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带殖民色彩的 “民族汉化” 一词如何挑拨矛盾越骂越烈？

“汉化” 一词，从近代以来便自带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底色，最初被日本东洋史学等势力用作割裂中国多民族历史、服务侵略意图的工具；

随后进入学术场域，围绕其概念定义、历史叙事与理论范式展开长期论战，成为近现代中国民族研究中极具争议的核心议题；

而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中，这一概念又被简化、曲解与滥用，沦为煽动对立、制造族群撕裂的话术，彻底偏离了历史真实与学术理性，从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异化为激化矛盾的舆论导火索。

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民族政治—— 以 “汉化” 语义流变为例

【文章导读】

在近现代中国民族区域研究中，“汉化” 是一个相当关键，但又极富争议的概念。冯乃希的文章全面梳理 “汉化” 一词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语义流变，深入分析其中历史观和民族政治论述的变迁，揭示了 “汉化” 表述充满争议性的思想渊源。作者指出，“汉化” 并非一个本土概念，其基本的预设与理念均源自近代欧洲，并始终扎根于现代西方世界：近年来围绕 “汉化” 的种种争论，实质是沿用特定知识生产体系，将西方式现代性内在的压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西方现代语境时所产生的歧义。

“汉化” 表述折射出的复杂纠葛，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当下处境的一个知识表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与之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知识上的逐渐退场；但随后接轨的现代化理论及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存在脱节，对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造成不小的干扰。今天，如何以 “中国式现代化” 为理念指引，创新现代化理论，建立起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日益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

汉化 民族区域 历史叙述

一、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民族政治：从 “汉化” 到 “中国化”

在中国历史叙述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以何种方式交流、交往、交融，其过程中的相对力量和地位如何，一直以来都是中外学界讨论的重点。汉族因人口众多、分布区域广泛而具备主体民族的地位，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因表观上的诸多特征常被理解为占据优势；与之相应，其他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尤其是以现代视角来看偏于进步性的变化，常被描述成被汉族 “同化”(assimilation) 的过程，并冠以 “汉化”(Sinicization) 之名。

然而，“汉化” 表述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学术思想脉络，与 19 世纪以来欧洲民族主义话语的扩张、殖民主义知识观的流行密不可分，又与 “二战” 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集权政治的否定息息相关。“汉化” 二字不是对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简单描述，它预设了历史进程中塑造少数民族的单一性力量，影射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对抗性关系和潜在的分离倾向。

事实上，历史中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样，都是开放且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同时性变迁构成了 “中华民族” 的历史，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经历了 “中国化” 的过程。这无疑指向了更高的认同价值，远非简单的 “汉化” 表述可以涵盖。

在当代知识界反思现代史学逻辑和 “进步史观” 的大潮下，“汉化” 已被普遍赋予负面意义。但对其简单的拒斥并不能解决我国民族关系表述的困境，“汉化” 的意义变迁与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诉求密不可分。唯有知其演变路径，才能找准话语方向。本文的目的是梳理 “汉化” 一词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流变，并分析其中历史观和民族政治论述的变迁。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中外学者均出自不同的学术视野和国家利益，对 “汉化”(或 “同化”) 一词进行或褒或贬的阐发。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积极营造 “东洋史”, 并在其帝国主义式的亚洲视野下叙述中国各民族的互动交流史，以 “汉化” 之名构建汉族对满蒙等北方民族的 “殖民” 关系。

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与之积极论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时期，以 “同化” 表述勾勒中华民族的形态，从而辅助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任务。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肩负深度动员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直至建立新中国的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 “汉化” 政策认定成 “民族压迫”, 把 “汉化” 的现象认定成历史进步，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中完成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的判断。

冷战结束后，海外的中国学把 “认同”“族群” 等分析概念引入中国民族区域研究，在全球解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浪潮中，重启 “汉化” 与 “殖民主义” 的形式关联，赋予此表述彻底的负面含义。

本文将展示此学术脉络，并从历史编纂学、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现代社会转型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 “汉化” 表述的负面化背后的思想渊源。

二、近现代中国民族区域研究中的 “汉化”

中国传统历史著作不乏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描述，但囿于王朝正统史学观念的限制，无论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实际关系为何，这些描述大都带有 “华夷” 之别的标签。摒弃此二元论的行为本身是历史学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然而 “汉化” 表述自其出现于现代史学研究之时起，便蒙上 “殖民主义” 的阴影，这一形式上的关联使 “汉化” 表述始终难逃负面意义。

1908 年，日本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东京支社成立了 “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 在其支持下，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矢野仁一等人纷纷开始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考察。1915 年，稻叶岩吉发表专著《满洲发达史》, 梳理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尤其关注明、清两代，并论证满洲和朝鲜与日本的历史渊源。

稻叶认为 “满洲种族” 是自古以来身份边界清晰固定的共同体，他们世居中国东北，是汉族的 “入侵” 破坏了他们的自给自足状态。满汉的竞争关系成为《满洲发达史》的基本框架，试图开发建设大农园的 “中国人” 希求满洲广阔肥沃土地，导致了满洲人的衰亡。

日本东洋学者以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为框架，从血统层面把汉满做出绝对的区分，同时以地理板块为依据，认定满族有其 “固有领土”, 进而有政治上建立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这种说辞无疑是为伪满洲国寻求合法性的尝试，已经偏离了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多民族共存之事实。

但正是在这样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里，“中华民族” 的概念得以逐步确立。论述中华民族由哪些群体以何种方式构成、其内部关系如何，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议题。需要注意的是，“汉化” 论述曾一度融入了 “中华民族化” 的讨论中，在革命动员方面被赋予了积极意义。

由于涉及清王朝与中华民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尤其与满族的关系在各方论述中显得特别重要。纵使反对日本学者提出的 “满蒙非中国” 论，梁启超、杨度、康有为等学者也同样深受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知识和体质人类学的影响，在分析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的关系时，难以绕开血统和 “种” 的问题。

“文化认同” 之说便被时常援引以中和血统论带来的均质化倾向，“汉化” 约等于各民族交融混成一个中华民族，同时意味着对 “中华文化” 这一更具超越性的文化形态的认同及实践。

此一时期的学者也已经意识到 “汉化” 二字在舆论上的潜在负面影响，并试图找出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表达。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陈垣。在 1923 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中，陈垣提出了元代色目人 “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 的著名观点。

有趣的是，陈垣在此书的写作提纲中使用 “中国化”, 在初稿中用 “汉化”, 到最后的定本使用了 “华化”。这个改动别有深意。陈垣这样解释:“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在当时的语境下，“华” 与 “西” 相对，超越了单一民族身份和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指向了更高的文化认同。

现今，“汉化” 常被认为有民族压迫之嫌，但 20 世纪中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追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目标下，曾对 “汉化” 的复杂性做出过深刻的讨论，值得重新探究。以翦伯赞、吕振羽为代表的学者从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属性等维度出发，曾详细分析过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及其关系演变。

受到苏联民族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的影响，“民族平等” 被高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早期 “五族共和” 论中模糊的统合概念，被明确改造成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力量。

在此语境下，历史上的 “同化” 是各民族之间彼此的 “同化”, 而其中占据主流的 “汉化” 现象则因汉族社会处在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具有了正面意义。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略显刻板，但何以他们一方面推举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同化问题上抱有积极态度？

这一看似矛盾的立场只有在以社会制度为表征的历史进程判断和从阶级关系出发的分析中才解释得通。

民族论述与现实政治诉求密不可分，矛盾之处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政治目标中才能被充分理解。1940 年，翦伯赞也加入了学界对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大讨论。翦氏在反驳顾氏时提出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具有代表性：要把中华民族的革命、普遍的民族主义放置在世界革命中，要用现实的利益代替空洞的 “团结” 理论。

在他看来，真正的团结不是含混的 “是一个”, 而是 “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结合”。民族趋于巩固并非只靠外在的政治推动，更要依赖内在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内要求各民族之平等，对外要求民族之解放。

1947 年，国共两党斗争愈演愈烈。吕振羽以批判国民党在民族关系上的 “宗族论” 为目标，撰写了《中国民族简史》, 率先把阶级和社会制度这两个维度系统地运用到民族关系的分析中。“同化” 具有中立性，汉族可以同化其他民族，反之亦然。

民族关系绝非单向 “汉化”, 而同化之所以常表现为汉族同化，则与汉族政权在社会形态上的先进性密切相关，是 “汉族老大哥带头封建化” 的结果。翦伯赞在 1960 年的文章中重申，民族平等，指的是 “权利的平等，而非历史上作用的平等”。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汉族的主导作用并不应成为一种忌讳，这种作用的发生机制 “不是它的特权，而是它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它的愈来愈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翦氏如是总结：在推动阶级社会向下一阶段发展的角度上，民族同化是具备正面意义的；我们欢迎同化，但不欢迎同化的政策。

言下之意是，作为文明化的同化是顺应历史趋势的，而刻意推行的同化政策是违背民族平等原则的。这一论述，至今还有现实借鉴意义。

三、从 “汉化” 看历史观和民族政治叙述的转型

今天有关中国民族关系中的 “汉化” 表述已经成长为一个复杂的话语谱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事件行动中，“汉化” 被反复提出，其含义经历了褒贬起伏，体现了论述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用 “汉化” 来描述的对象有两类，一种是较长历史时段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汉族文化的趋势和整体现象，另一种是精英阶层有意推行的政策。20 世纪早期的学者如拉铁摩尔，都尽可能对这两者进行区分，历史的趋势和整体现象是不能轻易否认的客观存在，而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同化政策都是其反对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先进性” 这一判断标准为 “汉化” 现象 (绝非 “汉化” 政策) 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一旦有关进步的准则被否认，无论作为现象还是政策，“汉化” 就必然转向绝对的负面。

在近二十年来 “新清史” 的争论中，历史上 “汉化” 现象开始与 “汉化” 政策相重叠，继而 “汉化” 表述变成了极具负面意义的词。诚然，跨语际翻译是个关键问题。在英文辩论中，Han 与 the Chinese 有时会不加区分地使用，而 Sinicization 一词则既可译作 “汉化”, 也可译作 “中国化”, 甚至 “华化”。

中文中的 “汉”“中国” 和 “华” 承载着不同价值和内涵，然而这种微妙的差别在 Sinicization 中全部消失。Sinicization 则成为大汉族主义立场的近义词。在处理 “中国” 概念时，翦伯赞曾明确提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图景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关系复杂多样，不能把中国和汉族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王朝等同起来，汉族王朝的统治范围并不等于中国。

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海外研究中 “征服王朝非中国” 论点的否定。

诚然，历史研究难以脱离学者自身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但简单地对任一观点进行肯定或否定，并不能让我们充分理解为何曾经中立的表述变成一个负面问题，更无益于解决今天的话语困境。中国故事要讲好，更要从智识层面讲对。

反观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演变，笔者认为，“汉化” 表述负面化还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历史学界研究范式和史学思想的转变，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广泛影响，以及在 “二战” 后 “解殖” 浪潮下对少数族群或族裔的同情。

首先，“汉化” 表述关涉历史编纂学的变迁。在用汉语书写的王朝史料中，无论其统治者是否有汉族 “血统”, 其描述视角大都遵循 “华夷” 逻辑，“华” 必然要外化诸 “夷” 才能显示其位于天下之中的正统性。当历史资料从汉语走向满语、蒙古语或藏语，相应的 “华夷” 逻辑便不再适用。这点已经被诸多学者详细阐释。

然而目前鲜少论及的是一种历史观的变化：现代史学中的进步史观曾支撑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 “汉化” 找寻合理依据，而后现代史学对线性发展观念的抛弃、对共同体进行原子化解构的尝试以及对形式平等的追求，则间接造成了 “汉化” 和 “同化” 表述的负面化。

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为代表，现代历史学在 19~20 世纪经历社会科学化后，把研究视角从历代帝王将相的传记式铺陈转向了对过去历史时代的整体分析。这种整体分析以 “发展” 为基本逻辑，将历史进行阶段分期，并预设较晚阶段比较早阶段更先进；在引入 “民族” 这一分析维度后，以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或文化形态等不同的依据来判定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终构建出汉族先进、其他少数民族较落后的区别。

“落后” 必然演化至 “先进”, 这种历史信念是各位学者解释 “汉化” 合理性的智识资源。由 “落后” 与 “先进” 而带来的矛盾，如战争和征服，则多被解释为中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古代社会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但对同化现象给予特殊的积极评价，正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进步、发展的趋势。但这一视角在 20 世纪下半叶受到巨大冲击。

史学界的 “后现代” 转向开始修正现代史学中明显带有进化论式的观念范式，反思进步史观，强调其他文明的自治性，拒绝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横向比较，进而质疑 “汉化” 表述中的 “进步性” 的正面意义。例如，著名人类学者巴菲尔德对游牧政治结构的分析就建立在摒弃 “先进 - 落后” 预设的基础之上。

进步史观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统治地位不仅是 “汉化” 表述被提出的认识论依据，还是冷战以降 “汉化” 表述被深刻批判并彻底负面化的根源。

其次，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不能脱离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变化。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知识在 “汉化” 的争论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经验为参照，“民族” 对其世代居住的土地有政治宣称权，并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同时，体质人类学为民族内部构成的均质化与民族间差别的本质化提供了知识基础。

日本东洋学者把满族看作世代安守于白山黑水的民族，把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开垦看作侵略，正是这些知识带来的极端表现。它设立了民族间绝对的异质性和对抗性：异质性指向清晰的、不可逾越的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对抗性指向从民族身份认同出发的立场性矛盾。

最后，如何阐释中国边疆地带汉族移民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成为各方论述的焦点。这便衍生出海外中国研究中经常出现的 “殖民性” 问题，具体分为广义的汉族 “殖民性” 和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 “殖民性”。

“新清史” 领域里有关 “满洲殖民主义” 的观点曾引起学界诸多争论，在此不再赘述。这种说法当然有以今度古之嫌，需要注意的是，“殖民性” 被不断重新定义，甚至出现了泛化趋势。

在否认主导叙述 (master narrative) 和霸权话语 (hegemonic discourses) 的观念下，古代的 “汉族中心主义” 或 “中原中心主义” 被类比成现代的欧洲中心主义，成为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界定殖民现象的标准变得模糊，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真正动因是寻求工业资源，以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其扩张方式、治理策略和思想依据均与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出现的政治经济现象有所差别。

殖民主义的定义逐渐偏离政治经济学分析，简化为只要有帝国形态的存在，有不同族群之间力量强弱的差别，就可以存在某种 “殖民主义”。这种泛化在扩大批判对象时也严重失焦，可能会掩盖真正的帝国主义行为进而导致批判有效性的丧失。

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主体性被加以强调，这既是突破历史编纂学中汉语中心视角的尝试，更是 “二战” 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具体实践。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承认而尽可能从少数民族视角进行历史分析，这本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进步，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关怀的具体体现。

但是把这一视角再度政治化，以偏概全地认为一切同化现象都是压迫性的，这本身否定了多元认同的可能，也否定了族群内部多元丰富的主体性。

四、余论：“汉化”，抑或 “现代化”？

1939 年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这样描述边疆:“不论是蒙、藏、回、苗任何一族所在的地方，对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的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对边疆展开教育是改善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途径，“汉化教育” 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在于可以最终 “提高土人原有的生活程度，使之超于一般水准之上”。吴文藻在此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所谓的 “汉化” 与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具有某种不可否认的重叠关系。

19 世纪以来，中国面临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具体诉求，也持续接受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诸多挑战。今天的中国社会整体都在经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重组。正如汪晖提出的，把民族区域出现的危机归咎于民族矛盾冲突和 “汉化” 是有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

这既不能真正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解决民族区域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在民族区域被视为汉化的现象，在东部地区往往会被表述为 “西化”“全球化”“资本主义化” 等等，“汉化” 与 “现代化” 的重叠性是问题的根源。

在处理 “民族”“国家”, 甚至是 “历史” 这些概念范畴时，我们所沿用的知识体系源自近代欧洲，并始终扎根于现代西方世界。在民族关系表述问题上，“汉化” 叙述所折射的，是沿用特定知识生产体系，将现代性内在的压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现代文化的概念之上所产生的歧义。

在近年来的 “汉化” 争论中，民族间的 “压迫” 与 “不平等” 大多以认同政治的方式被讨论。无论是对长历史时段的趋势分析，还是对短历史时段的政策评价，都化约成某历史主体的族群认同。

一方面，以阶级分析为切入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渐退场；另一方面，对国家和社会的多元认同被置换成了单一族群认同。这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自由化的知识界中地位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最终，在告别现代史学、拥抱 “后现代” 的过程中，民族平等被认同层面的自决所取代，民族解放也常被置换成对某一特定权力的反抗。

实际上，不只在中国的语境下，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和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 —— 而不是彼此的共存共融 —— 经常被放大。这种紧张又常常与基层治理、产业结构调整、自然资源开发等非民族议题密切相关。

超越民族视野，追求真正的多元认同，以此为前提才能直面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文以 “汉化” 表述为线索梳理中国历史研究中民族与政治之关系的目的所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