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尔质问：为何德国在海外挥霍无度，国内民生却一地鸡毛？

2026年2月21日，在“Alice Weidel”频道的一档1个多小时的节目中，嘉宾扬·博林格（Jan Bollinger）、塞巴斯蒂安·明岑迈尔（Sebastian Münzenmaier）以及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深入剖析了德国当前的国内政治与地缘外交局势，探讨了经济衰退、移民危机、能源政策失误以及主流政治体系面临的深刻信任危机等核心议题。

体制内耗与经济结构性衰退

当前的政治局势显示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等地，政治力量的重组正在加速演进。尽管在过去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地缘冲突期间，非主流政治团体遭遇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制度性排斥，但其民众支持率却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一度攀升至极高的比例，地方层面的民意基础也得到了显著巩固。这种韧性不仅反映了选民对既有政策导向的强烈不满，也揭示了社会底层对于执政效能的深度质疑。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关键选举周期中，这种民意反弹将成为重塑政治版图的决定性力量。

经济层面的去工业化趋势已经对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工业生产作为国家繁荣的支柱，其占总附加值的比例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仅汽车制造行业在短短一年内就流失了多达五万个工作岗位，这一惊人的数字折射出制造业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更为严峻的是，针对2026年的前瞻性预测表明，超过四成的企业已经将进一步裁员纳入了战略规划。自2021年以来，大型企业破产案件的数量激增了三倍，自2019年累积流失的工业岗位更是达到了四十万之巨。这些数据无一不在宣告着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衰退。

导致上述经济困境的直接推手，在于高昂的运营成本与过度膨胀的官僚体制。当前的能源政策彻底偏离了市场规律与现实需求，盲目退出核能与煤炭等基载能源，导致国家承受着全球最为高昂的电力价格。这种缺乏成本效益考量的能源转型，不仅扼杀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也使得大型工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中彻底丧失了价格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日益繁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如同枷锁一般，严重消耗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与资本积累，使得原本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陷入了停滞与萎缩。

不仅如此，激进的税收政策更是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特别是针对碳排放所征收的额外税费，在过去一年中强行从企业端抽取了高达22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这笔原本可以用于技术研发、设备升级以及市场拓展的宝贵现金流，被强行转化为行政财政收入。部分媒体甚至将这种竭泽而渔的税收增长包装为政府创收的“政绩”进行宣扬，这种脱离经济学常识的叙事逻辑，充分暴露了舆论界对商业价值创造过程的无知。企业在承受内部高成本的同时，还要面对不受此类环保税制约束的国际对手，其处境可谓极其艰难。

在民间资本被持续抽血的同时，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却呈现出极度的畸形与浪费。一方面是庞大且低效的官僚机构不断自我繁殖，大量的高薪行政职位被内部利益集团瓜分。某些高级别的国务秘书职位甚至在无需承担实质性工作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攫取惊人的薪酬与退休福利，这种现象对辛勤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构成了极大的不公。另一方面，数以千万计的税金被随意挥霍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海外意识形态项目中，例如资助特定国家的边缘群体考取交通工具驾驶执照。这种极其荒谬的资源错配，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愤怒。

除了系统性的财政浪费，涉及特定政治派别的巨额利益输送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由于缺乏透明的采购机制，价值数十亿欧元的防护物资采购合同被随意授予关联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财政资金损失。与此同时，部分地方高级别民意代表频繁出入顶级豪华场所，其高达数万欧元的奢侈消费账单竟然由涉嫌欺诈的特定行业商人买单。此类事件不仅长期被主流媒体刻意淡化甚至无视，更凸显了现有权力架构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交换网络，严重透支了公众对政府廉洁性的基本信任。

移民政策失控与公共安全危机

社会治理层面的失败，最为直观地体现在移民政策的彻底失控上。无序的边境管理导致了大量未经安全审查的人员涌入，直接冲击了既有的社会治安体系。官方的犯罪统计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升级曲线。在公共交通枢纽、城市街道等原本应当绝对安全的公共空间内，持刀伤人以及针对弱势群体的恶性犯罪案件频发，达到了历史峰值。这种安全感的全面丧失，不仅剥夺了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也使得正常的夜间出行与社交活动成为了高风险行为。

司法与行政系统在应对外籍犯罪人员时的软弱无力，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安全危机。目前存在数以万计缺乏合法居留资格的个体长期滞留境内，其中甚至包含了大量负有刑事案底的危险分子。现有的遣返机制形同虚设，缺乏强制性的执行力度与必要的物理设施。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必须采取雷霆手段，不仅要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行径，还需要系统性地完善离境转运机制。只有恢复法律的绝对威严，切断非法滞留者的各类社会福利诱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系统性的治理溃败，迫切需要被一种高度务实的行动纲领所取代。针对日益膨胀的非法滞留群体，必须迅速启动国家级的离境遣返试点项目，例如全面接管并改造闲置的区域性航空枢纽，将其转化为专门的遣返物流中心。通过建立高密度的航班轮转机制，可以彻底清除常年积压的离境案件。同时，必须在社会福利分配上进行彻底的切割，切断针对非法入境者的任何形式的现金援助，仅保留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物资配给，从而在根源上消除吸引外部贫困人口盲目涌入的经济动机。

教育系统同样成为了这场社会危机的重灾区。在诸多城市的核心学区内，生源结构的剧烈变化已经导致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为继。由于大量缺乏基础语言能力的适龄儿童涌入，许多班级甚至已经完全丧失了使用母语进行正常授课的客观条件。为了掩盖教育质量断崖式下跌的尴尬事实，教育管理部门甚至企图通过取消标准化测试来粉饰太平。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未来，也正在悄然瓦解这个国家长期赖以生存的科技创新与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

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策失误，执政精英在面对国内自然灾害时的冷漠态度，同样令人心寒。阿尔谷地区遭受的毁灭性洪水灾害，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摧毁了无数家庭的毕生积蓄。然而，灾后的重建工作却推进得异常缓慢，受灾民众被繁琐的官僚程序所困，迟迟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与救助。这种对本国公民苦难的熟视无睹，与在海外项目上一掷千金的阔绰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这充分证明了当前的决策层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脱离本土利益、只关注抽象道德光环的利益群体。

言论空间压缩与政治打压现象

在政治生态的演变中，一种极其危险的极化趋势正在蔓延。为了维护既有的权力格局，某些掌握行政资源的利益集团开始毫不掩饰地将国家机器公器私用。原本应当保持绝对中立的国内安全与情报管理机构，被转化为打压政敌的政治工具。合法的反对力量不仅在舆论场上遭到系统性的抹黑与封杀，甚至在官方的行政指令中被荒谬地与各类极端暴力组织并列。这种毫无底线的政治挤压，已经对国家的基本宪政架构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言论自由的生存空间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挤压。通过引入诸如数字服务法规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监管措施，行政力量得以名正言顺地对互联网社交平台实施严苛的审查与管控。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批评性言论，无论是针对公共卫生政策的质疑，还是对宏观经济数据的独立分析，都极易被打上违规信息的标签而遭到强制清除。更为恶劣的是，那些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公民，在职场与私人生活中往往会面临严重的社会排斥与无理威胁。

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使得这种政治施压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公然违反政治中立原则参与针对在野阵营的抗议活动时，相关的审查机构非但没有予以纠正，反而以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为借口为其背书。这种司法逻辑的扭曲，根源在于关键职位已被特定政党背景的人员所垄断。当法庭不再是捍卫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而是沦为党同伐异的决斗场时，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便会随之崩塌。恢复司法的纯洁性与绝对独立，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流通与无保留的观点交锋之上。试图通过物理阻挠、恶意破坏甚至化学物品袭击等极端手段来阻止合法政治集会的行为，恰恰是反民主的本质体现。健康的政治生态应当允许选民在全面了解各方政策主张后做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当前的舆论环境却充斥着道德绑架与标签化攻击，理性的政策辩论被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宣泄所取代。打破这种思想禁锢，重建一个宽容、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是恢复社会活力的必要前提。

真正的爱国主义与身份认同，绝不仅限于表面背景的界定，而在于对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与经济秩序的深度认同。许多具备合法移民背景并积极融入本地社会的居民，在面对治安恶化与经济衰退时，表现出了比本土既得利益群体更强烈的危机感与责任感。他们通过勤恳的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完全遵循既定的法律规范，这种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形成了对那些热衷于解构国家传统与文化根基的极端思潮的强烈反证。凝聚这股广泛的社会共识，是抵御极化思潮、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力量。

外交失序与国家复兴的战略重构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当前的外部战略表现出了令人担忧的混乱与短视。在重要的全球安全事务磋商机制中，高层代表的外交表现不仅缺乏应有的战略定力，更在各大国之间进退失据。这种既无法有效维护传统国际关系，又盲目挑衅潜在谈判对象的极端外交姿态，严重损害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与影响力。一个成熟的外部战略，绝不能被情绪化的道德冲动所裹挟，而必须始终以维护本国的核心生存与长远发展利益为绝对导向。

对于旷日持久的东欧地缘冲突，必须进行冷酷而理性的战略反思。盲目追随升级对抗的激进路线，不仅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无谓消逝，也将整个区域拖入了深不见底的经济与安全泥潭。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逻辑反复证明，相关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无法建立在彻底排斥特定地缘大国的基础之上。及早摒弃那些阻碍和平进程的武力干预手段，积极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政治解决方案，才是唯一负责任的战略选择。

在过去十余年的政治演进中，一种拒绝实质性对话的傲慢态度始终主导着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层。面对关于宏观经济走向或是地缘安全战略的深层次质询，主流决策机构往往采取回避辩论的冷处理方式。这并非源于其政策逻辑的无懈可击，而是深刻暴露了其在理论与事实层面的全面溃退。无论是面对能源转型的毁灭性后果，还是应对外交领域的进退失据，决策层始终无法给出具备说服力的论证。这种长期以来的逃避态度，最终只能演变为对各类独立分析的暴力压制与污名化。

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复兴，必须在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重构。在能源战略上，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激进环保目标，重新评估核能的基载价值，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为廉价可靠的能源供应渠道，是恢复工业造血能力的先决条件。只有将能源价格降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产业链外流的恶性循环，保住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饭碗。任何脱离经济现实的幻想，最终都必须向严酷的全球竞争法则让步。

与此同时，必须重新确立以国民福祉为核心的治理逻辑。国家的公共资源必须优先用于改善本土的基础设施、提升医疗保障水平以及优化下一代的教育环境。那些耗资巨大且缺乏实际成效的非政府组织应当被切断公共财政的供血，高昂的财产购置税与不合理的市政摊派费用必须被大幅削减。通过引入更为广泛的直接参与机制，赋予基层在重大政策议题上的实质性表决权，可以有效防止少数政治精英的专断妄为，确保国家的航向始终与大众的真实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总而言之，目前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要求一种破旧立新的政治勇气。无论是清理臃肿的行政队伍，还是打破利益网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都需要坚定的意志与雷霆的手段。在公共职务的任命上，必须彻底摒弃依靠派系背景进行利益输送的恶习，重新确立唯才是举、以能力和绩效为唯一考量标准的精英选拔机制。只有彻底清除内部的沉疴痼疾，重新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与凝聚力，这个曾经以严谨与创新闻名于世的经济体，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变局中重获新生。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