去送史红瑛的，可是就在将要出门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求他不必去出殡现场，也不要去史红瑛的原住所，总之，史红瑛人已死，你衣老板再怎么想她也没用了，就不要出现在她的熟人面前了。衣世运是青帮出身，别看胖得像一尊弥勒佛，性格却是外圆内方，否则当年日伪政府费尽心思企图拉他下水时他也不会始终不为所动。再加上因史红瑛的猝死心情大坏，当下就对着话筒吼道： “你他妈的是谁，敢在老子面前这么说？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吗？”

对方轻声回答： “衣老板，我看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是你。不信？好……”

衣老板不信邪，挂断电话就下楼了。出了厂部楼房，来到轿车前时，他却大吃一惊！

七、一个意外

衣世运喜欢驾驶汽车，虽然雇有司机，但平时除非有应酬需要喝酒的场合，一般都是自己驾驶。这天他照例自己开车，刚刚来到车前，正要开门，隔着车窗玻璃，他看到方向盘上用细麻绳吊着一颗手榴弹！

当时，民间对于发现军火——哪怕是炸弹，也不会特别惊奇。尤其是经历多次战火洗礼的南京居民，更是见惯了枪炮弹药，散落于民间的多着哩。民国时，人们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不会报警。南京解放后，政府收缴武器弹药，还大力宣传发现武器弹药要报告派出所，人们才有了这种意识。不过，衣世运此刻却不想报警，因为他经营着船厂，这种情况一旦张扬出去，肯定于往下的生意有影响——谁愿意跟一个随时会被手榴弹炸死的修船厂老板洽谈业务呢？所以，衣世运采取的措施是把正在楼梯间打盹的司机唤醒，让他去车间找一个当过工兵的工人来排除“故障”。

手榴弹很快从方向盘上卸下，那工人说后盖没打开，估计如此放置仅仅是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老板的性命。衣世运寻思头回吓唬，下一回只怕就动真格的了，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去参加史红瑛的葬礼了。

那么，对方是怎么混进船厂往车里放的手榴弹呢？这个问题衣世运也想过。船厂的主要业务是修船，常年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船舶停在码头、船坞，如果是船只大修，船主把船交给船厂后可以百事不管，全船人一走了之，如果是一般修理，船主都要留下船员看管船只、监督维修、随时与厂方沟通。即使是大修的船只，船主自己或者其指派的代表时不时也会来现场察看维修情况，了解进度。因此，船厂每天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非本厂人员不少。如果要求门卫把船厂大门当监狱那样严密看守，对每个进出者都严格盘查，这当然可以做到，但船厂的生意只怕就一落千丈了。

一般来说，每家船厂的门禁都是很宽松的，只要出去的人不把厂里的物资捎带上，就不会被拦下盘问。在车里放置手榴弹的人肯定是受那个打电话的家伙指使采取的行动，估计就躲在船厂附近甚至某条船里，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往方向盘上拴一样东西不过是举手之劳。至于是如何打开车门的，衣世运问过司机。司机说，他刚才把车窗打开通风透气，一直没有关上。

基于那个“不便张扬”的念头，衣世运就没有往下追查。至于那颗手榴弹，倒是留了下来，放在办公室写字台的抽斗里。后来专案组把手榴弹带到驻地，经检查，那是一颗抗战年代由巩县兵工厂生产的军用手榴弹。送往市局作技术鉴定，未能获取放置者的指纹。

当天，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专案组对衣世运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措施。衣世运被侦查员带到市局看守所，但没关进监房，而是在监区以外的区域腾出间空屋供其临时下榻，伙食也不吃监区伙房的，更不让船厂或者亲友送，而是由侦查员给他出去买外卖。不过，那时公安局经费紧张，钱钞是衣老板自己掏的。衣世运由此意识到，史红瑛之死的背景颇为复杂，即便自己不想卷入，也难以置身事外。当晚，他辗转难眠。正好，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前来看守所给他送茶叶，三个人就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聊了起来。

齐明德和侯健坤跟衣世运探讨了一个衣世运自己也弄不懂，却和专案组一样感兴趣的问题：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家伙之所以阻止他参加史红瑛的出殡，是生怕公安局方面知道史红瑛的交际圈里有衣世运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害怕公安局发觉衣与史有交往呢？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衣世运掌握了史红瑛的什么秘密！

可是，衣世运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跟史红瑛的交往中并未发现过史红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侯健坤说，衣先生您不必焦虑，今晚好好回忆一下跟史红瑛这段交往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或许会有收获的。

衣世运想了两夜一天，这段时间，专案组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围绕衣世运的平时活动情况进行紧张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史红瑛被害有关的疑点。一干侦查员正怀疑是不是又“山穷水尽疑无路”了，1月11日，市看守所来电说衣世运要求跟侯健坤、齐明德二同志再聊聊。齐明德放下电话，马上断言： “看来衣老板回忆起有价值的线索了！”

衣世运确实想起了一桩他觉得不一定可疑但又有点儿让他想不通的事儿——

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有一次相约去“朝天宫饭店”品尝大闸蟹。那时的饭馆少有预约，他们去得晚了些，只好在二楼最差的一副座头上落座。那是一副四人座头，面对楼梯口，人来人往净打照面，别说席间有什么亲昵举止了，就是说话也不大方便。衣世运、史红瑛坐在那里正吃喝，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跑堂的脆声吆喝： “哦——曹三爷您来啦，那班弟兄已经等候许久，催问了好几次。您楼上请，3号包房，主座给您留着呢！”

那个曹三爷“呵呵”连声，沙哑着嗓子道：“是老幺啊，一会儿劳你关照贵东来一趟包房，我有事跟他说。”

令衣世运惊讶的事情就是这时发生的。那位曹三爷一吭声，史红瑛神色倏变，突然起身，抓起一旁的坤包就往另一侧窗口角落的那面大镜子走去，站在那里补妆。直到那姓曹的上了楼，进了3号包房，这才返回，对衣世运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