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回农村过年了？

文丨崔桂忠

春节的归乡潮，曾是中国最温暖的人口迁徙。万家灯火中，那条通往故乡的路，承载着游子一年的期盼。然而如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正在浮现：越来越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宁愿守着出租屋的冷清，用一碗速冻饺子应付年夜饭，也不愿踏上那条生于斯、长于斯的归途。

曾几何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图腾。那时的故乡，是村口袅袅炊烟，是母亲端上的热汤，是停泊所有疲惫的港湾。可今天，这份刻在基因里的执念，却在年轻一代身上逐渐褪色。有人指责他们冷漠忘本，可当我们真正走进他们的困境，便会发现：这并非个体的矫情，而是一场在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乡土文明与青春追求、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的深度碰撞。

年轻人不愿回的，从来不是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故乡，而是那个被审视，被定义，被消耗的窒息年关；他们割舍不下的，也从来不是那片土地，而是那份本该纯粹无瑕、却早已被世俗裹挟变味的团圆。回乡过年的美好期许，终究在现实的落差中，沦为一场进退两难的煎熬。

回乡过年，本应是回归生活本真的温情相聚，却陷入一场难以调和的“场景错位”。城镇化浪潮席卷之下，年轻人早已习惯了城市的便捷与体面：冬天有恒温暖气，不必裹着厚棉袄瑟瑟发抖；家里有独立卫浴，随时能洗去一身疲惫；有专属的私密空间，不必忍受不分场合的随意闯入；起居干净整洁，不必面对杂乱的环境与刺鼻的旱厕。可回到农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旱厕的简陋、洗澡的不便、取暖的艰难，更是生活方式断层后，难以言说的不适感与疏离感。正如一位网友直言：“我像社畜一样起早贪黑、忍辱负重地挣钱，不过是为了休息时能过得舒服一点，为何要放弃城里的便利，奔赴一处连基本舒适都难以保障的地方，强行‘忆苦思甜’？”这不是娇气，更不是嫌贫爱富，而是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合理追求，是对自身劳动价值的基本尊重。当“忆苦思甜”成为回乡的唯一选项，当自己明明有能力改善生活，却要被迫退回粗放、简陋的生存状态时，这种返乡，便不再是团圆，而是对既有生活秩序的自我瓦解，是对自身尊严的无声消耗。那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家”，在物理感受上愈发不宜居，在心理层面上，也愈发陌生。

如果说生活的不便尚可勉强忍受，那么毫无尊严的“年终审判”，则成为压垮年轻人归乡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回乡过年，本应是风尘仆仆后的心灵休憩，却沦为一场被全村人品头论足的“考核”。在城里，他们是写字楼里熬夜加班的奋斗者，是车间里精益求精的劳动者，是靠自己双手打拼、追求独立价值的现代人；可一旦踏回乡村，所有的努力与坚守都被清零，瞬间沦为被指指点点的“审查对象”。三十未嫁，便被嚼舌根揣测“是不是有问题”“被老板包养”；三十未娶，就被贴上“穷得娶不起媳妇”的标签；开好车回乡，是“赚黑心钱”“打肿脸充胖子”；挤公交归来，便是“混得不如人，没脸见乡亲”。没有人关心他们在城里熬过多少夜、受过多少委屈、扛过多少压力，没有人问一句“这一年，你辛苦了吗”；所有人都只关心“混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啥时候买房”。三句不离功利，四句绕不开婚姻，五句必提“别人家的孩子”，每一句“关心”的背后，都是赤裸裸的攀比与世俗的偏见。这场以亲情为名、以关爱为幌子的审判，用陈旧落后的观念丈量年轻人的人生，用世俗功利的标准绑架个体的选择，让本该温暖的归途，变成身心俱疲的煎熬，让每一个回乡的年轻人，都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更令人无奈的是，回乡过年本应是联结亲情、慰藉心灵的情感纽带，最终却沦为一场疲于奔命的“精神消耗”。传统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靠人情维系关系，靠辈分确立秩序，靠集体评判定义价值；而现代青年，早已形成了鲜明的个体意识，重视独立人格，坚守自我选择，追求精神共鸣与边界尊重。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逻辑，在春节这个特殊节点集中爆发，矛盾一触即发。长辈眼中“差不多就行”的将就婚姻，是年轻人不愿妥协、宁缺毋滥的人生抉择；村里“传宗接代、必须生男孩”的执念，与年轻人尊重多元、重视自我的生育理念格格不入；邻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过度干涉，更是年轻人避之不及的精神负担。有年轻人吐槽，春节回家短短几天，每天都要被长辈拉去相亲，拒绝便被指责“叛逆”“不懂事”；有人因不愿过早生育，被贴上“不孝”“断香火”的骂名。所有的干涉与指责，都披着“为你好”的外衣，以亲情为枷锁，以伦理为武器，压制着年轻人的个性与追求。在亲情的羁绊与自我的坚守之间，他们陷入无尽的拉扯与内耗，最终只能选择逃离——不是逃离故乡本身，而是逃离那种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窒息氛围，用距离守护内心的安宁与尊严。

平心而论，将矛盾完全归咎于乡村或长辈，也有失公允。那些习惯“刨根问底”的乡亲，大多没有恶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的是代代相传的处世方式——关心在语言上，往往表现为追问；爱护在行动上，常常是过度介入。他们同样困在自己的认知局限里，对年轻人的世界充满困惑与不解。

今天的农村，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新楼房鳞次栉比，硬件设施不断升级。可硬件的改善，弥合不了观念的鸿沟。乡村振兴，从来不只是“盖房子、修马路”，更要有人文关怀、观念更新的“软件重塑”。当攀比之心取代真诚祝福，当辈分规矩凌驾于理解尊重之上，再深的乡愁也会被慢慢消磨。

据统计，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5%，我国仍将有近3.5亿人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意味着，没有农民的全面发展，没有年轻人的主动回归，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深层目标，应当是重塑一种“现代熟人社会”——它保留人情的温度，但剔除人情的绑架；延续宗族的纽带，但摒弃宗族的压迫；尊重长辈的期许，更包容青年的选择。这需要两代人的共同努力：长辈试着理解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也多一分对故土的耐心。毕竟，那些看似“落伍”的关心，底色仍是牵挂；那些让你“窒息”的追问，初衷也是在意。

乡愁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感，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愿每一份乡愁，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次归途，都能抵达心安之所。那里不仅有童年的记忆、故土的芬芳，更有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与悲悯，有让年轻人愿意停留、值得奔赴的温暖与希望。

当故乡的包容度，能匹配得上年轻人的梦想，当亲情不再是沉重的枷锁，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自会跨越山海，欣然归来。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