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对岸：一次短暂的出差，两个世界的距离

2013年秋天，公司设在南浦的服装加工厂出了点问题。

几款服装在生产时发现样衣和制版有误差，流水线停了。那边发过来的消息很急——跟单员一个人盯着，工厂的人也等着。这种时候，只能派我过去，当面解决。

接到通知那天，我马上联系朝鲜会社发邀请函。对方回复很快：已经准备好，后天可以到领事馆办签证。我又托人买了丹东到平壤的火车票，给常驻那边的跟单员买了一大包能放得住的吃食——火腿肠、方便面、饼干，塞满了半个背包。

两天后，我站在丹东火车站，等着那趟十点发车的国际列车。

过安检、过海关，都是熟门熟路的事。火车开动，穿过鸭绿江大桥，几分钟就到了朝鲜的新义州。车停了，上来一群朝鲜边检人员，开始了那套我早有耳闻、却第一次亲历的检查。

他们查得很细。手机、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一样一样翻过来看，反复问话。我坐在卧铺上，看着他们查前面那个朝鲜华侨的行李——那人不动声色地往护照里夹了点东西，检查的人看了一眼，点点头，过去了。

轮到我的时候，我没夹什么，只是配合着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他们问什么，我答什么。手心有点出汗，说不紧张是假的。两个小时，火车就停在那儿，车厢里安安静静，只听见翻动行李的声音。

终于查完了。火车慢慢腾腾地开动，一路走走停停，两百多公里的路，走了将近七个小时。窗外的天色从亮变暗，等火车终于晃进平壤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站台上，朝鲜工厂的负责人和一个翻译姑娘在等我。握手、寒暄，然后上车，往四十多公里外的南浦市开。

出了平壤，路上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车灯，偶尔路过一个村庄，也只有零星的几点灯火。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南浦是朝鲜西海岸的工业城市，但夜里看上去，和一座大村庄没什么区别。我被安排住进一家涉外宾馆，条件算是当地最好的——至少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最好”。工厂负责人请我吃了顿饭，说第二天早上来接我去厂里。

第二天一早，翻译姑娘已经等在宾馆大厅。她二十出头，瘦瘦的，说话轻声细语，穿着得体，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坐车去工厂。

到了厂里，跟单员已经在等着了。她是公司派来常驻的，来了小半年，人瘦了一圈。我们看了现场的问题，调整了几个关键尺寸，重新确认了样衣和版型的对应关系。流水线重新转起来，缝纫机的声音又嗒嗒地响起来。

中午，我请工厂的几个朝方管理人员在一家涉外餐厅吃了顿饭。这种事在那边很常见——维持好关系，后面的事好办。吃完饭，我跟跟单员说，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她住的是另一家涉外宾馆，条件就差多了。

房间不大，但最要命的是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她在水池边放了好几个大桶小桶，告诉我，来水的时候得赶紧存，不然连刷牙洗脸的水都没有。洗澡基本别想，实在受不了，就等来电的时候用电磁炉烧点热水，拿盆接点，凑合擦擦。

吃的也成问题。吃不惯朝鲜饭菜，她就在房间里自己煮点东西。我给她带的那些火腿肠方便面，就是她最宝贵的物资。天黑的时候，偶尔有人在附近偷偷卖点东西——鸡蛋、青菜、有时候还有点肉——她得趁黑下去买，还得躲着人，怕被看见。

“平时能去哪儿吗？”我问。

她苦笑了一下，指了指窗外。翻译姑娘每天都来，早上接她去工厂，晚上送回来，寸步不离。休息日也一样，翻译就陪着她，说是陪，其实也像看着。电视看不懂，没有网络，打中国电话贵得离谱，她就这么一天一天熬着。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火腿肠、方便面、榨菜、饼干、巧克力，堆了一小堆。

站在旁边的翻译姑娘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她凑过来，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小声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怎么吃？”眼神里全是好奇。

我看她那样子，心里一动，跟跟单员说：“给她几个吧。你们天天相处，以后工作也好做。”

跟单员笑着点点头，挑了几样递给翻译姑娘。她接过去，捧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袋，脸上笑开了花，嘴里一连串地说着“谢谢”“谢谢”，说得又快又急，发音都有点飘了。

“家里人今天能吃到中国的好东西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那一刻我忽然有点感慨。那些在我们看来最普通的方便面、火腿肠，对她来说，却是“中国的好东西”，是能让家里人开心一顿饭的礼物。

我在朝鲜待了四天。

问题解决后，我就没什么事了。但翻译姑娘依然每天早早来宾馆大厅坐着，晚上把我送回房间，看着我进去，她才走。白天我想在附近转转，她跟着；想走远一点，她就好言相劝：回去吧，没什么可看的。

我哭笑不得，但也知道她的难处。不是她要看着我，是规矩就得这样。

宾馆比跟单员住的那个好一些，停水停电没那么频繁，但也时不时就来一下。电视全是朝鲜频道，一个字听不懂。没有网络，手机只能当表用。我试过在楼下小卖部买点东西，空的——不是货架空空，是根本没什么能买的。

南浦这座城市，白天街上也见不到几个人。偶尔有骑自行车的过去，有步行的老人，但那种冷冷清清的感觉，和江对岸的丹东简直是两个世界。

那四天怎么熬过来的，我自己都有点记不清了。大部分时候就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盼着时间走快一点。一天怎么那么长，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像过了一星期。

第四天终于到了。

我坐上回平壤的火车，然后在平壤转车，新义州又是一遍同样的检查。当火车终于开过鸭绿江大桥，看见桥那头的丹东，看见江边的楼房、江上的游船、江岸上散步的人，我忽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回头再看一眼，朝鲜已经在身后了。

近在咫尺的两个国家，却是两个世界。一个灯火通明，一个漆黑一片；一个网络畅通，一个与世隔绝；一个物资丰富，一个买东西要凭票。那些朝鲜的工人，那些像翻译姑娘一样年轻的人，她们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从不知道江对岸是什么样子。

而我只待了四天，就觉得度日如年。

那批货后来顺利交付出去了，公司在那边的加工业务一直继续。跟单员后来又换了几批，每个去的同事回来都说：那边是真苦，熬着吧。

翻译姑娘呢？不知道。也许她还在某个涉外宾馆的大厅里等着下一个中国来的客人，也许她已经攒够了钱给家里买了更多“中国的好东西”，也许她偶尔还会想起那个送她火腿肠和方便面的人。

我常常想起她那双瞪大的眼睛，那种纯粹的好奇，那种收到一点小礼物就欢天喜地的神情。在那样一个匮乏的环境里，一点点的“外面”的东西，都能让人开心成那样。

火车过了桥，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我打开手机，看着满屏的消息和推送，忽然觉得，我们平时抱怨的那些“不方便”“没意思”，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四天三夜，一次短暂的出差，让我记住了那个黑漆漆的夜晚，那个好奇的眼神，还有火车过桥时长长的那口气。

两个国家，一江之隔。

两个世界，天渊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