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三百名被释放的人民军女兵返回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他们

她们竟然还带回了一百名婴儿！

前言

铁皮车厢里的婴儿啼哭：朝鲜战争女战俘的隐秘记忆

1953年7月，板门店的停战协定刚刚签署，几列军列从巨济岛缓缓驶向北方。车厢里挤满了身着破旧人民军制服的女兵，夹杂其中的，是此起彼伏的婴儿啼哭声。三百来名女战俘中，有一百多人怀里抱着孩子。有人低声说：“这不像遣返战俘的车，倒像产院病房。”

这一幕鲜少出现在公开的历史影像中，却真实地刻录在1953年夏天的朝鲜半岛上。这些女人是如何走上战场，又为何在战俘营中生下这么多孩子？故事要从战火尚未燃遍半岛的1948年说起。

一、丽水女校的抉择

1948年10月，距离朝鲜战争爆发还有近两年，朝鲜半岛南端的丽水、顺天一带枪声骤起。史称“丽水顺天事件”的这场冲突中，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丽水女校的一批女中学生，在校长带领下加入了起义队伍。

她们大多不满二十岁，穿着校服就被推上战地救护车。对这些女孩而言，“意识形态”太过抽象，她们直观感受到的是对李承晚政府镇压的反抗。叛乱很快被镇压，部队退入智异山打游击。这些女学生缺乏思想准备和军事训练，一旦部队溃散，便成为最容易被捕的一群人。

这一批女性，只是后来大规模参战的前奏。真正让韩国女性成批出现在人民军队伍里，要等到1950年夏天人民军南下之后。

当时美国军史资料里曾记录下这样的身影：抱着孩子、拿着破碗上山讨饭的年轻少妇。马山地区一处美军炮兵阵地，就被这样一位“要饭的母亲”反复侦察。她一手牵孩子，一手接美军递来的罐头，不会英语，却总能准确出现在阵地附近。后来阵地屡遭炮击，美军频繁转移也无法避开。有一天，这个身影突然消失，人民军的炮火却越打越准。美国战史里只留下几个字——“疑为持无线电女间谍”。

1950年9月3日，马山693高地一座无线电中继站在暴雨夜遭袭，6名美军士兵和2名韩国兵被女游击队俘获后处决。事后调查，行动者共15人，全是女性，身着便服，熟悉地形。此事震动美军内部，“女游击队员”频繁出现在情报报告中。

不过，这些队伍更像仓促拼凑的“杂牌军”，一旦被大规模围剿便难以支撑。真正对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随后“志愿入伍”的那批女性。

二、“志愿”背后的现实

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人民军初期势如破竹，7月下旬已抵釜山防御圈外围。战果耀眼，消耗惊人。当时韩国人口约2300万，是北方900万的两倍多，兵源差距摆在眼前。

人民军统帅部做出现实判断：要稳住战线，必须“就地动员”。一场南方范围内的大规模征召开始了。

公开资料显示，人民军占领南方期间，共动员人力38万余人，其中被征召入伍超过15万，包括1万多名女性志愿者。这里的“志愿”，在许多地方带有政治和环境压力——有人出于信念，有人无路可走，有人只为谋一口饭吃。

这些女性被编入人民军后，大多进入后方医院做护理、助产、卫生员，或在机关担任秘书、通信员。真正拿枪上前线的比例不高，电影里那些干练的女狙击手形象，与现实构成有明显差距。

但南韩女性参军这一步，一旦迈出，后续命运便不由自己掌控。仁川登陆成功，战局突变，人民军南下部队被切断包围，大规模撤退开始。许多南方征召的男女志愿者，还没来得及融入部队，就在溃散中被抛在身后。

到1951年8月，被关押在巨济岛战俘营的人民军战俘已是“以万计”，但女兵只有三百来人。这个比例不高，却说明一个现实：真正被俘的女战斗人员，是所有南韩女性参军者中最“不幸”的一群——她们跟随部队撤退失败，又未能及时隐匿，只能直面战俘营生活。

联军档案中多处提到，这三百多名女战俘“反抗情绪强烈”“组织性明显”。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是战俘营地下组织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她们在被俘和关押中遭遇的非人待遇，早已积累成难以调和的仇恨。

三、铁丝网内的生命

说到这批女兵，绕不开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1953年7月遣返时，三百多人中有一百多人抱着婴儿。有些孩子不满周岁，有些刚满月，哭声此起彼伏。

官方材料对此一向谨慎，各方说法多有争议。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战俘纪实读物提到人民军女兵被俘时遭美军侵犯，进入战俘营后，一批批孩子在铁丝网内出生。书中甚至形容有的女兵生下“黄头发婴儿”，引发读者震动。

这类作品或有渲染之嫌，但事情本身并非空穴来风。韩国国防部后来在官方博客中曾含糊承认：确有部分人民军女战俘“被俘后遭性侵”，甚至出现“怀孕状态下被俘”的情况。韩方辩解则是，人民军和游击队内部“恋爱自由”，部分怀孕属战前战中的“私情后果”。

这种解释难以对关键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战俘营高度管制、生活条件极差，母婴死亡率本应远高于平时。但最终仍有一百多个婴儿在遣返时活着，数量不小，侧面反映怀孕和生产的规模远超一般想象。

更扎眼的是比例问题：三百来名女战俘中，三分之一以上带着孩子被遣返。要说这些孩子全部来自战前“恋爱自由”，显然说不通。再加上各国战俘营中性暴力屡见不鲜的历史记录，这些线索叠加，基本勾勒出一个无法掩盖的现实：大量人民军女战俘遭到性侵犯。

战俘营日常也佐证了这种对立。有美军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曾有同僚“良心发现”，拿糖果、奶粉去看女战俘和婴儿，试图示好。不少女兵接过奶粉后，把其他礼物扔进垃圾堆，脸扭向一边，一言不发。这种冷淡，不是单纯的傲慢或“政治正确”，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拒绝。

1953年7月，遣返启动。临上车前，许多女战俘做了自己的“告别仪式”。有人把发黄的床单撕成条，蘸着红墨水写字，墨水用完，就咬破手指，把血滴在碗里兑水再蘸笔。有战俘后来回忆：“车厢里到处是写的口号，一股血腥味和酸臭味混在一起，难闻，却让人兴奋。”

列车抵达交换地点后，女兵们当场把联军发的服装脱下，随手丢在站台上。有人把旧袜子、破棉絮、用过的物品堆成一堆留给对方“收拾”。这种近乎粗鲁的行为，在联军官员看来是“故意羞辱”，但从女兵立场，这是最直接的宣泄——她们在战俘营里失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

其中一位抱婴儿的女兵在车门前短暂停步。看守她的韩军士兵冷冷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低头看了一眼熟睡的婴儿，淡淡回：“你们问你们自己去。”这句带刺的话，没人愿意多记一笔，却恰好道出了其中的残酷。

四、命运的分叉

如果只盯着三百名女战俘和一百多个婴儿，容易忽略另一个更大的群体：那一万多名被征召到人民军后方医院工作的南韩女性志愿者。她们大多没走到战俘营那一步，而在战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塑人生轨迹。

战争后期，联军对北方展开密集战略轰炸，医院、救护站也难以幸免。不少女护士在转运伤员或坚守临时医院时遇难。但整体看，大部分医疗人员熬过了战争最惨烈的阶段。

停战后，北方开始复员。和平时期不再需要庞大后勤医疗队伍，原先在军队医院工作的女性志愿者陆续复员，分配到地方。百废待兴的北方，城市重建、工厂运转都需要劳动力。这些年轻女性被安排到纺织厂、食品加工点、合作社商店，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人员。

这种分配在当时很“正常”，没有太多传奇色彩。她们中少数文化程度较高、表现突出的，被选拔为基层干部，或送往学校深造。更多人则在平凡岗位上度过余生。对多数当事人而言，战争经历慢慢变成一段不常提起的过去。

其中极少数人的人生轨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资料中常被提及的，有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位是李吉顺。战前她是汉城护理学院学生，属南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类女性。人民军进入汉城后被征召入伍，派往后方医院从事护理。战争结束后，她获得赴中国学习机会。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在中国留学的捷克学生，两人恋爱结婚，一同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生活。

在东欧岁月里，李吉顺逐渐从医护转入艺术领域，成为小有名气的艺术创作者。等到韩国与捷克建交后，她才有机会以特殊身份回到故乡，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这段经历像电影情节，却有确切史料为证。

另一位叫李英淑。战前是汉城国立大学医学院护士，在医疗系统业务扎实。人民军南下后被编入队伍，调往平壤一家大型医院。战火最激烈时，她在病房、手术室和临时救护点间来回穿梭，见到的伤员不计其数。

停战后，北方陆续迎来一批东欧援助医疗专家，其中有一位匈牙利外科医生。李英淑在合作中逐渐与他产生感情，两人结婚后一同前往匈牙利定居。1984年，韩国与匈牙利开始体育文化交流，作为匈方翻译，她再次踏上韩国土地，与分别三十多年的家人团聚。那一年她不再年轻，见面时沉默许久，不知从何说起这几十年的翻转人生。

这样的“外嫁欧洲”故事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当年北上的女性志愿者，战后在北方扎根，成家生子工作，在有限物质条件和严格社会秩序中慢慢老去。按1950年18岁算，如今若健在也已九十岁上下，早已从“时代主角”退回到“家族记忆”的一角。

而那三百名被遣返的女战俘和她们的孩子，后来如何在北方社会安身立命，公开资料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可以推测，官方叙事更愿强调她们的“坚定立场”“不屈精神”，对孩子的生父问题则一笔带过。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取舍——既要承认战争暴行存在，又需维护整体叙事完整。对那些孩子而言，他们生在铁丝网内，长在一个对细枝末节极为敏感的年代。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是否曾追问“父亲是谁”，史料没有明确答案。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当时并不适合公开讨论，只能在极小范围内以窃窃私语方式存在。

战争结束七十多年，这些昔日的婴儿也早已进入暮年。无论他们后来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当年母亲抱着他们登上返乡列车的那一刻，注定难以在历史中留下清晰姓名，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那一年夏天的一块沉重注脚。

1953年那三百名女战俘和她们怀里的百余个婴儿，不是孤立奇闻，而是1948年至1953年整个半岛战乱中，一个被压缩、被遮蔽却又极具代表性的切片。丽水女中学生、马山山头上的女游击队、后方医院里的南韩护士、巨济岛湿冷潮气中的女战俘，再到战后工厂和社区里的大妈与老太太——她们共同构成一条被拉长的时间线。

这条线并不辉煌，却足够真实。她们的选择，有冲动、有误判，也有坚持与牺牲；她们的命运，有偶然转机，也有漫长而平淡的收尾。历史没有为她们留下太多响亮称号，留下的更多是零散记载和只言片语。但只要回到1953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象列车里婴儿此起彼伏的哭声，人们大概就能明白，那一百多个孩子和三百名女兵，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远比数字本身更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