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第1位女状元，语文差1分到100，如今她怎么样了？

1977年的冬天，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的林业队里，22岁的刘学红正扛着铁锹在山坡上挖树坑。寒风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但手上的活儿一点不敢停。这是她下乡插队的第三个年头，每天天不亮就要上山，种树、修剪果树、清理杂草，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回到知青点的土坯房。

刘学红是1975年中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来到这里的。她出生在一个铁道兵家庭，从小跟着父母四处搬迁，养成了独立自学的习惯。在学校时，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毕业那年高考已经中断了十年，大学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来到农村后，她发现这里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很简单——就是看谁力气大、干活多。身材瘦小的她，工分总是挣得比别人少。

更让她失落的是1976年底的那次经历。公社分给大队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刘学红满怀期待地提交了申请。她想着自己平时表现不错，还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应该有机会。可最终名额落在了会计的女儿身上，那个女孩平时干活并不突出。刘学红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当时的推荐制度下，像她这样没有背景的知青，想要改变命运有多难。

那段日子，她常常在煤油灯下发呆。夜深人静时，她会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旧课本，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些数学公式、历史事件、文学篇章，仿佛是她与过去那个热爱学习的自己唯一的联系。她不知道这些知识还有什么用，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能丢。

1977年10月21日，改变命运的时刻来了。刘学红正在山上给果树施肥，突然听到村广播里传来一个消息：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她愣了几秒钟，然后扔下铁锹就往知青点跑。一路上，她的心怦怦直跳，跑到广播喇叭下时，已经聚集了不少知青，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着。

“真的恢复高考了？”

“什么人都能报名吗？”

“考什么内容啊？”

刘学红挤到前面，仔细听着广播里的每一个字。当听到“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时，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一扇紧闭多年的大门突然打开了。

当天晚上，知青点的11个知青全都报了名，每人交了五毛钱报名费。距离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大家白天还要照常干活，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复习。问题是，高考中断了十年，连复习资料都很难找。刘学红听说邻村有人保存着十年前的高考试卷，就每天收工后走好几里路去借看。人家不让带走，她就坐在那里抄题，直到天黑才打着手电筒回知青点。

最初她打算报考理科，因为中学时物理是她的强项。但时间太紧，很多知识都忘了，她果断转向文科，集中复习历史和地理。白天在山上干活时，她一边挖树坑一边在心里默背历史年代；晚上在煤油灯下，她对照着地图一遍遍熟悉各省的地理位置。

临考前半个月，她和几个知青一起请假，全身心投入复习。那时候没有参考书，大家靠的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书店一上架就被抢光。刘学红借到了一本，如获至宝，每天从清晨六点学到深夜十二点，仿佛要把过去错失的时光都补回来。

1977年12月10日，高考如期而至。那天特别冷，考场里没有暖气，刘学红的手冻得有些僵硬，但她心里却热乎乎的。拿到语文试卷时，她先看了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个题目让她心头一震，这不就是她这三年的真实写照吗？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动笔。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她只是把自己在林业队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第一次扛起铁锹时的笨拙，手上磨出水泡时的疼痛，看到自己种的树苗发芽时的喜悦，还有对未来的迷茫和渴望。那些在田间地头的汗水，在煤油灯下的坚守，都化作了笔下最真挚的文字。她写得很投入，甚至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飞快，直到交卷铃声响起，她才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考试结束后，刘学红回到林业队继续工作。她心里没底，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只能一边干活一边等待。一周后的一个傍晚，她刚收工回到知青点，父亲突然来了，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

“学红，你看看报纸上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父亲把报纸递给她。

刘学红疑惑地接过来，当看到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时，她的心猛地一跳。再往下看内容，一字一句，都是她考场上的作文！她抬起头，声音有些颤抖：“爸，这……这真是我写的。”

消息很快传开了，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大家围着她祝贺，但刘学红心里清楚，作文登报不代表就能被录取。她强压着激动，继续每天上山干活，只是心里多了一份期盼。

又过了些日子，她回母校看望老师。一位参加过阅卷的语文老师拿出一个笔记本，对她说：“学红，你的作文就是我判的。写得真好，我们阅卷组都传看了。我特意抄下来，准备以后当范文给学生讲。”

刘学红赶紧问：“老师，那我作文得了多少分？”

老师笑着说：“99分。本来该给满分的，但有阅卷老师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怎么也得挑点毛病，就扣了1分。”

这是刘学红唯一知道的一门分数。至于总分多少，直到今天她都不清楚。因为当时不公布具体分数，她只知道自己的成绩在北京市文科考生中名列前茅。

1978年春天，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刘学红手中。当她拆开信封，看到“北京大学”四个字时，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3月4日，她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燕园。站在北大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她恍如隔世——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在密云的山坡上挖树坑；而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名大学生。

选择新闻系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朋友建议她报这个专业。刘学红对记者的印象就是“可以到处跑”，觉得挺有意思，就报了。进入北大后，她如鱼得水，勤奋钻研专业知识，阅读了大量书籍，还跟着老师到报社实习。大学四年，她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开阔了眼界，明白了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1982年毕业后，刘学红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工作。从基层记者做起，她采访学生、教师，撰写教育报道。那些年，她的足迹遍布北京的学校，采写了许多反映教育现状的稿件。由于工作出色，她先后担任了学校教育部副主任、教育导刊主编。

时间进入90年代，互联网开始兴起。刘学红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媒体发展的新方向。2000年，她参与创建了中青在线，并担任总经理。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儿，她带领团队建设网站，拓展网络媒体，为青年提供信息平台。从传统纸媒到网络媒体，她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31年里，刘学红从一名普通记者成长为媒体管理者，退休前已是副厅级干部。她组织活动推动大学生创业，通过讲座为年轻人答疑解惑。2007年，她将自己的高考准考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见证。

2013年，刘学红退休了。有人问她，这辈子最闪耀的时刻是不是1977年那篇登上《人民日报》的作文？她想了想，摇摇头。对她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真正让她感到充实的，是之后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和生活。

退休后的刘学红过着低调平静的日子，含饴弄孙，偶尔接受采访谈谈高考经历。每当回忆起1977年，她总会说四个字：感谢高考。她说，如果没有那次高考，她极有可能在工厂做工，或者回城当售货员，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是高考给了她公平竞争的机会，让她能够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改变命运。

如今，49年过去了。当年的570万考生中，只有不到30万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刘学红是幸运的，她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机会。但她的故事不仅仅关乎幸运，更关乎坚持——在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依然坚持学习，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知识的渴望。

有时候，刘学红会想起密云的山坡，想起那些一起下乡的知青伙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她这样的机遇，有的在农村成家立业，有的回城做了普通工人。命运就是这样奇妙，一次考试，一篇作文，就把不同的人生轨迹区分开来。

但刘学红始终认为，高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选拔出了多少“状元”，而在于它建立了一种相对公平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无论你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好的未来。虽然这个过程很残酷，但它靠实力说话，给了普通人向上的通道。

从密云山区的知青到北大才女，从报社记者到媒体管理者，刘学红的人生轨迹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一个缩影。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时代会给每个人机会，但能否抓住机会，取决于你是否有准备。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坚持学习的人，当光明来临时，他们才能第一时间看见路。

如今，刘学红偶尔还会关注教育话题。看到现在的考生们有那么多复习资料、辅导课程，她会想起1977年那个冬天，她和知青们挤在煤油灯下，靠着一本借来的旧书备考的情景。时代变了，条件好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那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对公平的追求，以及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这就是刘学红的故事，一个关于坚持、机遇和感恩的故事。它发生在特殊的年代，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在任何时代都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