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是公知怎么了，公知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而是正义

这几年，“公知”这个词在中国舆论场里，算是彻底被污名化了。曾几何时，它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指那些用专业知识介入公共话题、为社会进步发声的人。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它变成了骂人的话，等同于“装”“假”“带节奏”“收了钱”，只要你敢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只要你的观点不是那么“正确”，帽子立刻飞过来：公知！

以至于现在，稍微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避之唯恐不及，谁敢承认自己是公知？谁还敢做公知？

罗翔是个例外，他不是没被骂过，从“韩国明星事件”到“美国爱泼斯坦案”的逼问风波，从清空微博到退出抖音，围绕他的争议从来没断过，骂他的人给他贴的标签里，“公知”算是温和的，更难听的多了去了。

可奇怪的是，骂归骂，罗翔的课还是有人听，他的书还是有人买，他在B站的粉丝还是几千万，那些冲进评论区逼他表态的人，喊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罗老师好！”，这种带着敬意的喊话，本身就耐人寻味。因为人们心里清楚，罗翔和其他人不一样。

公知这个词，怎么就从褒义变成了贬义？回头看看这些年被骂成“公知”的那些人，多少有点共同点，立场先行、情绪煽动、预设立场、逢中必反。他们不是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而是用意识形态划界站队。他们嘴里挂着“民主”“自由”“人权”，但追问下去，往往一问三不知。这些“假公知”，让公众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公知”也就成了虚伪的代名词。

可罗翔呢？他讲刑法，讲得深入浅出，把枯燥的法条讲成段子，把段子讲成哲理，他讲正义，说正义就像画圆，我们永远画不出完美的圆，但仍然要努力去画，他讲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讲“法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但要超越民众的偏见”，他讲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讲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些都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他对热点事件发声，但从来不是“站队式”的表态，吉林浮桥案，他讲的是程序正义和司法温度；高铁互殴案，他讲的是正当防卫的边界。他不站队，只讲理，他不迎合谁，只讲法，这样的声音，在今天这个二元对立的舆论场里，显得格格不入，却也异常珍贵。

公知原本是什么？是那些用专业知识照亮公共空间的人。他们不需要永远正确，但需要永远真诚；不需要迎合大众，但需要对得起自己的专业；不需要替谁说话，但需要替道理说话。在这个意义上，罗翔恰恰是公知本该有的样子，有专业功底，有公共关怀，有独立判断，有人文温度。

他自己说过：“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脊梁，而不是社会的肝火。”脊梁是支撑，不是燃烧；是承重，不是发泄，这些话，说给那些骂他的人听，也说给那些想当“公知”的人听。

公知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而是正义，褒义和贬义，是立场问题；正义，是是非问题。如果一个人说的、做的，符合他那个专业的良知，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那他是不是“公知”，有什么要紧？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只是占着公共平台的流量，贩卖情绪、收割韭菜，那叫他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

罗翔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对权力，我们要保持警惕；对民众，我们要保持温情；对自己，我们要保持反思。”这三条，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该有的底色，警惕权力，所以敢说话；温情于民众，所以愿意说话；反思自己，所以不乱说话。

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谁说话谁倒霉”的环境里，选择了沉默。但他留下的那些视频、那些书、那些课，还在一遍遍告诉人们，法治不是冰冷的条文，正义不是空洞的口号，公共空间不是只有骂战和站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既然剧本不是自己选的，那唯一能选的，就是怎么演好这个角色。罗翔演完了他的那场戏，现在轮到我们了。

公知不公知的，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谈论公共话题的时候，是奔着道理去的，还是奔着立场去的；是真心想搞清楚问题的，还是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是前者，那就算被骂成“公知”，也问心无愧。如果是后者，那就算站在道德高地上，也不过是另一种“奴役之路”，被自己的偏见奴役，被自己的情绪奴役，被自己那点可怜的“正确”奴役。

罗翔选择沉默，不是因为怕了，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说了也没用；有些人，永远听不懂。但这不代表那些道理就不存在了，它们还在，在书里，在课里，在每一个愿意认真思考的人的心里，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