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札记·鲁国的“年”

《左传》是一部史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不同于《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书”。抛开其中的“书”“表”，《史记》是主观色彩很强的传记文学作品；《资治通鉴》是专给帝王看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目的很明确，当然寓褒贬于其中了。但《左传》不一样，它是鲁国的史书，而且，它是“传”，许慎《说文解字》说“传，遽也。” 简单讲，“遽”就是“运送”的意思，这个意思后来引申出对经文的解释、阐发或补充。所以，《左传》就是解释《春秋》的书。

这是我的关于《左传》的第一篇札记，时值春节，为了应景，就说一说《左传》记述的年代里，人们是如何“过年”吧。

读《左传》，最易被其间频仍的征伐、会盟与弑君填满视野，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事与外交，确乎构成了春秋的底色。然每掩卷沉思，一个问题便浮现心头：那些在“元年春王正月”的记载之外，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鲁国人，他们是如何度过“年”的？

这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棘手。史家眼中，只有军国大事与贵族祭祀值得落墨；至于平民日常的温度，恰是编年体史书最吝啬给予的。我们只能从字缝里，打捞零星的光影。

而更需事先辨明的，是那个绕不开的历法问题。

《左传》记事，严格遵循“周正”——以包含冬至的月份（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书中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个“春正月”实为今之农历十一月。这是鲁国史官记事的官方坐标，周天子正朔所在，不可僭越。

然而，老百姓过日子，终究要顺着四时农走。播种看的是节气，收获算的是物候，这些与周历无关，只与夏历相合。于是鲁国便有了两套时间逻辑并行：官方纪年用周正，民间岁时用夏时。

具体到“过年”，情形便复杂起来。

若问鲁国的“年首”在何时？答案是周正正月，即农历十一月。若问鲁国的“岁末祭祀”在何时？答案是蜡祭、腊祭，在夏历岁末十二月，即周正二月。前者是历法意义上的新年开始，后者才是民间真正“过节”的日子——农夫终岁劳苦，唯此一日可纵情饮酒，孔子谓之“百日之劳，一日之泽”。

下文所述鲁国“过年”场景，主要指后者。那是礼与俗的交汇处，也是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生活温度的狭小缝隙。

蜡祭与腊祭，是鲁国岁末的两大祭典，后世渐混为一谈，当时则各有分职。

蜡祭是报恩。 祭的是与农事相关的百神——先啬（神农）、司啬（后稷）、猫、虎，凡有功于稼穑者，岁末皆得一份祭享。猫食田鼠，虎食田豕，护了庄稼，便值得一拜。这是农民的感恩节，带着原始而质朴的虔诚。

腊祭是追远。 猎取禽兽，以享先祖。宗庙之中，钟鸣鼎食，长幼有序。祭毕，分食祭肉——这肉不仅仅是肉，是祖先赐福的凭证，是宗法秩序的具象。

孔子对子贡言及蜡祭盛况，留下了一句极要紧的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孔子看来，农夫整年紧张劳作（张），岁末这一日纵情饮酒（弛），正是治国之道。子贡嫌它狂欢失度，孔子却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

原来“年”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是紧张生活中的喘息，是秩序之外的释放，是礼所允许的狂欢。

鲁为周公之后，保有周礼最完备的典章。贵族过年，远比农夫复杂。

最重要的仍是腊祭。这一天，宗庙之中，祭器陈列，牺牲备具。主祭者是国君，陪祭者是群臣，观礼者是宗族子弟。每一步都有成规，每一器皆有定数。这不是宗教情感的宣泄，而是政治秩序的展演。

祭肉的分赐，是仪式的高潮。按亲疏尊卑，依次颁胙。得肉者，意味着被宗族接纳；失肉者，意味着被共同体排除。孔子后来离开鲁国，导火索正是郊祭后没分到祭肉。外人或以为圣人斤斤计较，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失此一份，便是礼遇的终结，是“可以仕乎”的明确信号。

祭祀之外，还有外交。岁末年初，诸侯各国使节往来频繁。鲁国曾用四样珍品款待周天子特使：昌歜（蒲根腌菜）、白（熬过的稻米）、黑（熬过的黍米）、形盐（塑成虎形的盐块）。这四物本是祭神所用，以祭品待客，是最高礼遇。可以想见，国宾馆里钟鸣鼎食，觥筹交错间，谈的是下一年的盟约，或是某桩边境纠纷。

还有驱邪。《左传》记载，鲁国曾用桃木弓、棘箭举行“祓除”仪式。时人相信，岁末是阴阳交替、鬼魂出没之际，桃木有厌胜之力，可以驱除不祥。这桃木驱邪的习俗，后来绵延不绝，演变成桃符，再演变成春联——只不过彼时的鲁人，还不曾在桃木板上写字，只是单纯相信这种树木有驱鬼之能。

百姓（平民）的年，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却更贴近“年”的本义——生存。

击鼓驱疫，是岁末最热闹的场景。《吕氏春秋》记载了一种风俗：击鼓驱疫，谓之“逐除”。这是“除夕”最早的雏形。可以想见，在鲁国乡野，岁末之夜，火光闪烁，鼓声隆隆，人们呼喊着驱逐想象中的疫鬼。这不是娱乐，是关乎来年生计的严肃仪式。疫疠之鬼被驱走了，新的一年才能平安。

悬挂桃梗，是家家户户都做得起的防护。《战国策》提到，民间有“削桃梗于门”的风俗。平民或许用不起整块桃木，但削一小木人挂在门上，成本不高。神荼、郁垒的名字他们未必知晓，但他们知道，这桃木人能让灾祸远离。

压胜钱，是给孩子的最朴素祝福。考古发现战国时期已有形似铜钱、却非流通货币的压胜物，上刻“去殃除凶”之类的吉语。这便是后世压岁钱的源头。岁末之时，平民家的长辈或许也会给孩子一枚这样的钱，挂在颈间或系于衣带。那不是什么贵重的馈赠，却是最真诚的祈愿：愿你平安长大，愿你避过疫病。

只是史官不会记载这些。在他们眼中，击鼓、挂桃、压胜，都是不足挂齿的“细事”。我们今天能拼凑出这些画面，多亏后世文献的追述，以及考古发现的佐证。

写至此处，忽想起后世那桩与“年”密切相关的轶事，虽出《左传》时代之后，其精神血脉却可直溯鲁国。

桃符驱鬼之俗，至东汉已明确见于记载。人们在桃木板上书写神荼、郁垒之名，悬于门首，以御凶鬼。此即桃符。

至五代十国，后蜀君主孟昶于除夕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贴在桃符板上。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副春联。从桃符到春联，从驱邪到祈福，形式变了，内核未变——门上那一抹红色，依然是岁末最郑重的仪式。

而孟昶此联的结局，更添一层传奇。他写下此联次年，后蜀亡国，宋太祖派来接收成都的知府恰名吕余庆；而赵匡胤的生日，恰好被定为“长春节”。“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吉祥话成了谶语，历史比小说更离奇。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鲁国先民岁末悬挂的桃符。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唐人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撰写的联语“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这幅对联比孟昶的早了240多年，虽然动摇了“孟昶第一”的地位，但依然远晚于汉代就已定型的桃符。

从鲁国乡野的击鼓驱鬼，到汴京宫廷的题写春联，两千余年间，“年”的形式层层叠加，内核却始终未变：驱邪、祈福、感恩、团圆。孔子所说的“一张一弛”，至今仍是过年的真谛——那是辛劳一年后，生活给予每个人的“弛”。

鲁国的“年”，归根结底是三件事：报恩、追远、驱邪。

报恩，是蜡祭百神，感谢土地与自然的馈赠。追远，是腊祭先祖，维系宗族与血脉的延续。驱邪，是击鼓逐疫、悬桃护宅，祈愿来年的平安。

贵族在宗庙中祭祀，在外交宴饮中维系邦交；百姓在田野里报神，在击鼓声中驱逐疫鬼。形式有繁简之别，心态却无本质差异——都希望风调雨顺，都希望疫鬼远避，都希望宗族绵延。

《左传》没有专章记载这些，但它的字缝里，处处可见这些风俗的影子。读史至此，合上书卷，仿佛仍能听见两千多年前鲁国乡村的鼓声，一声一声，驱赶着看不见的疫鬼，也呼唤着即将到来的春天。

那鼓声穿过周正与夏历的错位，穿过桃符与春联的演变，一直传到今天。我们贴春联、吃团圆饭、给孩子压岁钱的时候，那鼓声其实还在——只是换了形式，换了名目，换了我们不再察觉的方式，继续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