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也是马匹之路

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马那样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马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迁徙模式与作战方式。在丝绸之路上，马不仅是货物运输的主要力量，还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通过这条路线，不同地区的驯养技术、马具设计以及与马相关的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文明的内涵。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中信出版集团

【文/ 戴维·查费茨】

阿富汗人赶着为中国皇帝准备的好马，从帕米尔高原一路走到长安，在旅途终点换取回赐。他们尤其喜欢中原朝廷回赐的丝绸。在许多亚洲语言（以及俄语）中，丝绸长袍被称为“khalat”。这种正式场合穿的长袍，后来成为外交馈赠或商业交易不可或缺的东西。

为什么草原人如此钟情于精美的丝绸服装，这里有几种解释。首先，他们认为丝绸可以驱除叮咬人的虫子，尤其是臭虫。对于那些日夜与牲畜打交道的人来说，拥有丝绸内衣和被褥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养马人还声称，丝绸可以防止战伤感染，因此士兵都喜欢穿丝绸衣服。

传统上，丝绸一直是亚洲贸易的核心。关于这方面的叙事，通常从李广利将军抵达大宛的那一刻开始。除了与贵霜人结盟，他还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在历史上首次让汉朝长安的信使可以辗转5000英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按照上述传统叙事，中国人正在寻找一条穿越亚洲腹地通往地中海世界的大路，以便满载奢侈品（尤其是丝绸）的商队能够前往遥远的市场。

然而，中国卖给西部各国的丝绸，根本无法抵销汉朝在距离首都长安2000英里外的塔里木盆地驻扎大量军队的巨大成本。事实上，身着丝绸服装的商队首领听说他们脚下的那条路是“丝绸之路”，会感到非常惊讶。每年春天，他们带着马队（每次数千匹，每年数万匹）沿着这条路线，穿越亚洲大陆，前往赫里德瓦尔和长城，因此他们很可能称那条路线为“马匹之路”。马是当时真正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原地区最初向塔里木盆地扩张的主要动力。

如上所述，公元前1世纪，中国中原地区需要马匹。在与马匹资源丰富的匈奴长达130年的斗争中，他们急需从更远的地方，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富饶牧场，寻找其他马匹来源。虽然李广利将军远征中亚常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开端，但他毕竟是去采购马匹，而不是贩卖丝绸。

有专家考证，出土于我国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其原型就是来自大宛的汗血宝马。

毫无疑问，佛教徒和朝圣者，还有贩卖丝绸、瓷器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商人都曾穿过中亚，在从中国西部一直到印度东部的路线上建造了众多精美绝伦的石窟寺。中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市，商人们在这里讨价还价，购买马奶酒、蜂蜜、乐器、木匠工具、羊毛毯、搭建蒙古包的材料、制作丝绸长袍衬里用的毛皮，以及用牲畜蹄子角质部分制成的胶水。这些物品大多用于当地消费。

而机动性很强的马匹则经常长途跋涉贩往异地。在任何一支商队中，马贩子的马鞍袋里都会装有许多价值高、重量轻的物品，而体积较大、较重的物品则放在跟随在马匹后面的双峰驼的两个驼峰之间。虽然中原百姓热衷于从西方购买琥珀和乳香，但中原皇帝往往对这种奢侈品的进口疾首蹙额，命令商人们多采购马匹，少买非战略物资。奢侈品因此成为马匹进口这一重要贸易附带运输和销售的次要物品。

按价值计算，马匹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大的品类。这既体现在高昂的价格上，也体现在购买数量上，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据学者推算，唐朝（618-907年）将国家预算的10%用于进口马匹。印度王公贵族每年从北方进口多达7万匹马，这个数字与同时代资料中提到的印度骑兵总人数（二三十万）相吻合。虽然这些资料没有提供任何总预算额，但如果将这一时期每匹马的平均价格定为70盎司银，再根据银币过去很强的购买力进行调整，就可以算出，当时的年进口额相当于今天的40亿-50亿美元。没有其他商品能与马匹的市场规模相提并论。

马匹贸易不限于丝绸之路上的陆地长途商队，还包括海上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海船只不仅载着丝绸，还载着另一种中国独有、各地都需要的物品—瓷器。季风将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帆船从杭州和广州送到印度、波斯甚至欧洲，将经过精心包装的珍贵瓷器送到喜爱瓷器的买家手中。

返程货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匹，因为胆大的商人们会从印度洋沿岸收购好马，运往广州或杭州。这种海运贸易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提供了向东方出售马匹的机会，因为控制阿富汗的人切断了相应的陆路交通。然而，即使在海上贸易中，阿富汗人也很活跃。有文献记载，贵霜人将马匹从孟加拉运到柬埔寨，再从那里运到中国。

现存的中世纪穿越丝绸之路的游记，可能无意间加深了我们对奢侈品长途贸易繁荣程度的错误看法，这是因为那些为我们留下出行记录的人大多是出使异域的使节，而不是商人。他们的确是从君士坦丁堡出使蒙古，或从长安出使印度，一般要为当地统治者带去昂贵的礼物。普通商队完成这种任务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跟随使节团队出行的还有商人，商人可以从外交使节的委任状中获得保护。外交使节一般还兼做贸易。不过，只有官方礼品才会从母国一路运送到遥远的皇家收礼人手中。随行的商人则从事就近零售活动，即在当地购买，去下一个集市上出售。即使是外交使团，也几乎总要采购或赠送珍贵的马匹。

除了跟着官方使节，很少有商人单独长途跋涉跑生意。出土钱币的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例如，考古学家在现代阿富汗或塔吉克斯坦地区、当时波斯的毗邻国家以外的地方没有发现过波斯钱币。中亚地区的中国钱币也很罕见。丝绸在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

直到16世纪，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矿区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才改变了中国白银货币短缺的局面。人们按照丝绸的价值（一匹标准重量的丝绸尺寸为21英寸×10英寸）来确定一些重要商品的价值。根据一些现存的记录，在9世纪的边境市场上，一个女奴可以卖到6匹丝绸，一匹马可以卖到18匹丝绸。马的价格高于奴隶，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肯定要考虑供求关系。在战争时期，奴隶大幅增加，价格很便宜，而市场上的马匹急剧减少，价格增长迅猛。一次，马贩子用一匹马换了40匹丝绸。中原政权一直声称马匹和丝绸是作为相互赠送的礼物进行交换的，但实际上，交换比例是由朝廷官员设定的。

边境上的中原士兵和草原雇佣兵的军饷也是用丝绸支付的，因为丝绸比其他货物更容易运输。作为货币使用的丝绸做工并不精细，但与其他法定货币一样，它让养马人能在边疆市场上购买物品。据估计，用于货币的丝绸数量是用于制作服装的丝绸数量的10倍。

因此，将丝绸从中国运往东罗马的商人并不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因素。此外，即使有丝绸贸易，其方向也往往与大多数人熟知的丝绸之路历史所描述的方向相反。诚然，丝绸是在中国发现的，丝绸织造也是在中国发明的。不过，到了6世纪，丝绸织造的秘密已不再由中国垄断。此后，东罗马和波斯也能生产精美的丝绸，事实上，波斯锦缎是一种做工精细的工艺品，是波斯销往中国的奢侈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大草原的使者表示打算向6世纪的东罗马人出售丝绸时，东道主给他们看了当地大片的桑树林—桑叶是蚕的唯一食物，表明他们没有必要购买对方的产品。

这并不是建议我们放弃“丝绸之路”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们想起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发现，他们让纵横亚洲的古代商队的历史重见天日。他们率先发现了藏匿于早已废弃的寺院、客栈中或埋藏在沙土中的一包包丝绸。现在我们知道，丝绸可以用作货币，而道路和货币都是为马匹贸易服务的。

马匹贸易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富裕的中原地区的经济能力也不堪重负。与印度一样，中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积累足够的可交易商品，用以每年购买数以万计的马匹。为了换取增幅空前的马匹，中原地区对丝绸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丝绸质量下降，比以前单薄和粗糙了很多。马贩子自然不会甘心，要求一匹马换得更多的丝绸。到了9世纪和10世纪，中原地区已经很难招募到足够数量的熟练丝绸女工。

中原政权迫切寻找可以替代丝绸的东西来提振马匹贸易，他们偶然发现了茶叶。对卖方来说，茶叶的优点是比丝绸消耗得更快，而且比桑树和蚕更容易增加供应量。茶树很快遍布福建和云南的丘陵地带。在寒冷的帐篷里过冬的马贩子们对这种热腾腾的提神饮品青睐有加。中国人学会了将茶叶压制成可以印上质量标识的茶饼。一直到20世纪中叶，茶叶一直可以支付马匹的费用—当时仍有茶叶商队从云南出发前往西藏，换取那里耐力很强的喜马拉雅小马。与印度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这种马匹贸易也持续了很长时间，持久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和市场。

虽然马匹和丝绸在命名这条贸易路线方面有所抵触，但二者存在很多共同之处。根据质量的不同，这两种商品既可以是普通商品，也可以是奢侈品。每年缓步穿过开伯尔山口的数以万计的马匹，一捆捆作为货币交易的中国丝绸，都是马匹和丝绸用作普通商品的例子。阿富汗人也经营高端马匹，就像其他地方的商人经营昂贵的丝绸一样。然而，定居国家富裕的宫廷对一流马匹的青睐，既是为了审美需要，也是为了实用。马改变了政治和经济，也改变了文化，它不仅是硬实力的化身，也是软实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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