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不少地方,办酒席早已脱离了原本的礼仪,成了纯粹收礼金的“门道”。从孩子升学宴(不管考上哪所大学)、夫妻保胎酒(不管孩子是不是男方的),到老人非整寿的寿宴(比如68岁)、装个豪华大门的“踩门酒”,名目越编越多,核心就一个——收钱。贵州有句俗话“三年不办酒,人就要讨口”,意思是送出去的礼金太多,要是不找理由办酒收回来,日子都过不下去,得讨饭。
有的村民把办酒当“赚钱工具”,两年办四回的刘老三就是例子:父亲70岁寿酒、自己家新房酒、母亲68岁寿酒、儿子结婚酒,后来为了凑装修钱,又办“踩门酒”——装了罗马造型的大门,买了水泥石砂装饰,结果没人买账。到了饭点,只有几个闲人混饭,租的麻将桌空着,摆好的饭菜没几个人动,刘老三沉着脸,赔了本钱不说,还成了村里的笑话。
随礼的人更苦。送多少要算“两门账”:纵向比,这次给同一亲戚的礼不能比上次少,隔得久还要加钱;横向比,要和兄弟、姑舅商量,送少了丢面子——比如本来该坐上位,却被安排到次位,全村人盯着,坐卧不安。有的村民为了随礼砸锅卖铁,甚至借钱,就怕被说“智商不高”。
可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大多去城市工作定居,回来一趟要坐两天火车、转大客车,折腾四五天,没时间也麻烦。收到邀请,只能把礼金随了,人不来。以前几十桌的流水席热热闹闹,现在只有几桌,客人大多是“随礼没到”的,厨子在旁边等着,主人家招呼零星的客人,场面冷清得很。
有的地方想管,比如贵州遵义规定只有婚丧简办能办酒,其他像生日、乔迁都算滥办,公职人员滥办要处分,可一般群众的问题不好解——毕竟是人情往来,法律管不着。不过城市化是自然的“解药”:等60岁以上的老人慢慢退出,传统的地缘、亲缘关系淡了,这种滥办酒席的风气,说不定20年就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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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村民靠办席赚差价,一桌成本二三百,收的礼金比成本高,甚至赚了100万,可客人放下礼金就吃,吃饱就走,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早没了以前的人情味。有的老人坐在门槛上,看着空落落的院子,念叨着“以前办酒,全村人都来帮忙,现在咋这样了”,旁边的狗蹲在脚边,也没了以前抢骨头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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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办酒,全村人凑在一起帮忙搭棚、做饭,小孩跑着闹着要糖吃,现在只有主人家自己忙前忙后,电话里说着“人不来没关系,礼金到就行”,挂了电话,望着桌上的礼单,叹气声比笑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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