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关于苏轼的故事

1037年1月，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城内纱縠行的文学世家。祖父苏序好读书喜作诗，父亲苏洵是“二十七始发奋”的古文名家，母亲程氏知书达理，曾用《后汉书·范滂传》里的志士事迹勉励他砥砺名节。从小和弟弟苏辙一起接受严格教育，苏轼很早就显露出过人才华——21岁时父子三人参加开封府试均名列前茅，第二年礼部考试写《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读罢拍案，称“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殿试时仁宗对他和苏辙的回答十分满意，回宫对皇后笑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那时的苏轼，像一颗刚升起的星子，带着满身才气踏进士大夫生涯。

命运的转折来得很快。仁宗、英宗相继去世，19岁的神宗继位，急于改革的他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并非反对改革，只是看不惯新法的激进——青苗法强制农户借贷、免役法加重贫民负担，他上书直言“变法应因时制宜，不能一刀切”，却成了新党眼中的“保守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让他厌烦，索性自请外任杭州通判。在杭州的三年，他没闲着：疏浚西湖、减免赋税，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也没辜负这方山水——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赞西湖神韵，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悼亡妻王弗，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寄思念给苏辙。那些脍炙人口的词句，像春风里的花瓣，飘进了每个读书人的心里。

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谷底。刚任湖州知州三个月，他因谢上表中的“愚不适时”被政敌曲解为“毁谤君相”，被捕下狱103天。狱中的日子里，他写下“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惶恐，甚至给苏辙写了绝命诗。幸好北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他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无实权的闲职，只能在州里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初到黄州时，苏轼心境消沉，可没过多久，他就带着家人开垦城东坡地，种稻种麦补贴家用。那块荒地被他命名为“东坡”，“东坡居士”的别号也由此而来。他在东坡旁建了“雪堂”，时常和朋友在这里吟诗、作画、喝酒，连田间地头的农人都成了他的谈伴。也是在黄州，苏轼的文学创作迎来巅峰：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把淋雨的狼狈写成了踏歌的潇洒；写《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用长江浪涛淘洗出历史的壮阔；写《黄州寒食诗帖》，笔锋里藏着落魄却未熄灭的热气。那时的他，不再是朝堂上的“苏学士”，而是在泥土里扎根的“苏东坡”，把人生的低谷熬成了文学的高地。

神宗去世后，9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旧党重新掌权。苏轼被召回京，半年内从礼部郎中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可他很快又“犯了轴”——看到旧党要尽废新法，连青苗法里“赈济贫民”的合理部分都要取消，他忍不住上书反对：“新法不是全错，旧党也不是全对。”这句话又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只好再次请辞外任。这一次他回到杭州，当知州的三年里，他疏浚西湖筑成“苏堤”，引湖水灌溉农田，还推行“减赋救荒”，杭州百姓把他的画像供在庙里。可好日子没过多久，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苏轼成了“元祐党人”的核心，被接连贬到惠州、儋州——惠州在岭南，儋州在海南，都是当时的“蛮荒之地”。59岁的他到惠州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把苦日子过出了甜；被贬儋州时，他笑着说“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甚至在海边盖了间“桄榔庵”，教当地人读书、种稻，连黎族百姓都喊他“苏使君”。那时的海南，连笔墨都稀缺，他就用芭蕉叶写字，用椰壳做酒器，把流放的日子过成了“诗和远方”。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能北归。他已经64岁，头发全白，却还想着去常州养老——那里有他当年被贬汝州时停留过的痕迹，有熟悉的江南烟雨。可长途跋涉让他病倒了，第二年七月，他在常州的病榻上溘然长逝，葬在河南郏县的三苏坟。南宋时孝宗追谥他“文忠”，赠太师，可这些身后名，哪里比得过他留在人间的文字？

苏轼的一生，像一条波浪滔天的河：起过高山，落过深谷，却始终奔涌向前。他是宋代文学的“全能冠军”——诗写得“气象恢宏”，《题西林壁》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藏着哲理；词开“豪放派”先河，《念奴娇·赤壁怀古》让词从“艳情小令”变成了“家国大歌”；散文和韩愈、欧阳修齐名，《前赤壁赋》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写尽豁达；书法是“宋四家”之一，《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连画画都擅写墨竹，《枯木竹石图》里的枯树，枝桠里藏着倔强。

他和黄庭坚的交情，更是文坛佳话。黄庭坚比他小8岁，早年默默无闻，苏轼在杭州读到他的诗文，说“此人是精金美玉，未来名气逃都逃不脱”。后来黄庭坚献诗拜师，两人订交。乌台诗案时，黄庭坚被罚俸却没疏远他，反而写信说“老师安心，我陪你”；元祐年间同朝，两人经常一起品评书法——苏轼说黄庭坚的字“像树梢挂蛇”，黄庭坚说苏轼的字“像石头压蛤蟆”，说完一起哈哈大笑；苏轼被贬惠州时，黄庭坚在黔州写《寄东坡居士》，说“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苏轼去世后，黄庭坚把他的遗像挂在堂前，每天焚香行礼，对弟子说“我是东坡永远的弟子”。他们是师徒，是知己，是“风义兼师友”的榜样，把文人的深情写进了历史里。

苏轼的文字里，没有“怨天尤人”，只有“随遇而安”；没有“一蹶不振”，只有“越挫越勇”。他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些句子，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无数文人的心扉。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诗，还能感受到那种“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力量，还能看见那个在黄州东坡上种地的老人，在惠州荔枝树下笑的老人，在儋州海边喝酒的老人——他从未离开，他的文字，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句“大江东去”里，活在每一片“淡妆浓抹”的西湖里，活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