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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贝财经特约作者:周长
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再次把美国贸易政策的“灰色地带”暴露在聚光灯下。法院认定,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当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缺乏足够明确的法律授权。表面上,这是一次对行政权边界的司法校准;但若从更长的政策周期观察,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关税工具会就此收手。
相反,这一裁决更可能只是“工具箱重排”,而非“政策退场”。
市场之所以迅速进入不确定区间,原因并不复杂。过去几年,美国对外关税体系本就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结构:有基于《301条款》的长期关税,有依据国家安全理由启动的《232条款》,也有借助IEEPA等紧急权力临时加码的措施。最高法院此次针对的是法律授权链条中的一环,而不是整个关税框架本身。因此,短期内真正悬而未决的,是哪些税率需要技术性调整、哪些措施需要重新包装,而不是美国是否会整体收缩贸易防御姿态。
从政治经济逻辑看,美国几乎没有动力主动放松关税杠杆。过去十年,美国国内对“再工业化”和“供应链安全”的共识已经跨越党派分歧。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关键制造业回流、关键技术保护以及对外贸易博弈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关税早已不只是谈判筹码,更成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IEEPA路径受到司法约束,市场仍普遍预期华盛顿会寻找替代法律抓手。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贸易工具箱极为丰富: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到“国家安全”名义下的产业限制,再到原产地规则与技术标准壁垒,关税只是其中最显性的武器之一。一种法律路径受限,往往意味着另一种路径被更频繁启用,而不是整体收缩。
更深一层的驱动,来自美国国内政治周期。2024年大选之后,美国贸易政策的基调并未明显软化,反而在关键行业上更趋谨慎甚至强硬。在就业结构、制造业选民情绪以及对华科技竞争叙事的多重作用下,任何政府若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出明显退让,都需要承担较高的政治成本。换言之,关税在美国国内已经部分“政治内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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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具有现实影响。首先,它确实会增加行政部门未来动用“紧急权力”加税时的法律审查压力,使政策设计更加技术化、程序化。其次,对于已经基于IEEPA达成的部分贸易安排,短期内可能需要重新论证法律基础,甚至出现阶段性执行摇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在金融市场和跨国供应链中引发新的风险溢价。
但需要警惕一种过度乐观的误读——把司法约束等同于政策转向。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并不由单一法律工具决定,而是由更深层的产业竞争与地缘经济逻辑驱动。只要这些底层变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关税及其替代性壁垒就很难真正退出舞台。
我个人的判断是,接下来更可能出现三种演化路径的叠加:一部分IEEPA关税需要技术性修补或重新授权;一部分既有关税体系将被维持甚至强化;与此同时,非关税壁垒与产业补贴工具的使用频率会继续上升。表面上看,关税数字或许会有升有降,但整体贸易防御强度大概率维持在高位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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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市场而言,真正需要适应的不是某一次裁决,而是一种正在制度化的趋势——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新的确定性。
美国的关税大棒,很少真正放下;更多时候,只是换了一种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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