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假期发展史，一路走来故事多（民国至现当代）

本文来源爱济南客户端（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李雪萌）

民国时期是中国假期制度变化最大的时期，毕竟这时候整个历法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为什么这时候能出现废除农历新年的事？当时很多革命人士觉得，中国之所以发展滞后，跟那些老旧的道德规范、传统规矩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要想变得独立自主，那就得丢掉那些老一套的习俗，把脑子里的老观念、老习惯都清空，给新文化腾出地方。

不光革命人士这样想，很多文人也有这种主张。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文人对传统农历新年的态度。

民国文人对春节的态度，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批判。

许多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人，对农历新年中被视为“封建余孽”的繁复礼节和迷信习俗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习俗与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相悖。‌鲁迅‌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他曾直言“舍间是向不过年的”。鲁迅在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度很极端，甚至曾提出废除汉字，直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然鲁迅的这个观点要结合时代来看。他认为汉字（繁体字）太难，不利于学习，阻碍了人们获取知识。当时的赵元任、瞿秋白、钱玄同、陈独秀等都赞同汉字拉丁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让所有人都识字、会写字，开启民智。

张爱玲

张爱玲在散文《天地人》中说“中国人过年，茶叶蛋，青菜，火盆里的炭塞，都用来代表元宝；在北方，饺子也算元宝；在宁波，蛤蜊也是元宝。眼里看到的，什么都像元宝，真是个财迷心窍的民族。”

梁实秋则描绘了童年对过年“煎熬”的体验：守岁对小孩是煎熬，压岁钱需叩头如捣蒜，年夜饭是大锅剩菜，鞭炮令人恐惧，赶庙会一路吃尘土，人挤人。“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

二是温情。

许多文人仍无法完全割舍农历新年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联结。‌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以充满京味的笔触，详细描绘了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完整民俗画卷。他笔下的除夕热闹、初一休息、初六开张，充满了对老北京人情味与生活节奏的深切认同与怀念。

林语堂

林语堂早年也不喜欢农历新年，“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他本决心不按旧历过年，但当闻到水仙花的芬芳，看到春联、红蜡烛时，儿时过年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最终“打不过，就加入”，掏出一块洋钱给仆人去买鞭炮，“越大越响越好”，然后“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丰子恺则说“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同样是吃剩菜，丰子恺和梁实秋就完全不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种好滋味。但是让家里人烧起来，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怪哉！”

在新旧文化和认知的冲突中，文化根脉最终占得上风，鲁迅后来逐渐转变了思想，“（对传统文化）把它们拆开来看，分清楚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定个该留该扔的标准，而且在决定留还是扔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地找对方法去做，那不然的话，不管你想怎么改，最后都会被老习惯那块大石头给砸碎。”

鲁迅反对的更多是拜神、磕头、祭祀以及一些迷信规矩，对于精神传统的部分并不抵触。实际上随便年龄的增长，他的态度也在改变。1934年，他在《过年》一文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到房顶上放鞭炮，一副老父亲含饴弄子的心态。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思想变化中，中国走过了20世纪的前50年。

1949年，新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正式采用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年前后，故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这一决定标志着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地位得到正式确认。政府不再试图用公历新年取代春节，而是承认两者的共存，形成了一种“二元历法”结构。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一共五条，简单明了。办法确立了我国法定假日基本格局:元旦1天，春节3天，劳动节1天，国庆节2天，合计7天。

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期：‌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和建军纪念日，这些都是半天。还规定了‌少数民族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

特别指出‌其他纪念日‌，如二七、五卅、七七、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等，均不放假。

这一制度50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修订。1999年的修订版中，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三个大节日，每个都变成了3天的法定假日。并通过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相邻周末，形成三个连续七天的长假，“黄金周”由此横空出世。

2007年再次修订，劳动节的3+4黄金周改回1天的法定假期。清明、端午和中秋被增设为了法定假期。事实上假期多了一天。春节假期三天为除夕、初一、初二。

2013年再次修订，只改了一条：春节假期为初一、初二、初三。

2024年第四次修订，春节4天（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劳动节放假2天（5月1日、2日），增加了一条：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统一放假调休，结合落实带薪年休假等制度，实际形成较长假期。除个别特殊情形外，法定节假日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6天。

这样，中国法定节假日天数为‌13天‌，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2位‌。这个排位并不低，位居前三分之一。中国男足2026年1月的最新FIFA世界排名中位列世界第93位，相比之下，中国假期天数在世界上要领先多了。

在假期办法修订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比增减法定假日更重要，那就是双休日的实行。1995年5月1日，中国全面确立了每周工作40小时、休息两天的标准工时。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早在1935年就确立每周40小时工作制。但中国一直没有执行，中国人历来勤劳，加上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上下都处于大干快上建设一个新天地的热情氛围。1994年3月1日起试行隔周双休制。跟今天一些互联网大厂的大小周几无二致。实行大小周制的时间很短，很多人可能已经记忆不深刻。

突然多出来的一个休息日人们并不适应。当时一家报纸有这样的新闻：轮到第一个双休日（当时是隔周休息一个星期六），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他们休息，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另一个不适应表现在人们对双休日的利用方面。有些人在第一个双休日里并没有觉得特别轻松，倒是觉得很没意思，待在家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对老百姓来说，双休日是突然出现的。但实际上其背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工作时间比欧美国家大约高出30-50%。据国际劳工局统计，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近28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周40小时至44小时。而我国是当时是48小时。

亨利·福特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人是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他就在他的汽车公司里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到1940年，美国人8x5工作制已经很普遍，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中国劳动者能够拥有双休，是因为美国的促成。美国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基准要求。但也有人研究说，在WTO的官方声明里，明确说明了“WTO当前规则不对劳动标准作任何限制”。

双休日虽然不能明确感谢美国，但其由来也确实跟西方国家密切相关。1979年1月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胡平到联合国开会。他发现，每到星期五下午繁忙的开会节奏就停止。周六周日都不上班，人们都忙着度周末。这让胡平感到震撼。因为过去印象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正在垂死挣扎，可这里的人们竟然每周只工作五天，联合国甚至是四天半。于是，回国之后，他就想在国内推动双休日。时任科委主任宋健予以支持调研和实验，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双休会导致经济大幅度下降，并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

有个说法，1984年邓小平就有拟将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五天半的指示，只是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虽然时至今日依然有996，依然有很多单位不能落实劳动者休息的权益，但不管怎么样，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同时这一年中国也开始有了带薪休假的概念。这一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其中确立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过度休假常被视为懒散的表现，被认为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一个国家假期的设定应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发展初期，较少的假期有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出，加速社会财富积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倘若民众缺乏充足时间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物质文化财富，进行适度消费，经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将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最终将导致投资效率下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11年曾经发布一个全球带薪假期排行榜，涵盖了39个国家和地区，巴西、立陶宛、芬兰、法国、俄罗斯前五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中国。

当然这个数据并不权威，每个国家对带薪假期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目前没有法定带薪休假的国家：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美国。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是中华民族最团圆美满的节日。朱熹都说，除岁迎新之际，应该纵情欢乐，“当此之时而不为乐，则日月将舍我而去矣”。祝愿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