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在矿上守夜班，半夜撞见科长媳妇从仓库出来，她:别声张

1983年的冬天，我在县煤矿当临时守夜工，刚二十出头。那时候能找个守夜的活不容易，一个月十八块钱，够我补贴家里，我格外珍惜，每晚都不敢偷懒，按时绕着仓库、车间转好几圈。

那年冬天格外冷，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裹着单位发的旧棉大衣，手里攥着一把老式手电筒，灯光在黑夜里只能照出一小片亮。后半夜两三点，是最困的时候，我刚走到物资仓库后门，突然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我立刻把手电筒往前一照，整个人当场僵住——从仓库里走出来的，不是小偷，竟是矿上李科长的媳妇，刘桂英。她身上裹着厚围巾，只露一双眼睛，怀里鼓鼓囊囊揣着东西，看见我，脸“唰”地一下白了。

没等我开口，她快步上前，一把按住我拿手电筒的手，声音压得又急又轻：“大兄弟，别声张！算嫂子求你了！”

我当时手心瞬间冒冷汗，话都卡壳了。李科长是矿上的管人事的，一句话就能让我这个临时工卷铺盖走人。我家里穷，兄弟姊妹多，这份活是我托了三层关系才求来的，要是得罪了科长媳妇，我立马就得失业。

可我也清楚，仓库里全是电缆、铜芯、钻头，全是值钱的公家东西，私自往外拿，那是偷，是违纪。我要是装看不见，万一哪天查库对不上数，我这个守夜的第一个被追责，弄不好还要挨处分、丢工作。

从我的视角，那一刻真的是进退两难。一边是全家指望的饭碗，一边是做人的底线，我站在寒风里，冻得手脚发麻，心里比身上更冷。我没敢喊，也没敢追问她拿了什么，就那么僵着。

刘桂英看我不说话，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往我兜里塞。那时候五块钱，差不多是我小半个月的工资。她语气带着慌：“嫂子家里实在急用，就拿了一小段电缆，你就当没看见，以后嫂子让科长多照顾你。”

我死死攥着手电筒，没接那钱，也没点头答应。我知道，这钱一拿，我就同流合污了；可要是直接拒绝，我这个临时工根本扛不住科长的压力。最后我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低声说了句：“嫂子，下次别来了，查得严。”

她一听这话，立马明白我不会揭发，赶紧点头哈腰地说了几句谢谢，转身就消失在黑夜里。

我回到值班室，一整夜没合眼，炉火再旺也暖不透心里的凉。我不是不恨这种以权谋私的事，可我只是个最底层的临时工，在权力和饭碗面前，我连说不的底气都没有。

后来几天，我一直提心吊胆，可李科长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见了我还会点点头。只是从那以后，仓库后门加了两把大锁，矿上也加强了盘点，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

这件事在我心里藏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当年的沉默不是宽容，是底层人无可奈何的自保，是普通人在生存面前的卑微与妥协。

我常常想，如果那时候我有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有底气，我一定会当场拦住她。可生活没有如果，只有当时不得不做的选择。

那一夜的寒风、那声恳求、那份两难，成了我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它让我看清，在生存面前，很多道理都显得苍白，而普通人的坚守，往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