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5年度业务汇报会（三）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记录我的2026#2月8日，汇报继续围绕历史时期城市、墓葬、窑址考古工作，围绕革命文物保护研究、四普工作、古建筑保护研究、对外交流等主题展开。

张艺璇介绍了舟山定海太平弄遗址的发掘收获。该遗址位于定海古城内的西南位置，此次发掘是对定海古城城内格局的首次考古学探索。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主体遗存以宋元时期为主，揭露了宋元河道及清代房址、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文物标本累计1700余件，包括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系青瓷器、建窑系黑釉盏、景德镇青白瓷、本地烧造的韩瓶和各类扣器、带有姓氏墨书的器底等。

图1-1 汇报人张艺璇

图1-2 舟山定海太平弄遗址出土各类扣器举例

图1-3 舟山定海太平弄遗址出土各类器底墨书、朱书举例

两段方向不同、具有打破关系的河道，指示着宋元时期定海古城内的格局变迁。出土的大量韩瓶或许与地方志中记载的“酒务司”有关，而窑口众多、品质上乘的瓷器，为研究宋元以来以瓷器为核心的海陆贸易网络提供了新的材料。相关收获为理解海洋城市发展、海疆政策变化提供了考古学的视角。最后，她分享了从“四海为家”到“以海为家”的岛屿考古工作心得，并对未来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城市考古工作提出了新展望。

焦美宁介绍了南宋皇陵（宋六陵）七号陵园的发掘收获。本年度的野外工作与室内整理同步开展，均取得了新进展。七号陵园位于北陵区，地处雾连山山地，坐西北，朝东南，三面环山，南部开阔平坦，遥望南陵区。发掘揭示了七号陵园的石藏子、献殿等中轴线遗迹，具体有石藏子1处、房址6座、对称的排水系统1套。考古发掘确认了两期建筑遗迹，第一期建筑群由大殿F1、附属建筑F3-F6、排水系统及前部庭院构成；第二期建筑则以献殿F1为主，在原有基础上改造加建而成。据文献记载，诸陵园中仅宁宗永茂陵陵园为原有建筑群改造而成，因此七号陵园极有可能为永茂陵。

图2-1 汇报人焦美宁

图2-2 七号陵园平面图

在编写《南宋皇陵——绍兴宋六陵一、二号陵园考古报告》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了二号陵园的格局，确认二号陵园建筑布局为中轴线上设有大殿，东、西、南三面环廊围绕的建筑院落；对出土的瓦当、火珠等建筑构件进行了分型分式、出土位置统计等定量分析，为下一步的建筑复原研究打下基础。

图2-3 南宋皇陵遗址复原图

绍兴南宋皇陵的南陵区建设基本遵循北宋“国音姓利”堪舆思想和营造方式，而北陵区七号陵园适应南方山水环境加以调整，选址在北高南低的北面山地。这种转变意味南宋后期彻底放弃了“角音大利向”，攒宫变为实质上的“山陵”，折射出南方政治群体对于帝陵攒宫制度的改造。未来将继续深化南宋皇陵大遗址考古工作，全面揭示和阐释其制度体系与文化脉络。

金华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胡晨雨介绍了山下吴南宋石室墓的发掘收获。该墓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山下吴水库淹没区地块，在完成近现代墓葬迁移后，发掘了宋代墓葬1座。墓葬为砖椁石板顶墓，仅存墓室和部分环墉。基址建于人工平整后的基岩之上，边侧有长方形砖内、外顺砌两层的围墙，形成独立而密闭的茔园空间。环墉仅残存北部，推测平面应为近圆形，直径约5.6米，整体内低外高，残高0.05～0.55米。墓室位于环墉居中位置，穿凿基岩砌筑而成，系长方形石室砖椁墓，长4.24、宽2.34、高1.5米。出土器物包括堆塑罐、铜钱、铁棺钉、铁环钉及石质墓志1方。

图3-1 汇报人胡晨雨

图3-2 山下吴南宋石室墓照片

图3-3 山下吴南宋石室墓出土墓志铭拓片

墓主人丁氏，为南宋初年官员郑瑴之妻，因其子郑珙升朝获封太孺人。墓志记录了丁氏太孺人自建炎至绍兴年间的人生轨迹，通过墓主人儿子郑珙的追述，展现了南宋初年动荡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维扬之变和苗刘兵变两个历史节点。

山下吴水库南宋石室墓的发掘丰富了对金华地区宋代墓葬的认识，结合历年考古资料，可知墓葬所处的金华山区域呈现出不同等级墓葬向心分布的现象，增进了对于金华地区作为南宋初年北方移民重要安置地的历史角色的理解。在建炎年间山河破碎的背景下，即便是高级官员的家庭也难逃流离失所的命运，这是历史主脉络下一处生动的注笔。

汤妮介绍了临海梅浦凤凰山窑址的发掘收获。梅浦窑址群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古城街道梅浦村一带，瓷土资源丰富，地处灵江南岸，可充分满足窑厂烧制和瓷器运输的需求。凤凰山窑址系梅浦窑址群代表性窑址点之一，也是目前继越窑后北宋中期唯一一个烧制秘色瓷的窑场。2025年的发掘分为窑址、码头及此前发现的钱币窖藏三个区域。

图4-1 汇报人汤妮

图4-2 凤凰山遗址分布图

窑址揭露了龙窑窑炉、储泥缸、灶和大量的瓷片堆积等重要遗存，年代均为北宋中期，可分为三个烧造时期。三期龙窑均由窑前操作间、火膛、窑室等组成，火膛和窑壁为砖砌，窑门开于窑炉左侧。生产的产品器型丰富，有碗、盘、水盂、炉、瓶、执壶、盏托、盒、枕、花插、熏炉、渣斗等，除青釉外还生产少量酱釉产品。窑具有匣钵、垫圈、垫饼和垫柱等，匣钵以钵型为主，均为粗瓷质。精质产品为单件匣钵装烧，此外还有套烧、叠烧裸烧做法。

图4-3 梅浦窑凤凰山窑址发现釉封匣钵

此外，码头揭露出条石遗迹，淤积层出土龙泉窑、沙埠窑、建窑和青白瓷等其他窑口产品，说明梅浦极有可能是北宋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瓷器烧造与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中心。窖藏区域地层中出土“政和通宝”、“元丰通宝”等钱币。

秘色瓷的烧造与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存在密切关联。凤凰山窑址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反映了北宋中期秘色瓷的再度复兴，是吴越国青瓷生产技术对后世影响的体现；凤凰山窑址窑业构成要素齐全，外围沿灵江流域还存在码头、窖藏迹象，基本构建起梅浦窑备料、成型、烧成、废弃的完整窑业生产操作链，完善了生产、流通、消费的全产业周期。

王格汇报了龙泉亭后窑址的发掘收获。龙泉窑窑址分布广泛，以丽水市龙泉市境内的窑址分布最为密集；亭后窑址位于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亭后山东坡，属于龙泉窑南区大窑片区核心产区内，遗址区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可分为烧成区、废品堆积区和备料成型区三个功能区块。自2022年起，为配合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亭后窑址进行连续主动性发掘。

图5-1 汇报人王格

2025年度的发掘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将坡上的4条窑炉遗迹全部揭露完毕，二是继续发掘坡下平台的作坊区。目前共清理出窑炉、排水沟、储泥池、房址、辘轳坑等各类遗迹29处，年代涵盖北宋晚期至明代晚期。出土器物器形丰富，年代范围广泛，覆盖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的各个阶段，主体年代集中在明中期，除碗、盘、高足杯、炉、瓶、罐、壶、花盆、烛台、瓷塑、砚滴等，还有多件刻字器物，表明亭后窑址在明中期曾有接受定制货品的现象，两件刻“官”字的器物佐证了明中期亭后窑址作为官府窑场定烧器物的历史过程。

图5-2 亭后窑址发掘区

图5-3 亭后窑址出土明代瓷器

相关窑炉遗迹为建立、完善亭后窑址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不间断的制瓷编年序列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完整揭露的明中期生产作坊由作坊建筑、储泥池、辘轳坑、石砌水沟等构成，证实了窑炉附近存在空间集中、过程连续的窑业生产流程，构建了较完整的窑业生产操作链，为理解龙泉窑生产方式提供了实物支撑；明中期产品种类丰富，不乏首次出土的新器型，为明中期龙泉窑的生产性质研究提供新线索，为探讨明代龙泉官窑产品的生产区域、生产类别、官匠制度等问题提供新证。

根据大窑龙泉窑五年工作计划，2026年拟对官厂区域进行发掘，明确其性质与内涵、官厂与周边窑址的关系，明确龙泉窑在明代贡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与景德镇御窑厂体制进行对比研究，探索明代瓷器贡御体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江源汇报了狮子岩宋元窑址的发掘收获。狮子岩窑址群是龙泉东区代表性窑址点，位于丽水市龙泉市安仁镇西北，东临紧水滩水库。狮子岩窑址由作坊区、窑炉区和旁边的窑业废弃堆积组成，包括窑炉12条、房址2个、匣钵砌成的池子4处等，根据叠压关系可分为三期，主体年代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中晚期。

图6-1 汇报人江源

图6-2 龙泉狮子岩宋元窑址群遗迹示意图

一期遗存为南宋，包括三条窑炉，分别是Y8、缩短Y8后先后修建的Y6和Y7；该期作坊区遗迹包括房址、灰坑和釉料池；器物以碗为主。二期窑炉存在南北两次大改建：南部山腰处，Y9叠压在Y7的窑前工作面上，持续改建3次，即Y9-Y12；而在北部山上，Y1替代了上期最后的Y7；该期作坊F1可能兼作制作与晾干功能，房外有匣钵池；器物主要为外壁浮雕莲瓣碗，年代约在南宋末期至元初。第三期是山坡南部4条窑炉，以元代为主。Y5打破了上一期四条窑炉，后缩短为Y4，窑头不变；更早的Y3，先后被Y2、Y5打破；该期作坊区也位于窑炉侧面，匣钵池K4修建在南宋早中期的废弃堆积上面；器物以碗为主。

此次发掘不仅揭示了目前浙江地区已知最复杂的窑炉遗存，更通过器物串联起本土生产、技术交流与海外贸易的完整链条，为我们理解龙泉窑如何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关键枢纽并嵌入早期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视角。

解瑶介绍了《浙江革命标语类文物抢救性调查记录和本体保护技术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首先对省内革命标语资源进行调查梳理，就文物价值、保存状况、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等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认知：已知全省不可移动红色标语单体共439条，可移动红色标语共160条；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时期，主要集中于前两个时期；地域分布呈现出广泛且不均衡的特点，承载红色标语的文物建筑保存数量最多的为丽水，可移动标语保存条数最多的是杭州。目前，浙江在革命标语展示利用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但全省红色标语中，低级别文物占主体，其保护修缮工程仍处于探索阶段，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活化利用空间较大。

图7-1 汇报人解瑶

图7-2 红色标语保护技术路线

课题组选择了临安区清凉峰镇红军标语进行保护修复研究试点，开展了现场无损检测及实验分析，围绕红色标语存在的典型病害，实施小范围的保护性修复试验，取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临安区清凉峰镇红军标语本体保护展示专项方案》。方法创新为同类型标语的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范式与实践参考，对标语保护工作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主要项目成果之外，还形成了《浙江省红色标语专项调查工作报告》、《浙江省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展示利用研究》两份专项调查报告，同时联合浙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开展了全省典型红色标语的文物病害实验分析，形成病害报告一份；发表《浙江革命标语文物调查及本体保护研究》。上述成果共同构成课题研究的成果体系，对推动全省红色标语的保护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张嘉晨汇报了浙江古建筑油饰工艺相关研究。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油饰作为一种包覆材料，起到隔绝木料与外界环境、美化表面的作用；施工过程层层相继，形成层次分明的有机-无机复合物质。油饰在古建筑研究中往往被忽视，目前省内专门针对油饰的研究开展较少，尽管传世工艺有所记录，但缺乏可以佐证的文物资料。现场取样后进行技术检测，之后结合当地工艺传承记录和油饰工艺文献进行进行对比分析，是目前油饰研究的一般方法。

图8-1 汇报人张嘉晨

图8-2 吕府1号样品剖面

图8-3 胡庆余堂2号样品表面油皮工艺

绍兴吕府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官式建筑，油饰中的植物纤维存在网状编织现象，类似传统“一麻五灰”工艺，但不同构件的制作工艺各异：金柱所采样品呈现“一麻四灰”特征，枋上所采样品则缺少中细灰层。胡庆余堂油饰较为独特，油皮中添加大漆成分，制作工艺复杂。浙江省内的古建筑油饰类型多样，与目前记载的油饰制作工艺有一定差异。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理解古人营造建筑、保存古建原真性的技术思路和工艺实践。

傅峥嵘介绍了本所参与四普工作的主要内容与进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本所承担起技术支撑、质量保障、力量调度和数据调度等四方面省级普查职能。严格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和我省工作安排，分三个阶段推进普查工作，覆盖全省11个地市，提供全面技术支持。现阶段工作包括三普文物复查及审核、新发现与消失文物的认定、4个专题调查和古城专项调查、“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文物保护需求保障等。下一步将继续推进验收工作，确保普查成果质量与后续应用衔接。

图9-1 汇报人傅峥嵘

图9-2 四普数据调度与统计

此外，在专家指导与队伍建设、数据调度与统计机制、专题研究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组建了由所内和兄弟单位共127位成员构成的专业队伍，开展全省业务指导，有效提升了普查质量；组织并参加多轮各级培训会与数据调度会，协助省文物局、省普查办召开全省普查工作会议7次；建立了定期数据调度机制，全年累计开展省级数据调度41次，精准掌握全省普查进展，确保数据准确、及时有效。展开拟迁移不可移动文物现场调研和低级别文物保护机制研究两项专题研究，为四普后期工作及未来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提供参考。

接下来团队将继续协调推进全省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审批工作，提高审批效能；依据《浙江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省级验收办法》推进全省普查验收，探索应用AI技术提高规范性，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吴箫箫介绍了2025年我所对外交流工作情况。从第三届“良渚论坛”到“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对外交流展览，从中韩联合考古、因公出国团组到国际及港澳台来访，本年度对外交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不悖，取得良好成效。

图10-1 汇报人吴萧萧

第三届“良渚论坛”中，我所执行了两个核心分论坛，分别是“文明根脉：远古文明的历史智慧和当代价值”与“实践创新：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论坛期间为“严文明纪念室”揭牌，发布良渚反山王陵等重大考古新发现，汇聚“考古中国”最新成果、深化中华文明起源认知，推动与古埃及、玛雅等世界文明开展对比研究，进一步提升了良渚文化国际影响力。

图10-2 良渚论坛合影

本年度“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主题展览由孙瀚龙策划，题为：“稻作的神话：观念、信仰与记忆”。该展览于2025年11月30日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展期22天，同名线上云展同时发布。展览从良渚文化缔造的“稻作的神话”展开，呈现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所体现的“稻作的神话”的发源过程，以东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精神信仰的演进，串联起中泰基于稻作文明而相通的文化记忆。

图10-3 “稻作的神话”展览开幕式

本年度联合考古也有新进展。此前，我所于2017年与韩国罗州文化遗产研究所达成古代东亚文物交流共同研究合作协议，并已顺利开展了二期合作。2025年双方达成第三期合作协议。本年度我所共组织因公出访团组7个，出访了日本、俄罗斯、韩国、英国、巴西等国，核心任务均为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带回了国际考古领域的前沿动态和相关合作意向，也为后续“引进来”工作明确了方向、搭建了桥梁。年内接待了多批次国际及港澳台地区人员来访，国外来访人员主要为澳大利亚、日本、瑞士、意大利、英国、韩国的高校教授、考古研究员等，促进了行业深度交流。

两天半的业务汇报结束后，方向明所长进行总结发言。他首先对到场的兄弟单位同仁们表示欢迎，向奋战在考古前置、四普工作上的同事表示敬意。他认为此次年终汇报较为全面系统，尽管个别项目的思想和重点不够突出，但年轻同志较去年进步明显。

首先，史前考古阶段的聚落考古理念明显加强，在工作中更有意识地关注遗址景观、分布范围和堆积过程等；历史时期的遗址虽然工作范围受限，但结合文献研究当能深入认识古今重叠的遗址。其次，科技考古不断走向深入，较之央所和高校，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水利考古、瓷器考古、玉器考古的优势得以发扬，新兴的盐业考古、冶金考古也抓住了机遇，势头良好。再次，地面文物工作方面，文物建筑与遗产监测的同事们除了承担研究项目，还承担着大量文保管理工作，整体依然在平衡中稳定发展。

方向明所长还就若干问题提出了殷切期望：关注重要遗址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基本建设中的一般考古发现，从不同时期的遗址中发现问题，做到触类旁通；除了文化面貌和属性等基本研究，更要学会以聚落考古理念与视角开展工作；经典阅读是进步的助推器，年轻同志要多读经典报告、专著和文献，哪怕时间不足，也要常读常新；利用好古城专题调查等四普工作积累，争取拿出资源报告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