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将日军引进雪山冻毙，自己也被冻伤，临终前表示：死了也光荣

1931年9月18日，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短时间内东三省沦陷。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响应，并在松花江下游各县陆续建立起党组织，准备号召力量参加抗战。

当时，地处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因为过去很早就有党组织活动，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汤原迅速成为当地抗日的中心。

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来到汤原，指导当地组建游击队，不久之后，中共在汤原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反日游击中队。

也因为这个缘故，汤原县后来多次遭到日伪军的侵袭破坏，大批党员干部陆续被害。

1934年4月，夏云杰作为汤原县中心县委唯一的幸存者，出任了县委负责人，重新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并发展起了游击队，还在太平川一带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

不过，由于游击队组建之初缺粮缺强，夏云杰后来在太平川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当地开明人士献出武器和物资，以解决游击队急需的装备。

当时，汤原县地主黄有响应号召，为游击队捐钱捐粮，在当地一度引起了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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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不是汤原县本地人，而是黑龙江呼兰人，1899年出生，1920年跟随家人迁到了汤原县，

经过家人不懈努力，黄家在太平川开出了4500亩土地，也因此一跃而成为当地的富户。当地的群众称这个地方为黄有屯。

黄有这个人虽然是个地主，但却颇具爱国热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人的侵略，颇有民族气节的黄有参加了当地的红枪会抗击日本侵略者。

不过之前我们就介绍过，汤原县很早就有中国共产党在活动，早在1928年就有中共党员崔石泉（崔庸健）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汤原县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黄有受当地中共感召，认定了只有中共率领的游击队才是抗日的队伍。

由于松花江下游活跃着中共党组织以及游击队，日军对此恨之入骨，加大了对该地区的征剿，游击队的处境十分艰难。

从1934年1月开始，日伪调动关东军第十师团和第十四师团战车队、汽车队、飞机队、骑兵队和炮兵队等优势部队驻屯下江南北两岸，开展“二月讨伐” 计划。

在夏云杰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汤原的抗日形势仍然火热，夏云杰多次率领游击队，袭击反动地主武装、日伪自卫团，在当地赢得了声望。

原汤原县伪教育局局长刘铁石亲眼看到了游击队奋勇作战后，自愿放弃了伪职，返回汤原老家务农，期间不断的为游击队捐款捐物，还参加了太平川胡家窝堡的“反日同盟会”。

不仅如此，刘铁石还在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主动提出了要加入汤原游击队。

刘铁石在汤原县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公开加入游击队的消息，引起了汤原县极大的震动，很多地主、富农对夏云杰执行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深刻印象。

1934年6月，夏云杰在太平川开群众大会，受刘铁石影响，黄有响应号召，把家里的5匹马，10支枪捐给游击队，还跟夏云杰表示，要把家里的100担粮食也卖掉，把钱捐给游击队。

“我黄某也有一颗爱国的心，愿为游击队捐款献枪，共同抗日。”

1935年，在汤原游击队处境艰难时，黄有毅然决然的跟家人提出，自己也要参加游击队的想法。

那时候参加游击队，基本上是九死一生，黄有的家人们一听说他要参加游击队，顿时流下了泪，然而黄有却并没有改变想法，他告诉家人：

“咱家过到这个地步确实不容易，但没有国哪有家，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共产党领导抗日，老百姓都来支持，就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时我们再重建这个家吧。”

当天晚上，黄有拿着卖粮得来的钱款参加了汤原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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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刘铁石、黄有参加游击队，在汤原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是老百姓积极参加游击队，就连一些投身日伪的后来也积极反正起义。

原太平川伪自治团团长张传福听说刘铁石、黄有参加游击队后，也深受鼓舞，但他担心自己伪军的身份会被排斥，后来夏云杰听说此事后偶，派了派戴鸿宾和地下党员蔡玉斌（刘忠民）、抗日救国会长王子金去见张传福，联络感情。

1934年11月27日，张传福率领伪自卫团三十余人投奔汤原游击队，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了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张传福甚至还烧掉了自己积累多年的财产。

1938年8月23日，已经担任抗联第六军第二师师长的张传福率部西征，计划同中央打通联系，遭到日伪军袭击牺牲。

原汤原山林自卫团团长于祯也是在夏云杰亲自做工作下，参加了汤原游击队，后来出任抗联第九军副军长，1939年牺牲。

在夏云杰、张传福、刘铁石、黄有等几人感召下，汤原游击队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当时引起了日伪高度忌惮。

上述四人因家在汤原，日伪当局为了迫使他们投降，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了迫害，有的被杀，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押送原籍。

黄有投奔汤原游击队后不久，被日伪当局得知，汤原县伪警察大队闯入黄有的家中，还把他弟弟抓走了，并且还要在黄有的家长期驻扎。

黄有心里很清楚，日伪当局这是逼迫他离开游击队，他向党组织表示：；

“无论敌人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也动摇不了我抗日到底的决心。”

当天晚上，黄有率领几十人回到家中，将家人全都安顿好以后，把整个黄家大院以及粮仓全部付之一炬，他宁肯将家产全部烧掉，也不留给日本人。

1935年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赵尚志的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三军成立后不久，即开赴松花江下游，同年12月与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会师。

图|东北抗联第六军密营遗址

1936年1月30日，在赵尚志帮助下，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代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

同年年底，夏云杰作战中牺牲。次年2月，戴鸿宾接任第六军军长，部队辖5个师4500人，同年部队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一共有11个军，其中第1至第7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黄有在第六军成立后，担任司令部副官，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东北抗联在经历过一个大发展时期后迎来了最艰难的时期。

1937年冬，日伪军向三江地区“讨伐”，第六军在反“讨伐”斗争中遭受挫折，减员过半。当时，日军实行了“归屯闭户”的集团部落政策，这使得抗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不得不躲进深山。

那时任稽查处处长的黄有，负责密营的建设，在当时是抗联唯一能躲过严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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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日军“讨伐队”在得知抗联第六军一支部队驻扎汤原县西北沟石场屯，立刻派了大部队包围了村子，由于实先得到了情报，抗联这支部队很快撤离到了深山。

黄有因为要安抚村民，检查部队纪律执行的情况，不慎落在后面，被随后赶到的日军抓捕。因其本身在汤原县有偌大的名望，日军在得知其身份后，逼迫他进入深山带路，帮他们找抗联队伍。

考虑到日伪军根本不熟悉深山老林的地形，黄有假意答应帮助他们进山寻找。

在黄有的带领下，日军“讨伐队”300多人气势汹汹的钻进了汤旺河沟，那时黄有已经存了想法，要把这群日本鬼子都困在深山老林。

图|汤原县博物馆展出的辘轳残件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日军这支“讨伐队”被黄有带着进了小兴安岭腹地200多里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又冻又饿四五天，补给也跟不上。

黄有心里暗自高兴，脸上却不动声色，甚至还故意把这货日军带到了抗联早已经废弃的一个据点。

面对废弃的营房，日军又是喊话，又是机枪扫射，打了半天对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进去一看才发现是个空营地。

日军恼羞成怒，质问黄有，黄有轻飘飘来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他们撤离了啊！别急，翻过两个山头，那儿还有个大营。”

考虑到日本人已经起了疑心，黄有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脱身了。

这天夜里，日军找了块空地歇宿，连日来钻深山老林，他们也累得扛不住，一个个昏沉沉睡去，趁着日本人不注意，黄有站起来假装去解手，趁机钻进了附近的树丛，然后迈开大步向密营的真正方向奔去。

跑了不知道多久，黄有听到了身后日本人传来的大呼小叫。

离开了黄有，这伙儿日军钻进了他们不熟悉的深山老林，唯一的结果也就只剩下死。

不过，虽然摆脱了追兵，可黄有自己在深山老林中，也渐渐体力不支，加上没有食物，又冻又饿，不久就晕了过去，好在他离抗联的营地已经不远，被两名巡逻的战士发现救了回来。

抗联部队根据黄有提供的情报，把这支日军“讨伐队”尽数歼灭。

黄有虽然被救回了营地，但处境并没有好多少，因为长时间受冻，他的四肢全都被冻伤，而密营中又没有治疗的药品，导致其伤势恶化，四肢溃烂，整个人就只剩下一个脑袋。

面对如此情形，抗战战友们也束手无策，纷纷劝黄有：

“我们送你下山去养伤吧。”

黄有担心给老百姓带来危险，坚决不肯下山，还安慰战友：

“有同志们在，我就放心了。为了后人，吃点苦值得，死了也光荣。”

部队离开密营时，黄有因伤势沉重不能跟随，组织上特意留了两个战士照顾他，并给他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粮食。

可这些粮食并没有支撑多久，照顾黄有的两名战士为了找粮食，不慎在下山时暴露，遭到敌人杀害。

黄有一个人在密营里，没有粮食吃，加上行动不便很快陷入困境。

1938年3月，抗联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率部返回密营探望黄有，却发现他趴在窝棚外边的一个塔头墩子上，已经牺牲数天了。

黄有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