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王家烈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老蒋调走离开贵州？

1935年的秋风里，一列火车况且况且地开出了贵阳站。

玻璃窗上倒映出的影子，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只剩下一个身形佝偻的中年人，在那儿发呆。

这人就是王家烈，那个曾经在贵州呼风唤雨的“土皇帝”。

这会儿，他手里的兵权刚被撸个干净，兜里揣着一张去南京当“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委任状。

明眼人都知道，这名头听着响亮，其实就是给落魄军阀准备的冷板凳，坐上去就别想再起来。

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熟悉山水，王家烈心里估计比这深秋的枯草还要凉。

他怎么琢磨也想不明白：同样是在西南这块地界上混，同样是手里有枪的草头王，凭什么云南的龙云能稳如泰山？

凭什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能跟南京那边叫板？

怎么偏偏轮到自己，就成了蒋介石案板上那块最好切的肥肉？

很多人说这是命，是大势所趋。

这话不假，但在大势压下来之前，这位“贵州王”到底走错了哪几步，才把自己输得底掉？

头一个让王家烈头疼甚至睡不着觉的，就是家底儿太薄。

在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军阀想立足，这就两样东西：枪和钱。

可偏偏在贵州，王家烈拉起来的这支“黔军”，那成色简直没法看。

那时候老百姓嘴里有句顺口溜，嘲笑他们是“双枪兵”——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这可不是瞎编排，是实打实的光景。

贵州这地方大烟泛滥，军费发不出来，干脆就发土烟膏子抵账。

当兵的一个个抽得面黄肌瘦，走起路来都打晃，哪还有半点当兵的样子？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虽说王家烈是一省的老大，但他手底下这帮人，别说跟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碰一碰，就是跟隔壁云南的滇军、广西的桂军比，那也是被甩出好几条街的货色。

还有个事儿特别能说明问题：有一回内斗，王家烈跟自己的副手侯之担干起来了。

按常理，正职收拾副职那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结果呢？

王家烈的人马一触即溃，战斗力居然连副手都不如。

这好比一家大掌柜，连手底下的二掌柜都镇不住，这把交椅还能坐得稳吗？

这种娘胎里带出来的“软骨病”，注定了王家烈在面对外来强敌时，腰杆子硬不起来。

他就像个守着破房子的房东，外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得担心房梁会不会砸下来。

这种骨子里的不自信，让他对蒋介石得了一种怪病——既怕中央军来吞并，又怕没了中央军自己扛不住。

如果说底子潮是慢性病，那1934年的风云突变，就是直接要把命的急症。

那年10月，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红军一路往西挺进，哪怕是在长征路上，那战斗力也不是黔军这帮“双枪兵”能比划的。

这事儿在蒋介石眼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南京那边玩权术那是祖师爷级别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红军要追，但借着追剿的名义，把中央军插进贵州，顺道把不听话的地方实力派给收拾了，这才叫真正的高招。

于是，一纸令下，搞了个什么“会剿计划”，逼着王家烈配合中央军一起动手。

这时候，摆在王家烈面前的是道送命题：打，还是不打？

不打，怎么防？

他硬着头皮试了一下。

红军进了贵州，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怀鬼胎的矛盾，打得那叫一个灵活。

黔军那些抽大烟的兵哪见过这种阵势？

基本上是一触即溃，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没按国民党想的那样去湘西，而是突然掉头，破了乌江天险，直奔黔北。

到了1935年开年，红军拿下了遵义，紧接着又在遵义南边，把王家烈配合中央军薛岳、吴奇伟搞的反攻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仗打完，王家烈是真慌神了。

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死胡同：靠自己那点人马，根本挡不住红军的锋芒。

如果不放中央军进来，自己的地盘可能直接就被红军给端了；可要是放中央军进来，那就是引狼入室。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只能选择喝毒药解渴——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军身上来保命。

可这笔账，蒋介石算得比他精明一万倍。

当薛岳、吴奇伟带着全副武装的中央军大摇大摆进了贵州，把贵阳这些要害地方一占，王家烈这才猛然惊醒：在自己的省城里，客人的枪杆子居然比主人还要多。

紧接着，蒋介石亮出了他在混战年代屡试不爽的“连环套”：一只手挥大棒，一只手递甜枣。

头一招叫“釜底抽薪”。

蒋介石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直接把王家烈的财路给断了。

对于一支靠大烟养着的队伍来说，断了钱粮就等于断了气。

王家烈在经济上立马感觉脖子被人掐住了，气都喘不上来。

第二招叫“挖墙脚”。

既然你王家烈发不出饷，那我来发。

蒋介石开始对黔军内部搞分化瓦解。

王家烈手底下的师长像何知重、柏辉章这些人，面对蒋介石送来的高官厚禄和白花花的大洋，几乎连眼都没眨就投过去了。

这就叫现实。

跟着王家烈，前途一片黑，还得受中央军的气；跟着蒋委员长，不光有正式编制，还有真金白银。

这道选择题，对于手下那帮师长来说，简直太好选了。

也就短短几个月功夫，王家烈发现自己不光成了穷光蛋，连说话都不好使了。

他的命令连省政府大门都出不去，以前的老部下纷纷反水，看他的眼神里，早就没了敬畏，全是在算计怎么把他卖个好价钱。

估计有人会纳闷：这时候就没人拉王家烈一把吗？

这就得说王家烈的另一个悲剧了——他在地缘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

当时的西南，虽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云南的龙云都跟蒋介石不对付，按理说大伙儿应该抱团取暖，毕竟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

在1934年红军刚进贵州那会儿，广西那边确实动过心思，想联络王家烈搞个“湘桂黔大联盟”，一块儿抵制中央军进来。

但这想法，最后也就是过过嘴瘾。

为啥？

因为在李宗仁、白崇禧这种强力军阀眼里，王家烈实在是太烂泥扶不上墙了。

搞政治，讲究的是利用价值。

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就算你帮了他，关键时刻他也起不到反蒋的作用，搞不好为了自保还能把你给卖了。

与其把资源浪费在王家烈这号人身上，还不如把自家的广西大门守好。

所以，当王家烈在贵阳被中央军逼得走投无路、最需要外援的时候，周边的桂系和滇系都选择了在旁边看戏。

那态度明摆着：贵州这块肥肉，蒋介石想吃就让他吃吧，只要别把油溅到我身上就行。

面对中央军压倒性的优势，面对众叛亲离的烂摊子，王家烈手里最后一点谈判的筹码也输了个精光。

他曾经试图装孙子来保住位子，但蒋介石要的不是听话的傀儡，而是要实实在在把贵州攥在手心里。

当得知自己被彻底调离贵州的消息时，史料上说，王家烈的心“像是被大石头狠狠砸了一下”。

他看着地图上这片经营了多年的老窝，看着中央军的旗子插满了贵阳城头，那种从云端跌进泥坑的落差，让他满肚子火却又一点招儿都没有。

他只能捏着鼻子认了那个有名无实的“中将参议”头衔，踏上了东去的火车。

回头再去品王家烈的败局，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哪一场仗没打好。

他的完蛋，在于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里，作为一只没什么战斗力的绵羊，却霸占了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地（战略要地贵州）。

当狮子（红军）和老虎（蒋介石）同时盯上这块地盘的时候，他既没有獠牙去搏命，也没有强壮的朋友来帮忙。

他天真地以为听南京的话就能保全自己，却忘了政治斗争中最残酷的一条铁律：妥协换不来活路，拳头硬才是唯一的通行证。

当他的“双枪兵”连土匪都收拾不下来的时候，当他还要靠贩卖大烟来维持军费的时候，那张去往南京的单程车票，其实早就已经给他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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