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先生丨郑餐霞：战士重挥笔，丹心出画图

郑餐霞（1917.9-2016.9.22），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阳。童年时代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16岁赴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学习，师从王个簃、诸闻韵、诸乐三、潘天寿、黄宾虹、汪声远等，奠定了坚实的艺术根基。1936年毕业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浪潮中毅然投笔从戎，奔走于粤、桂、川三地，以中学美术、音乐、语文教员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及部队宣教工作。建国后先后任中共华南分局党校理论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政史系主任，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然历经坎坷，不知所以。1979年调到广州美术学院任副院长，再续艺术的人生历程——开始中国画新的思考和探索，作品多出，兼有诗词、书法、篆刻创作。1999年在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举办个展及学术研讨会，获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郑餐霞先生20多年来探索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创作，继承了中国画大写意的优秀传统，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画寻求变革的背景下，坚持走自己思考和探索的艺术道路，诚如他所说：“这是个险着，弄不好易患俗。”其作品为“笔墨当随时代”注入富有个性的阐释。当我们从美学、哲学的层面去品读郑老作品时，我们深感他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地探索，完全得益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同时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与军旅精神也为他铸塑了大开大合的人格力量，因而其作品刚劲浓丽，雄浑壮阔。隐约着伟岸人性光辉，正如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题词：“战士重挥笔，丹心出画图”。

不随风

与艺术结缘

文/郑餐霞

走一条大“之”字路

我1917年出生在潮汕平原练江畔、半渔半农乡村的一户中医之家，家里开了一家小中药店。父亲出身贫寒，靠个人奋斗苦学出来的，在我的童年时代对我管束很严。我读小学时的寒暑假，他还请来个老庠生教《古文评注》《左传》之类，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背书，毫无童年的乐趣。但毕竟背了不少古书，为后来得益不少。

当年，也是潮汕地区政治大动荡时期，乡里有过农民协会当权，树起犁头红旗，清大户豪门的浮财，又有南昌起义的革命武装南下的“潮汕七日红”的激烈斗争。这种“红”“白”之间的反复斗争在我童年的思想中引起不平静的波澜。小学毕业后我到县城县立一中读书，父亲管不着了。但地区仍很不平静，离县城几十里外有大南山苏维埃区，红军游击队与“白军”的拉锯战。远的又有“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日寇侵占。于是我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唱歌，演戏，上街游行，跟着大龄同学搞抵制日货。假日用来绘画（水彩画、国画、粉画、舞台布景……），得到许多赞赏，在当地有点小名气。但也令父亲大为失望（他所期望的“文笔”变成“画笔”）。

中学毕业后父亲逝世，家庭大破产，令我很悲观消极，前途茫茫。我向大户人家借钱赴上海闯荡，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读书。先读暑期教师进修班，再参加考试入学，并得到批准跳级从本科二年级读起，这时我刚好16岁。

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各种艺术流派都有，思想颇活跃。但国画系的教师是以吴昌硕的弟子们为主的，有王个簃、诸闻韵、诸乐三、潘天寿、吴茀之、黄宾虹、汪声远等，也有教美术史的俞剑华，教书法的马公愚，等等。我整天沉迷在花鸟虫鱼、云山树石、诗书画印中，假期还补修音乐，为真正进入艺术氛围中，打下了较为广泛的基础。

七十自寿

在我快毕业那一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影响下，1936年上海各界群众活跃起来了。我又从艺术的“象牙之塔”里闯出来，贪婪地阅读了许多社会科学进步书刊，醒悟到原来天下是那么广阔，斗争那么激烈，眼界大开，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参加到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地开展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及在军警兵车包围下的群众大会，一个“红五月”就很紧张。l936年秋我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奔驰于粤、桂、川等地。在社会职业上我当过小学教员，中学美术、音乐教员和语文教员等。随着工作的需要而作画，发表一些小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奉党组织的命令回潮汕参加武装斗争，负责支队政治部宣教工作，经受了军事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在我1997年一首《破阵子•答友人》词的上阕有：“练水榕江游艺，歌声画笔气吞。任它鬼魅追踪紧，跋涉桂川存墨痕，军旅更精神……”的小小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潮汕和海南岛参加了三年土改，之后回到中共华南分局党校任理论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政史系主任，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几年。

“十年浩劫”之后国家出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秋，我被调到广州美术学院任副院长，进入青少年时期所向往的艺术殿堂，这时我已60岁出头了，作为历史的幸存者，又走回到原来的位置，走了个大“之”字路。但这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左”风之后的新旧思想、新旧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复杂交错、较量的大转折期，令人既兴奋又迷惑。

几十年的“左”把“马列”扭曲了，也把大批人扭曲了（包括我在内也被神秘地列入另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不是一下子解得了正得了的，人们在继续顺从着“左”也无奈何甚至不知其“左”，积重难返，欠账很多。社会上的思潮很复杂，文艺思想更复杂。

我由长期搞社会科学教学工作一下子转回到文艺领域中来，作为基层第一线干部，既在专业上要重新学起，承担着大量的分内和分外工作，又面对着历史大转折期，正误难辨，“凡是派”的思想干扰，政策忽松忽紧迂回多变的困境和经费的困难，工作量很大，好在毕竟有高校二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虽有专科院校的个性，也有同是高校的共性，靠的是勤学苦做，多向专家请教。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孤军奋斗，工作也难免有简单化或失误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内疚。1983年秋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无官一身轻，接着住进医院动手术，治疗长期积累下来的危难病症，这时我66岁。

雾里看花

在“创新”的声浪里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才是我真正拿起画笔的时候，使晚年既有所作为，多少展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留些作品在人间，又可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也属幸运。过去曲折的经历，对今天搞中国画创作，还是有益的。我刻过一枚闲章叫“此生无愧无悔”！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美术界议论纷纷，“创新”的声浪很高，对中国画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关系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又浮上来，对过去中国画的成就贬得很低，认为中国画存在很多缺点。有“中国画已走到穷途末路”“要与世界接轨”之说，又有“反传统，反、反、反传统”的狂呼，再掀起“中国画笔墨等于零”的一场大争论，热闹得很。总的势头是要用西方人的审美观、西方当代的绘画语言来改造中国画，把它说得很玄。争论是好事，也越来越深入明了了。

面对着这种形势，我只好沉住气，静观其变，多读书，多实践，诗、书、画、印、论全面重新来。过去为了适应战争年代的要求，我曾搞过宣传画、漫画、版画、水粉画、油彩画，个人追求还是以中国画山水画为主。但我当时毕竟不是专职画家，当今时代又大不相同了，只好脚踏实地以勤补拙，靠作品说话。

回过头来已二十几年过去了，虽然在这期间两次从死神手里被抢救回来，住医院一些时日，但仍照样探索，博采独行，力图不践前人旧行迹，走自己的路，抢时间以补壮年时代浪费了的年华，叫做“再造晚年”吧，自觉没有白活。

在“反传统”的声浪下如何对待“传统”是个严肃问题。我赞赏那些主张“应重新审视传统”“回归传统”的另一种呼声。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艺术传统，是这个民族国家的精神象征，世代相传的血脉所在。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积淀，必须尊重。当然不必讳言，中国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其停滞的一面，按照古代士大夫们写意文人画的模式陈陈相因地摹仿下来，造成千人一面的守旧习气。要反对的是这种守旧习气、保守的旧套式，不能笼统地反传统，守旧与传统是两回事，不能混同。必须看到，与此同时仍有不少革新家如石涛、八大、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所共知的大家成为范例。今天要创新就要像先贤那样首先着力于尊重传统，分辨精华与糟粕，学习研究传统的精粹，重视传承这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升华出新，这是当代艺术家的责任。

静悄悄

中国画传统的内容很丰富，长期受儒、道、释诸家的思想影响，包括哲学的、文学的……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许多画论仍闪烁着文化历史的光辉，如一千多年前东晋谢赫的绘画“六法论”及其他先贤的相关论述，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领会，深思熟虑。如“气韵生动”之说是统管全局的根本点，今天更要特别重视这一问题。以气论画，作画必须重气势，表现生机勃发，神采奕奕，体现作者的人格精神。而这些，主要靠“骨法用笔”来实现，重视用笔的骨气骨力在作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要塑造物象的形态美，更要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征。因此我在书法上多花一些时间，书画结合，这不是什么外加的，是中国画的基础工夫。其实有不少中国画论是从书法理论那里来的，我认为，既然叫中国画，这支毛笔不能丢，书法入画不能丢，这是中国画的特色之一，不可为了猎奇而把民族精神、骨气、骨力丢了。这可能又有“保守”之嫌。

“笔墨当随时代”，几千年的中国绘画史，它的艺术形式总是随时代而变化发展的，还是以“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这一老提法好。有好些留洋的前辈名家很早以前就提倡“中西融合”论，我觉得这提法不大准确。“融合”，是各占半斤八两呢，还是以西为主或以中为主呢？有些名家的作品洋味就很重，到晚年又多少回归传统。问题在于，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挟其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大力推行其强势文化，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仍有“文化殖民”之嫌，图谋泯灭其它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必须清醒的。有一位大师如潘天寿却强调“中西画要拉开距离”，唱了反调，这不是无的放矢吧！可惜这位老师在“文革”中早逝了。

在中西文化艺术的关系上，还是互相借鉴，以宽阔胸怀认真学习了人家优点以丰富中国画的内涵（如借鉴西方的光色效应），以我为主，借鉴外来为我所用为好，以利于弘扬民族精神，抵制西文殖民文化的渗透。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是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的，要挺直民族的脊梁，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世界地位。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13亿人为民族复兴而奋进拼搏的时代。艺术与经济、科技不同，既要看外部世界的发展趋势，更要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对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改革中的大气势、大格局和灿烂瑰丽的自然景观有所认识、领会、顿悟而在艺术上有所反映，以有助于振奋人心，促进民族凝聚力。

登高望远

探索浓墨重彩之路

为了更好地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除了要有新的生活内容之外，深感强化作画的形式感、加强色彩的感染力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画在宋以前曾经以重彩画占主流地位，长期把绘画叫“丹青”。在宋以后才转为以“水墨为上”，写意文人画占了主导地位，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这与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们淡泊宁静的审美情趣相一致。但人们在欣赏水墨画时是要经一番抽象思维的大转折，排除客观斑斓艳丽的色彩因素，变成视觉印象，才能领会到它的美，却失去了色彩艳丽的感染力。纵观中国画史并不是只有文人写意水墨画一枝独秀，从“大中国画”的整体来看，中国画的色彩是很浓丽丰富的（也不是西方印象派画风才有）。今天在我们中国大地上，到处呈现兴旺发达的景象、绚丽强烈的色彩。中国画如何与这种激动人心而又艰苦奋斗的时代风貌合拍，增强绘画对人们的感染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寒香

二十年来，我把习惯了的水墨画逐步转向与重彩画结合起来，强化形式感，探索雄阔的浓墨重彩的路子。以墨为主色，大红大绿，突出色墨反差，对比强烈，干净利落，画得浓重壮丽饱满些，带点装饰味，以利于思想感情的调度。当然这是个险着，弄不好易患“俗”。但只要以墨为主色协调于各重彩中，还是可行的。作为艺术创造（如果算得上创造的话），每要跨出小半步，都需要不停地尝试、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回归“水墨为上”的程序，我还是“一意孤行”下去。

“真、善、美”是个大原则问题，真是立足点以求美。我坚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物我为一”的原则，把个人的意趣与客观世界的天地之美（特别是地方特色）融为一体，“天人合一”，人与花相互移情。纵观画史，以形写神还是主流，形是神的载体，形之不存，神将焉附？只是不要刻意求形似而丢了神，还是“似与不似之间”好些。为了突出主观情思而以意造形，产生夸张变形的符号化，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这是很可贵的。

构图与留白是一项大学问，不可轻忽，古人叫“经营位置”，用“经营”二字说明其认真的态度。要从大处着眼，控制全局。重视“留白”给人们以无限思维空间，增强开阔的整体气势，像苏轼说的“无画处皆成妙境”，不要把画面塞满了，这也是体现“气韵生动”的重要方面。在“气”的统领下力求精练、空灵以突显韵味。

注意经常保持一种新鲜感，增强想象力。“逆向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特征，苏轼叫“反常合道”，他很有想象力赋出了惊世骇俗的诗句。不要老是按常规、习惯了的思路或模式去操作。在创作过程中冒出某些亮点，某些新的笔情墨趣时把它紧紧抓住不放，反复积累提炼，创出新的技法。重视用笔的动势，注意“飞白”的亮点，着意于一个“动”字，造成生动气势。不求全，一花一叶甚至多是片面的。

以上这些，是在新时期的“老调重弹”，也是我重新拿起画笔以来的一些体会，曾陆续发表过一些看法，这里只是简要复述，并无新意。艺海无涯，艺途艰难，老年重操画笔，力图不重复别人，画中有我，也不要老是重复自己。我以平常心，以无名无利无功的心态对待作画，自乐其乐!

现在办画展难，出版画集更难。我重新拿起画笔，相隔二十多年才于1999年举行第一次画展，在广州和外地巡回展了四场。四年后现在又选出一小部分作品编印成集，当作“再造晚年”的一次小结，以此就教于画友们、战友们、乡亲们！

野草笔端联

浓姿贵彩

饱经风霜 纸本设色 101cm×84cm

笔走龙蛇 纸本设色 136cm×68cm

蛟龙狂舞 纸本设色 180cm×97cm 2004年

冷暖自翘楚 纸本设色 101cm×84cm 2004年

梅魂 纸本设色 113cm×84cm 2004年

南岭英风 纸本设色 180cm×96cm×2 2004年

霜重色愈浓 纸本设色 180cm×97cm

瑶池仙子 纸本设色 102cm×84cm 2005年

依样画不得 纸本设色 92cm×68cm 1996年

郁金锦簇 纸本设色 103cm×84cm

创于2014，相伴已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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