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政策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大规模全球关税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属于违法行为。

这对中国是不是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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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场裁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首先必须看清美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法律攻防战。

美国最高法院170页的裁决书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笔，6名对裁决投赞成票的大法官，其核心理由明确而坚定：征税权是宪法赋予国会的“独占权力”，IEEPA文本中从未出现“关税”或“进口税”等字眼，且该法实施50年来从未被用于大规模征收关税。

这被法律界称为“国本之诉”——它锁定的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总统能否绕过国会擅自征税的宪政底线。

然而，特朗普的反应速度和政策熟练度同样令人侧目。

3小时内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签署新行政令、宣布10%全球关税（次日又提高至15%）、明确保留232和301条款现有关税、启动多项新301调查——这一套“组合拳”显示，特朗普团队对美国贸易法工具箱的熟悉程度远超外界预期。

这一“刚被叫停、马上又加征”的戏剧性场面，恰恰揭示了这场裁决的深层意味：它并不代表美国单边主义关税政策的终结，更多的是博弈规则的深刻重塑。

正如拥有纽约州律师资格的相关专家所指出的，“关税杠杆并未被最高法院彻底卸下，只是从‘紧急状态无限版’换成了‘法定程序限制版’”。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将从“快、猛、覆盖面大”的总统自由裁量模式，转向“程序复杂、有明确限制、但法律风险较低”的国会授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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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问题：这对中国是不是重大利好？

答案是肯定的，但其内涵需要分层拆解。

第一重利好：谈判筹码的此消彼长。

特朗普一直将关税视为其最核心、最有效的施压工具，曾直言总统必须能“用关税来讨价还价”。IEEPA路径被封堵，意味着他失去了那种能随时威胁加征大规模、无差别关税的“杀手锏”。

彭博社分析指出，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手握“更强有力的筹码”。这并非虚言——当对方最强的武器被缴械，谈判桌上话语权的天平自然会发生倾斜。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战术性利好——它不仅改变了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前的筹码分布，更让中国在对美经贸博弈中握住了罕见的主动权。

第二重利好：近1750亿美元的潜在退税正在路上。

据经济分析机构测算，基于本次裁决的潜在关税退款最高达1750亿美元（截至2025年年底已征收约1335亿美元）。

虽然实际操作层面“没有1-2年是拿不到钱的”，但这笔钱最终将从美国政府口袋回流到美国进口商手中，进而缓解输入美国的商品成本压力。

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下游客户的采购成本下降、订单稳定性增强。更重要的是，退税的长期存在将深刻改变美国进口商的预期——他们会更倾向于与中国供应商维持长期合作，而不是急于寻找替代来源。

第三重利好：中国握住了“大豆牌”的主动权。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特朗普之前基于IEEPA对中国加征的20%芬太尼关税和125%对等关税（已在2025年5月取消91%）被终结。

这是最具战术价值的点。

此前中国同意大量采购美国大豆，很大程度上是迫于高关税的压力。现在，既然美国加征关税的主要手段被判违法，那么中国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就不再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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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利好不等于高枕无忧。

特朗普手中仍有四张明确的“关税牌”，它们的威胁程度和适用场景各不相同。

威胁最大的，当属301条款。

这是《1974年贸易法》中专门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重锤，特朗普第一任期即依此对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

该条款对中国“威胁最大”，因为它无需走国家安全审查路径，而是直接锁定“不合理、歧视性”的贸易行为，且程序上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导。

未来，针对中国特定产业（如新能源、半导体）的301调查可能会密集出现。

其次是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之名行关税之实。

这是特朗普除对等关税外使用最多的工具，钢铁、铝、汽车乃至下游的橱柜、家具都曾被纳入打击范围。

其最大特点是“打击面广、没有时间限制、司法挑战难度大”。

未来，美国可能以“关键供应链安全”为由，将更多中国优势产业纳入232调查。

122条款是当前的“应急替补”，允许对全球征收最高15%、最长150天的临时关税。

但它存在明显硬伤：一是适用前提必须是“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而不仅仅是贸易逆差；二是150天到期后能否延续存在法律争议。中国政法大学专家指出，这一新关税很可能像此前一样面临被起诉风险。

最具争议的“核选项”是338条款，来自1930年《关税法》。它授权总统对“歧视美国贸易”的国家征收最高50%的关税，无需调查、没有时间限制。但自大萧条时代以来从未实际动用，一旦启用，将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剧烈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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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中美关税博弈或将转向一个新的阶段：从“狂风暴雨”式的总统令模式，转向“精确打击”式的法律程序战。

这一转变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应对特朗普的“紧急状态关税”，中国更多是被动承受和事后反制。而未来，面对301、232等有明确法律依据、有程序性要求的工具，中国需要更精准地运用WTO诉讼、对等反制、产业谈判等多种手段，与美国的“精确打击”进行周旋。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新关税的法律基础并不牢固。122条款的适用前提是“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问题”，而法律上的判断依据是包括资本流动、服务贸易在内的整体国际收支状况，而非单一的货物贸易逆差。这意味着，即便特朗普强行推进10%的临时关税，各州总检察长也很可能再次联合提起诉讼，司法缠斗将持续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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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对中国是不是重大利好？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利好具有清晰的边界——它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

它让中国在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前，从一个被动应对的位置转向拥有更多主动权和交换空间的更有利位置；它让中国手中的“大豆牌”真正成为可以交换利益的筹码；它让近1750亿美元的退税资金正在路上，为出口企业带来喘息空间。

但中美关系的长期复杂性并未改变。美国的对华竞争性战略基调不会因此发生根本动摇，301条款和232条款依然是中国需要警惕的“精准打击”工具。相关政策博弈会长期存在，单边贸易政策倾向会长期延续，不会因单次司法裁决而发生根本改变。

对中国而言，当前最明智的策略是：抓住战术窗口期，在谈判桌上争取最大利益；同时保持战略耐心，做好应对长期法律战的准备。

因为在这场关税博弈中，目前还远非“终局”，真正的较量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