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她全裸接受记者采访，并称：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

文 | 编辑 春秋玉史

«——【·前言·】——»

2011年，一位年轻女孩做出一个十分惊人的举动，她竟然要全裸接受记者采访。

甚至还说出“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这样的惊涛骇浪之言。

她叫苏紫紫，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却因从事裸模工作陷入舆论漩涡。

这次全裸采访，则是她反击外界质疑的抗争。

那么，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如今的她又怎样了？

被生存逼出的选择

她的故事得从2007年湖北宜昌说起，那年秋天村里遇到强拆，奶奶拿着拆迁补偿表在门口跟人争了很久，回家后老人突然中风，半边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也含糊，直接倒在地上。

送到医院后，对方先要5000元押金，她把兜翻遍也只有47元，家里根本指望不上别人：父亲早就另成家，十年不联系，电话怎么打都不通，母亲虽然户口还在却早已改嫁，打过去也没人接。

能扛事的就剩她一个，为了凑钱她什么零工都做过：工地附近发传单、在婚庆公司穿玩偶服，一天最多也就挣六七十，后来去酒吧后厨刷盘子，还遇到过被人占便宜的事。

高三那会儿她常常半夜兼职回家，有一次摔坏手机，没钱修，只能靠同桌提醒上课时间，日子过得紧到连基本生活都顾不上。

2009年夏天，她终于等到了那个能改写自己命运的消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明确表示录取她，而且她是湖北那年艺术类考生里唯一被录取的。

她拿着通知书站在太阳底下看了很久，阳光洒在通知书上，也洒在她脸上，奶奶看不懂上面的内容，只听孩子说考上了大学，就一直笑着点头，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小时，既是高兴也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扛。

可进了北京才发现，考上只是开始：没有了考前的冲劲，才真切感受到现实的难处，学费要凑，住宿费要付，画材费更是常年需要支出，这些开销堆在一起，压力比想象更大。

她开始到处找能快速挣钱的办法，偶然听说当人体模特日薪能到500元，站几个小时就顶得上她以前在外面辛苦一周。

她心里算得很清楚：家里没资源、没人兜底，能立刻换到现金的办法不多，最后可用的只剩自己的身体，第一次做人体模特是在冬天，教室里暖气很足，她却紧张得发冷。

周围全是学生的眼睛，但并不是打量，而是盯着结构和线条画画，课一结束她拿到500元，没多说一句，穿好衣服就去药店买了奶奶常吃的药，买了三盒寄回宜昌。

为了把这段经历和现实生活切开，她给自己取了个别名，从没告诉同学，也没跟家里提，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苏紫紫，这个名字从未向任何同学透露，也没告诉家里人。

798裸体展引爆争议，她一年内被退学

2010年12月，她在北京798办了个摄影展，名字叫《WHO AM I》，展厅里挂着16张照片，主角都是她自己，构图冷硬、表情也很克制，现场几乎没有中文说明，像是在问观众“你到底在看什么”。

开幕第一天人不多，有人看几张就走，也有人小声议论，可很快风向变了，第二天开始外面围的人越来越多，有的骂、有的起哄，还有人拿手机拍视频传到网上。

没过几天学校那边就有动作，校方认为其中8张“露得太过”，展墙上被直接挂上黑布遮住，还有老师带人到场，当面警告她别拿“艺术”当借口。

她当时没跟人争，只盯着那块黑布发冷：被盖住的不只是照片，而是她想讲的处境，一个穷学生怎么靠身体换钱活下去，怎么在一堆目光里被评判。

学校能接受课堂上画裸体，却难接受“裸体的人”恰好是本校学生，本来只是校内的小争议，一发酵升温，各路媒体就蜂拥而来，采访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密密麻麻的来电，把她手机打到发烫。

最初她还穿着外套配合采访，后来干脆直接赤身站在记者中间，用这种方式把话题推到最刺眼的位置，现场几十家媒体闪光灯狂闪，很多人不敢直视她的脸，但镜头却越按越凶。

有人问她是不是在挑战底线，她反问一句：“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这句话被各平台反复传播，热度暴涨，有人夸她是在对抗“被凝视”，也有人骂她就是博眼球。

家里也崩了，母亲哭着打电话质问她是不是疯了，父亲通过朋友传话说她丢人，她没解释，直接挂断。

随后学校启动调查，辅导员给她打电话，意思很明确：可以自己退学，学校就不公开处分，她当天就收拾东西，装了两个纸箱离开宿舍，门都没关也没回头。

从 “最难考的艺术学院” 学生，她是家乡小镇第一个考上这所名校的艺术生，满心欢喜入校后，因不愿妥协于刻板体系，被约谈、被边缘化，最终无奈被拒在校门之外，她只花了一年时间。

她从“被看”到不露脸，十五年才翻篇

2011年春天，她和一个大她22岁的画家结了婚，没有办热闹婚礼，也没请亲戚朋友，登记那天就穿着黑衬衫去领证，别人问她为什么选他，她说得很简单：他不追问她以前发生过什么。

婚后她几乎不出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画材转，画完一张手稿又赶下一张，对外界的事一概不管，外人都以为她终于有了安稳地方，能安心画画，可另一种压住人的方式开始出现。

丈夫常在客人面前改她的草图，客人夸她画得好时，他就抢过草图装模作样地修改，顺势跟人说两人配合默契、一起完成创作，她想解释清楚，鼓起勇气提出反对，对方却毫不留情地堵她：“你还想回去当‘脱衣网红’？”

这话比网上的骂更伤，因为是最亲近的人拿她最痛的经历当武器，慢慢地她开始失眠，出门看到摄像头就本能躲开，还把以前的画册烧掉，怕留下任何能证明“苏紫紫”存在的东西。

2016年深秋，她选择凌晨去办离婚，只带走三件衣服，连夜坐车回宜昌，那时她26岁，几乎什么都没有，回去后她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葬礼也没赶上。

邻居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有奶奶留下的字条，字写得歪歪扭扭，大意是让她好好画画也要记得吃饭，天冷多穿点，她看着那几行字，手抖得厉害，站在原地走不动。

离婚后她把名字改回王嫣芸，开始做纪录片和写作，她拍的第一部纪录片《万悟生》讲五位不同年龄的女性艺术家，片子没有配乐，也不靠煽情，只是访谈和日常。

最特别的是，她全程不出镜，记者问她为什么不露脸，她笑着说：这次不需要靠脱衣服，内容自己就能撑住。

以前她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让别人盯着看，现在她主动选择不让人看，不是怕了，而是终于能把“被迫展示”放下，她说自己曾经太想让世界看见，现在更想把自己看明白。

她的经历牵扯很多话题，但核心问题还是：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要被逼到极端，才有活下去的筹码？

唯有当这样的问题被真正看见，类似的故事才不会周而复始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