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父亲去邻村要账，看到三个孩子在吃咸菜，当时就愣住了

那年的春节来得格外早，腊月初八刚过，村里就飘起了零星的年味儿，家家户户开始晒腊肉、灌香肠，就连巷口的老槐树上，都被孩子们系上了五颜六色的彩纸。可我家的院子里，却没有半点喜庆的样子，母亲坐在灶台边，一边搓着玉米面窝头，一边唉声叹气，火苗映着她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憔悴。

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蒂扔了一地。“再等等，要是腊月二十五之前，王建国还不还那笔钱，咱们这个年，就真的没法过了。”父亲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无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我那时刚上初中，虽然不懂家里的难处，却也能看出父母脸上的愁云。那笔钱，是父亲起早贪黑、上山砍柴、下地种田，攒了整整三年的积蓄，本来是打算给我盖新房娶媳妇的，后来王建国找上门，说家里孩子生病，急需用钱，求父亲先借给他，承诺年底一定还清，还拍着胸脯保证，绝不会耽误父亲用。

父亲是个老实人，见不得别人为难，更何况王建国是邻村的熟人，小时候还一起放过牛、割过草。没多想，就把钱全部借了出去，连张借条都没让写——在那个年代，村里人讲究的是人情，张口要借条，反倒显得生分。

可谁也没想到，年底的时候，王建国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露过面。父亲去邻村找过他两次，都被他家里人以“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为由，拒之门外。眼看着春节越来越近，家里的米缸快要见底，年货一点都没备，母亲急得整夜睡不着觉，父亲也渐渐没了耐心。

腊月二十三，祭灶节，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吃灶糖，祈求来年平安顺遂。我家却只能喝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玉米面粥，就着一小碟腌萝卜干。父亲放下碗筷，抹了抹嘴，对母亲说：“我今天再去一趟邻村，就算是堵，也要把王建国堵回来，就算他还不上全部，能还一部分也好，至少能让孩子们过个像样的年。”

母亲连忙拉住他：“这天寒地冻的，路又滑，你一个人去，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办？再说了，他要是真的不想还，你去了也没用啊。”

“没用也要去！”父亲的语气很坚决，“那是咱们家的血汗钱，是给孩子攒的家底，我不能就这么算了。”说完，他裹了裹身上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戴上那顶破了边的旧棉帽，拿起墙角的拐杖——前几年上山砍柴，不小心摔断了腿，虽然好了，却落下了病根，走长路需要拄着拐杖，一步步挪着走。

我看着父亲蹒跚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连忙追出去：“爹，我陪你一起去。”

父亲回头看了看我，摇了摇头：“外面冷，你在家好好陪着你娘，我一个人去就行，很快就回来。”说完，他转身，一步步朝着村外走去，背影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邻村离我们村有五六里路，都是土路，冬天冻得硬邦邦的，坑坑洼洼，特别难走。父亲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走几步就停下来，搓一搓冻得通红的手，哈一口热气，再继续往前走。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割得生疼，他的棉袄领口、袖口都结了一层白霜，头发上也落满了雪花，可他却没有丝毫退缩。

我在家里坐立不安，一边帮母亲烧火，一边时不时地望向村外的方向，心里默默祈祷着父亲能顺利要回钱，平安回来。母亲也一直唉声叹气，手里的活计慢了许多，眼神里满是担忧。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实在忍不住，不顾母亲的阻拦，裹了件棉袄，就朝着邻村的方向跑去。一路上，我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耳边只有寒风呼啸的声音，还有自己急促的脚步声。

跑了大概一半的路，我远远地就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依旧拄着拐杖，一步步地挪着，速度比去的时候更慢了，脸色苍白，嘴唇冻得发紫，看样子，一路上受了不少罪。我连忙加快脚步，跑到他身边：“爹，你怎么样？有没有找到王建国？”

父亲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摇了摇头：“还没找到他，他家里人说，他出去打工了，还没回来。我再去他家里看看，说不定他已经回来了。”

“爹，要不咱们回去吧，这么冷的天，就算找到他，他要是不还钱，咱们也没办法啊。”我拉着父亲的手，他的手冻得像冰一样，僵硬得几乎握不住。

“不行，再去看看。”父亲的语气依旧坚决，他挣开我的手，继续朝着王建国家里的方向挪去。我没办法，只能陪在他身边，扶着他，一步步地往前走。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王建国的家里。那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墙壁已经裂开了一道道缝隙，屋顶上的瓦片也掉了不少，用塑料布遮着，看起来十分简陋，和村里其他人家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院子里没有围墙，只有一圈低矮的篱笆，篱笆上的杂草已经枯黄，被寒风刮得东倒西歪。院子里没有晾晒任何年货，也没有任何喜庆的装饰，显得格外冷清，甚至有些凄凉。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朝着屋里喊了一声：“建国，在家吗？我是周老根，我来看看你。”

屋里没有动静，只有一阵微弱的孩子哭声，断断续续的，夹杂着几声咳嗽。父亲又喊了一声，依旧没有回应。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角：“爹，没人，咱们还是回去吧。”

父亲摇了摇头，慢慢挪进院子里，朝着屋门口走去。屋门没有关严，留着一条缝隙，父亲轻轻推了推，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寒气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咸菜味，从屋里飘了出来，呛得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屋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比外面好不了多少。光线很暗，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飘落的雪花。我和父亲站在门口，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了屋里的景象。

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掉了漆的桌子，还有几把断了腿的椅子，墙角堆着一些破旧的衣物，看起来杂乱不堪。在桌子旁边，坐着三个孩子，最大的看起来有七八岁，是个女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不合身的旧棉袄，头发枯黄，乱糟糟的，脸上冻得通红，手里拿着一个黑乎乎的窝头，正小口小口地啃着。

中间的是个男孩，大概五六岁，穿着一件单薄的旧外套，没有戴帽子，耳朵冻得发紫，手里也拿着一个窝头，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咸菜，正蘸着一点盐，吃得津津有味。最小的那个，看起来只有三四岁，被女孩抱在怀里，穿着一件破洞的棉袄，小脸冻得发青，嘴里叼着一根咸菜，时不时地咳嗽几声，哭声微弱，听起来十分可怜。

桌子上，没有任何菜，只有一个小小的瓷碗，碗里装着一些切碎的咸菜，咸菜看起来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油水，甚至还有一些发霉的痕迹。三个孩子，就靠着几个黑乎乎的窝头，就着一碗发霉的咸菜，一口一口地吃着，吃得格外香甜，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父亲站在门口，看到这一幕，当时就愣住了，手里的拐杖“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微张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脸色，从苍白变得通红，又从通红变得铁青，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心疼，还有一丝愧疚，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也愣住了，看着那三个孩子，看着他们手里的窝头和咸菜，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过得这么苦，尤其是在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吃好的、穿好的，而这三个孩子，却只能啃着窝头，就着咸菜，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衣，头发凌乱，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疲惫，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看起来十分虚弱。她看到我和父亲，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慌乱，连忙走上前，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局促地说：“周大叔，您怎么来了？快，快进屋坐。”

这个女人，就是王建国的妻子，李秀莲。以前我跟着父亲来邻村的时候，见过她几次，那时候的她，虽然不算富裕，但也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可现在，却变得如此憔悴，仿佛老了十几岁。

父亲没有说话，依旧站在原地，目光紧紧地盯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又看了看三个孩子，喉咙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拐杖，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秀莲，建国呢？他回来了吗？”

李秀莲的眼睛红了，低下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哽咽着说：“周大叔，对不起，对不起……建国他，他还没有回来。”

“他去哪里了？为什么还不回来？”父亲的语气，没有了之前的愤怒和急躁，反而多了一丝温柔和关切。

李秀莲吸了吸鼻子，缓缓地说：“去年冬天，小儿子得了重病，需要做手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建国就只能出去打工，说是要挣够钱，给孩子治病，还要还您的钱。可他走了之后，就只给家里寄过一次钱，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有没有出事。”

说着，她指了指怀里的小儿子，眼泪又流了下来：“这孩子，手术后一直没有恢复好，经常咳嗽、发烧，需要吃药，可家里实在没钱，只能硬扛着。这三个孩子，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啃窝头、就咸菜，我这个当娘的，心里实在是难受，却又没有办法。”

最大的那个女孩，听到母亲的话，停下了啃窝头的动作，抬起头，看了看李秀莲，又看了看我和父亲，眼里充满了胆怯和懂事，她轻轻拉了拉李秀莲的衣角，小声说：“娘，我不饿，我把我的窝头留给弟弟吃，咸菜也留给弟弟吃。”

中间的男孩，也跟着点了点头，把手里的咸菜递到小弟弟嘴边：“弟弟，你吃，我不喜欢吃咸菜。”

小弟弟摇了摇头，把咸菜推了回去，小声咳嗽着：“姐姐，哥哥，你们吃，我不饿。”

看着三个孩子互相谦让的样子，父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这一生，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可今天，看到这三个孩子，看到他们过得如此艰难，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慢慢挪到桌子旁边，蹲下身，伸出冻得僵硬的手，摸了摸最大的那个女孩的头，声音温柔得不像话：“孩子，快吃，别饿着，叔叔这里有吃的。”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是母亲早上给他准备的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小袋糖——那是母亲省了好几天，特意给父亲准备的，让他路上吃。

父亲把两个白面馒头，递给了三个孩子，又把那一小袋糖，拆开，分给每个孩子几颗。三个孩子，看着手里的白面馒头和糖，眼里充满了惊喜，他们看了看李秀莲，得到李秀莲的点头示意后，才小心翼翼地拿起馒头，小口小口地啃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笑容，纯真又灿烂，却让我和父亲，心里更加难受。

“周大叔，您这……”李秀莲看着父亲，眼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对不起，我们欠您的钱，现在实在是还不上，等建国回来了，我们一定想办法，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一定会把钱还给您。”

父亲摇了摇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笑着说：“秀莲，别说这话，钱的事，不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就好。建国也是没办法，为了孩子，他也不容易。”

他顿了顿，又说：“我看孩子们实在是太苦了，这件棉袄，你让孩子们穿上吧，别冻着了。”说着，他脱下自己身上的旧棉袄，递给了李秀莲。那件棉袄，虽然洗得发白，还有几个破洞，但却很厚实，是父亲冬天唯一能穿的厚衣服。

李秀莲连忙推辞：“周大叔，不行，不行，这是您的棉袄，您脱了，会冻着的，我们不能要。”

“没事，我不冷。”父亲笑着说，“我身体好，扛冻，孩子们还小，可不能冻着，万一冻出病来，就更麻烦了。”说着，他把棉袄，强行塞到了李秀莲手里。

李秀莲抱着父亲的棉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哽咽着说：“周大叔，您真是个好人，谢谢您，谢谢您……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恩情。”

父亲笑了笑，没有说话，他又蹲下身，和三个孩子说了几句话，鼓励他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长大，等父亲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三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嘴里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小声地喊着：“叔叔好，叔叔好。”

父亲站起身，看了看李秀莲，又看了看三个孩子，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关切：“秀莲，建国要是回来了，你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管钱能不能还上，都没关系，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平安的。另外，孩子们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就去村里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尽力帮。”

“好，好，谢谢您，周大叔。”李秀莲连忙点了点头，不停地道谢。

父亲又叮嘱了几句，才拄着拐杖，慢慢朝着屋门口走去。我扶着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依旧在微微颤抖，可他的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走出王建国的家，寒风依旧呼啸，雪花依旧飘落，可我却觉得，心里暖暖的，不再像之前那样寒冷。父亲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内衣，冻得瑟瑟发抖，可他却没有丝毫抱怨，反而不停地对我说：“孩子，做人，要善良，要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王建国不容易，秀莲不容易，孩子们更不容易，咱们不能逼他们，钱没了，可以再挣，可人心要是凉了，就再也暖不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披在了父亲身上：“爹，您穿上，别冻着了，我年轻，扛冻。”

父亲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摸了摸我的头：“好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我们父子俩，相互搀扶着，一步步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父亲没有再提要钱的事，只是不停地念叨着，希望王建国能平安回来，希望三个孩子能好好长大，希望他们能早日过上好日子。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们，连忙迎了上来，看到父亲身上没有穿棉袄，反而披着我的棉袄，顿时急了：“老周，你的棉袄呢？怎么穿成这样？是不是冻着了？”

父亲笑了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也忍不住哭了，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笑着说：“你做得对，钱的事，不急，咱们省吃俭用，总能过得去，可他们一家人，实在是太苦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说着，母亲转身，走进屋里，把家里仅有的半袋面粉，还有几个鸡蛋，装了起来，递给父亲：“明天，你再去一趟邻村，把这些东西，给他们送过去，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总吃窝头、就咸菜，得吃点有营养的。”

父亲点了点头，接过母亲手里的东西，眼里充满了欣慰。那天晚上，我们家依旧喝着玉米面粥，就着腌萝卜干，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暖暖的，没有一丝抱怨。虽然这个年，我们没有钱，没有像样的年货，可我们却收获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善良和温暖。

过了几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王建国回来了。他瘦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布满了灰尘和疲惫，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看起来十分狼狈。他一回到家，就听说了父亲的所作所为，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来不及休息，就拿着自己打工挣的钱，急匆匆地赶到了我家。

他一见到父亲，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眼泪流得不停：“周大叔，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您，我不该躲着您，不该让您这么冷的天，一次次地跑去找我。”

父亲连忙把他扶起来，笑着说：“起来吧，建国，别说这话，我知道你不容易，为了孩子，你也没办法，我不怪你。”

王建国站起身，把手里的钱，递给父亲：“周大叔，这是我打工挣的钱，虽然不多，不够还您全部的钱，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把剩下的钱，全部还给您。另外，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谢谢您给孩子们的棉袄、馒头和糖，谢谢您的善良和体谅。”

父亲接过钱，看了看，又把一部分钱，递回给王建国：“建国，这些钱，你拿着，给孩子们买点年货，买点衣服，再给小儿子买点药，好好给孩子补补身体。剩下的钱，你先欠着，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就好，不用急。”

王建国连忙推辞：“周大叔，不行，这钱，我不能拿，我欠您的钱，还没还清，怎么能再要您的钱呢？”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父亲的语气很坚决，“孩子们要紧，过年了，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咱们都是庄稼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王建国看着父亲，眼里充满了感激，他再也忍不住，又一次哭了起来，不停地说着“谢谢”。那天，王建国在我家坐了很久，和父亲聊了很多，聊他在外打工的艰辛，聊孩子们的情况，聊未来的打算。父亲一直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地安慰他，鼓励他，让他不要灰心，只要好好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王建国离开了我家，临走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郑重地说：“周大叔，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挣钱，尽快还清您的钱，也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家人，不辜负您的帮助和期望。”

父亲点了点头，笑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那年的春节，我们家依旧过得很简单，没有大鱼大肉，没有华丽的衣服，可我们却过得格外开心和踏实。王建国一家人，也因为父亲的帮助，过了一个温暖的年，三个孩子，穿上了新衣服，吃上了好吃的，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过了年后，王建国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人，小儿子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他每个月，都会按时给父亲寄一部分钱，一点点地偿还欠父亲的债务，还经常带着孩子们，来我家看望我和父母，给我们带一些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

渐渐地，我们两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就像亲人一样。父亲和王建国，经常一起聊天、喝酒，一起下地干活，母亲和李秀莲，也经常互相串门，互相帮忙，三个孩子，也经常来我家，和我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后来，王建国还清了欠父亲的所有钱，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盖了新房，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父亲的恩情，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助我们家，就像当年父亲帮助他一样。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父亲已经老了，头发也变得花白，可他依旧常常提起那年春节，提起去邻村要账，提起那三个吃咸菜的孩子。他总是对我说：“孩子，做人，一定要善良，一定要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多一份善良，多一份温暖，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钱固然重要，但人心，比金钱更珍贵。”

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做人善良，待人真诚，懂得互相帮衬，互相体谅。那年春节的经历，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温暖，什么是人间真情。它也让我知道，有时候，一次不经意的善良，一次真诚的帮助，不仅能温暖别人，也能温暖自己，甚至能改变两个人，两个家庭的命运。

如今，每当春节来临，我都会想起那三个孩子，想起他们啃窝头、就咸菜的样子，想起父亲的善良和温暖。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去看望王建国一家人，去看看那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告诉他们当年的故事，告诉他们，要永远保持善良，永远懂得感恩，永远记得，人间自有真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