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考场内外的小故事

1977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

效果相当的好，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那年高考由各省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北京市考试共3天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北大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湖南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写了首打油诗，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湖南，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拼音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包产到户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填报了北大，结果却被第二志愿录取了，读了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