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国籍者注意！2026年2月起英国入境者，强制使用英护照！

自2026年2月起，英国针对大多数拥有双重国籍的本国公民实施了一项新规：他们必须使用英国护照方能入境英国。

在此之前，仅出示非英国护照或许还能畅通无阻，但如今，这已不足以作为登机或搭乘渡轮的凭证，除非该护照附带一份昂贵的“居留权证明”。

这项新规的落地，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双重国籍持有者的管理体系，与英国全新推出的电子旅行授权系统顺利接轨，从而消除边境检查中可能出现的混乱。

从纯粹的法律层面来审视，一切似乎并未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英国公民依然牢牢握有入境并在英国居住的神圣权利。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证明这项权利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偏移。而这种偏移，正向我们揭示了在数字化狂飙突进的时代，公民身份的内涵与外延正在经历怎样一场悄然的重塑。

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双重国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极其广泛的接纳。时间倒回1990年，在全球范围内，允许入籍者保留原国籍的国家还不到三分之一。但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已惊人地攀升至大约四分之三。

这种观念与制度的变迁，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一种必然映射。随着人口流动性的空前增强，各国政府也不得不做出顺应时代的调整。移民群体往往在情感和现实层面，与不止一个国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双重国籍制度，正是对这一复杂现实的务实承认，它赋予了人们在多个地方寻找归属感的权利，而不必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残酷抉择。

根据2021年的权威人口普查数据，在英国出生的居民中，拥有他国双重国籍的比例已达到1.2%，这一数字相较于2011年的0.5%实现了显著增长。而在非英国出生的常住人口中，2021年拥有英国双重国籍的比例更是高达6.5%，同样高于2011年的5.1%。

这一连串攀升的数据，不仅折射出更为宏大的人口结构演变规律，更与“脱欧”这一震撼性事件的时间线高度重合。

在2011年至2021年这十年间，同时持有英国和欧盟护照的人数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一现象强烈暗示了：在英国决意脱离欧盟的历史关口，众多原本居住在英国的民众为了保全欧盟公民所享有的各项便利与权益，纷纷选择获取欧盟护照；也有部分欧盟居民为了确保自己未来能够继续无障碍地出入英国，而积极申请了英国国籍。

换言之，当今英国庞大的双重国籍群体中，既包含了那些历史悠久的移民和侨民社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由近期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动所催生的“新军”。

英国此次出台的护照新规，绝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对双重国籍者的宽容度正在降低。这其实是近年来全球边境管理日益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必然副产品。

在当下的语境里，所谓的“边境”，早已不再局限于机场里那一排排冷冰冰的护照查验柜台。它已经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深深嵌入了航空公司的值机系统、繁琐的旅行前预先授权程序、庞大的生物特征数据库，以及冷酷无情的算法风险评估模型之中。

航空公司被强制要求在乘客登机前，必须彻底确认其出行资格。数字系统会如同精密的齿轮一般，将乘客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等信息，与高度集中的中央数据库进行严丝合缝的交叉比对。这些系统设计的最高法则就是追求绝对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其终极目标是彻底消灭任何一丝可能的模糊与歧义。

双重国籍，以及更为广阔的跨国生活方式，恰恰孕育出了那些数字系统最难以消化、最不擅长处理的“复杂性”。

例如，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内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拼写方式；一段跨国婚姻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更改了姓氏，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依然沿用旧姓；某些护照上可能会印有特殊的重音符号，但在音译版本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有些在海外出生的孩子，虽然从血统上自动继承了英国国籍，却从未真正申领过一本英国护照。

当边境检查的权力被全面移交给数字系统时，留给人工裁量的弹性空间便几乎被挤压殆尽。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僵化，行政管理层面给出的标准答案便是：入境英国时，必须亮出英国护照。

对于个体而言，这绝非一个可以轻松搞定的选项。

一些出生在海外的双重国籍者，在他们过往的人生中可能从未觉得有必要拥有一本英国护照，但现在，为了能够顺利踏上英国的土地，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完成繁杂的申请手续。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为了逃避这种沉重的行政负担，而动念放弃英国国籍——但这对于那些尚未成年的双重国籍者来说，甚至连这个被动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双重国籍者绝非一个可以被轻易贴上统一标签的同质化群体。

他们中既有通过归化程序获得国籍、但依然珍视并保留着原籍国护照的移民；也有生于英国本土，后来因长期旅居海外或跨国婚姻而获得他国国籍的公民；有成长于多国籍混合家庭的孩子；有由远赴海外的英国侨民所生、凭借血统原则获得国籍的“海二代”；甚至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的英联邦社区的成员，他们身上复杂多元的国籍归属，本身就是大英帝国那段错综复杂历史的鲜活注脚。

对于部分群体而言，应对这项新规仅仅意味着需要抽空检查一下自己的英国护照是否还在有效期内。但对于另一部分群体——尤其是那些常年旅居海外、且从未觉得有必要为孩子办理英国护照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凭空增添了一道令人措手不及的官僚主义壁垒。

正是在这种隐秘的角落里，数字边境的冷酷与现实社会的深层不平等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那些能够轻松获取领事服务、拥有充裕财务资源、且对英国复杂的行政系统运作方式驾轻就熟的家庭，往往能够迅速调整姿态，适应新规。而那些远离英国官僚服务基础设施的人群，则注定要在办理的过程中遭遇更为严重的阻力与摩擦。

英国出台这项护照新规，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恰恰契合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球政治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各国政府都在不约而同地收紧对公民身份的管控权。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行政团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严格限制“出生公民权”，并大幅扩张国家机器剥夺个体公民身份的权力。

在不少国家，政府行使剥夺公民身份的权力时，其矛头往往不成比例地指向了那些拥有双重国籍的人群。其背后的逻辑极其冰冷：因为如果剥夺一个单一国籍者的公民身份，将使其沦为无国籍人士，这不仅在道德上难以立足，更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

我们当下所目睹的，或许并非双重国籍制度的全面衰退，而是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异化与转型。

在宏观的法律框架内，它依然享受着广泛的宽容与接纳。但在微观的行政操作层面，它正日益受到官僚系统越来越严密的监控与规训。

这种累积效应虽然隐蔽，但其影响却极其深远。公民身份，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一旦获得便可高枕无忧的静态法律资格。它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数字边境系统的“可读性”，并随时准备接受那些相互勾连的庞大数据库永无休止的审视与核查。

双重国籍制度的初衷，是出于对人类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可以呈现多层次、多维度这一客观事实的温情体认。冷冰冰的数字边境，却偏执地追求着绝对的清晰度与单一的表征模式。这种存在于感性与理性、包容与管控之间的内在张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难以消解。

英国的这一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一个由数字边境构建、且充斥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全新时代里，个体对公民身份的切身体验正在被悄然重塑。而这种重塑的发生，并非依赖于那些惊天动地的宪法修正案，而是通过对行政系统进行的一场场不露声色的隐秘重组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