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包客圣地到数字游民部落，大理是一座边缘乌托邦吗?

引言

1933年，当整个西方世界正因大萧条的寒冬而战栗时，如果一名焦虑的美国读者翻开当年的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他一定会为书中虚构的“香格里拉”感到一种混杂着惊异的向往。

在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笔下，三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为了逃离战火，意外迫降在西藏深处的雪域高原。幸存的他们被带入了一座名为“蓝月谷”的喇嘛庙。这里坐拥与世隔绝的巍峨雪峰与静谧山谷，保留着一种前现代式的东方田园牧歌，人们也衰老得更为缓慢。然而，真正令这些西方闯入者感到震颤的，是喇嘛庙内赫然陈设的全套现代文明景观：中央供暖系统、美国制造的青瓷浴缸，甚至还有一架羽管键琴和一架现代三角钢琴。熟悉的舒适冲淡了横遭厄运的苦闷，主人公康韦逐渐对这里产生了认同；他心中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厌倦，也被这座文明与野性共存的乌托邦所安抚。

作者希尔顿敏锐地洞察到，在现代性的重压下，现代人所渴望的世外桃源，从来不是彻底回归粗粝艰辛的传统农耕生活，而是进入一个折叠的空间：它必须拥有窗外的荒野来提供审美的崇高感，同时必须保留屋内的钢琴与浴缸来维持生存的安全感。这种“身在蛮荒，心在文明”的生存结构，在数十年后，在距书中那座香格里拉相去不远的大理，找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回响。

图为本文作者拍摄的大理风景。

当边缘遇见边缘

时间来到1984年。彼时的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迎接了第一批西方游客。那些游客大多是财力雄厚的退休老人或官方代表团，他们住在昂贵的涉外饭店，透过大巴车的玻璃窗审视中国。

而此时，处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大理，却迎来了一批截然不同的西方面孔。他们大多是从东南亚沿湄公河、澜沧江北上进入云南，行李简单，预算拮据，自称背包客（Backpackers）。这群年轻人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文学滋养，对当时撒切尔与里根时代横行的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感到厌倦。于是，他们只身上路，忍受着颠簸的长途巴士，囊中揣着那本被称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试图在东南亚丛林和中国西南山脉中寻找最后一片未被现代性污染的精神栖息地。

最初的相遇想必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大理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苍山十九峰如屏风般耸立，洱海如镜面般铺展，地理上的封闭性使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化生态。大理古城的住户们，一定是充满惊讶地打量着这些头发蓬乱、背着巨大行囊的白人青年。对于本地人而言，这些外来者是难以理解的闯入者；而对于背包客而言，这些身着布衣粗服的白族老人和他们身后的瓦房，则是前现代田园最完美的布景。这种景观帮助他们完成了冒险者的身份建构：在他们的认知地图里，苍山洱海环抱下的大理，是中国的边缘；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又是世界的边缘。双重边缘，这是只有冒险者才敢闯入的禁区。背包客们循着《孤独星球》，游历田野和白族社区，探访古城中濒临倾塌的老建筑，自认为正在深入原始，亲历真实。

然而，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对原始的追求，似乎有着严格的界限——它仅止步于凝视。当原始触及肠胃和耳膜时，背包客们便按捺不住了。正如康韦在香格里拉不能没有浴缸，背包客们很快就开始对本地的简单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不再对米线和饵块感到新奇，肠胃开始疯狂怀念咖啡、披萨和三明治；他们的耳朵也无法被乡间的民俗音乐抚慰，而是渴望听到鲍勃·马利（Bob Marley）、王子乐队（Prince）和阿巴合唱团（Abba）的熟悉旋律。

于是，一场奇妙的空间改造开始了。背包客们开始与本地人合作，改造当地的饮食选择。在背包客的指导下，本地人支起此前闻所未闻的咖啡馆，尝试制作咖啡和简餐，包括一种名叫香蕉煎饼（Banana Pancake）的西式甜点，这道已被背包客们引入东南亚数座城市的经典美食，也顺理成章地被带到了大理。咖啡馆里也播起了欧美摇滚乐的盗版磁带，就如香格里拉那一架能奏出肖邦乐章的三角钢琴一样，为疲惫的旅人提供了如家般的抚慰。白天，背包客们去田野里凝视劳作的农人，去苍山上寻找野生的致幻体验，满足对蛮荒的猎奇；夜晚，他们退回护国路（后被称为洋人街）的咖啡馆中，吃着熟悉的西餐，用英语高谈阔论冒险经历，享受着“文明”的安全感。

这种看似分裂的双重生活，被人类学家贝丝·诺塔尔（Beth Notar）在其著作《欲望的置换》中，精准地解构为一场“叙事的双向运动”（Narrative Double Movement）。

运动的一端，指向“视觉的文化本真”（Visual Cultural Authentic）。这是背包客们投向大理的贪婪凝视：这种凝视通过老城墙、苍山雪与白族服饰等本土文化符号得到满足。一旦目睹老建筑被拆除，更现代的水泥结构拔地而起，背包客的抱怨之声便随之而至，指责新建筑的丑陋与文化的灭失。通过摄取和赞扬视觉上的陌生性，他们确立了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物理区隔，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宝贵的文化资本——以此向自我确证，自己是敢于抵达未被污染之地的反叛者与探险家，更在无形中为大理划定了何为真实的审美边界。

然而，视觉的冒险往往会被身体的诚实所牵制，这便引出了运动的另一端——“切身的跨国本真”（Visceral Transnational Authentic）。诺塔尔特意使用了“Visceral”（与内脏相关的）一词，直指最底层的肠胃与感官习惯：眼睛可以全天候地猎奇，但身体却必须得到熟悉的安抚。当大理的基础设施无法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现代舒适感时，背包客便通过抱怨这里的欠发达，来隐晦地重申自己作为“第一世界公民”理应享受的优越性。这种抱怨是一种阶级地位的再确认——它提醒着背包客，自己虽然身在边缘，但依然属于那个更高级的文明中心。

《孤独星球：中国》的新旧版本，左侧为1984年的第一版

随着大理渐渐变得游人如织，追求小众原始的初代背包客们离开了大理，分散到东南亚或云南的其他城镇。但背包客们这种特权式的逃离并未随着其离去而终结。到了2010年代，大理迎来了新的朝圣者。这次涌入的，是自称为大理新移民和数字游民的一批逃离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

他们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包客有着高度相似的生活背景：他们同样受困于大都市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与绩效主义的无限鞭策，对异化自身的主流叙事感到深深的疲惫，渴望人与自然的亲近接触。来到大理，他们热衷于在这片苍山洱海间上演一场前现代的牧歌：他们挤进三月街的集市背回新鲜的蔬菜，在才村的田埂上等待一场日落，或是租下破旧的白族老院子试图回归乡土。

然而，这种对田园的叶公好龙，一旦触及现代生活的效率底线便瞬间瓦解。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老院子改造为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舒适居所（如装上落地窗与浴缸）时，便爆发了与当年背包客抱怨“厕所脏”如出一辙的冲突。

在青年志访谈的一个案例中，两名大理新移民曾经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才把一座老房子装修成民宿，当地工人“生活节奏不紧不慢、缺少时间观念和契约精神让他们很头疼”；根据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大理新移民常抱怨本地建筑工人的“闲散、时间观念差、技术差、返工率高”。但殊不知，那些阻碍施工进度的理由，恰恰源于新移民们视作景观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前现代生活节奏：“今天村里结婚，明天办丧事，后天对山歌，大后天开海节，然后这个月插秧，下个月收包谷，下下个月采蚕豆，各种事情就耽误了工期。”

这构成了大理新移民们最讽刺的心理图景：他们之所以被大理吸引，正是因为这里保留了“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如节日、农事与慢节奏；但当这种生活方式真的以低效率的面目介入他们装修房子的进度时，他们又立刻祭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以此审判本地人的“落后”，进而完成一次关于自身文明等级与阶级优越性的隐秘确认。他们渴望消费大理的人情味，却拒绝支付人情社会所必然附带的时间成本。

现代性的幸存者

为何《消失的地平线》中的康韦、沿着香蕉煎饼之路北上的背包客和新世纪的大理新移民，都抛不下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态？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三批外来者身后那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表面上看，他们所处的经济周期截然不同：1933年的康韦身处大萧条与战前阴云的崩溃前夜；1990年代的背包客身处新自由主义狂飙突进的繁荣泡沫；而2010-2020年代的新移民则身处经济高增长神话褪色、社会竞争压力显现的内卷时代。

然而，这三种看似迥异的时代底色——崩溃、虚无与内卷，在社会心理层面却指向了同一个内核：现代性对个体精神的系统性挤压。正是这种挤压，催生了一种具有高度跨代共性的阶级属性。无论是康韦、嬉皮士还是数字游民，他们都并非被时代车轮彻底碾碎的受害者，而是拥有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的“现代性幸存者”。

这种幸存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双重本真性的执着并非贪婪，而是一种维持精神与肉体双重存活的刚需。荒野的风景，允许幸存者们通过凝视一个“不像现代社会”的地方，来在精神上确认自己已经成功逃离了那座令人窒息的系统；但屋内的钢琴和咖啡，才是满足肉体惯习的锚点，也是区分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唯一壁垒。康韦无法剥离英国绅士的习性，如果没有中央供暖和三角钢琴，隐居便成了流放；背包客无法忍受真正贫穷带来的匮乏，香蕉煎饼与披萨是他们作为西方人的安全底线；数字游民恐惧阶级地位的跌落，高速WiFi和手冲咖啡证明他们依然在主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将现代性移植至此，因为只有拥有这些现代设施，他们才能确认自身的幸存身份，体面地与真正的边缘群体——那些被迫生活在贫困中的当地人——划清界限。

这种跨越世纪的幸存者身份，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心理结构，更深刻地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毕竟，屋内的钢琴需要高昂的购买和维护成本。当我们追问这些逃离者的经济来源时，会发现一幅高度相似的图景：无论是1990年代的背包客，还是2020年代的数字游民，他们在大理的优渥生活，本质上都建立在一种精明的“时空套利”之上。

背包客们的自由，往往源自一种延迟的支付。他们在西方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市场（如餐厅、农场）赚取美元或英镑，随后利用巨大的汇率势能，降维进入东南亚或中国边陲度过间隔年（Gap Year）。他们声称来此是为了践行自愿的简朴，但这种简朴本质上是一种特权性的贫穷，因为他们拥有随时结束贫穷的能力。

而大理的新移民们，则将这种套利升级为即时的收割。新中产们通过置换一线城市的高昂房产，在大理获取了数倍的空间溢价；数字游民则利用云办公和线上交易系统切断了地理限制，肉身嵌入在大理廉价的田园中，生产和投资关系却维系在一线城市和云端。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充满悖论的景象：这些逃离者恰恰是利用了他们所厌恶的那个庞大系统的红利，如强势货币、制度性资产与数字基建，才购买到了在大理“反抗系统”的资格。

同质化的乌托邦

这种对系统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经济账本上，更渗透进了他们对荒野的探索方式中。诺塔尔发现，来到大理的背包客虽以冒险者自居，但他们的足迹却从未真正踏入未知的荒原，而是亦步亦趋地踩在《孤独星球》划定的安全路径上。他们可以对周边星罗棋布的无名古刹视而不见，却一定要去“验证”指南书中标记过的景点。与其说是探索，这倒更像是一场按图索骥的打卡。

这种验证的本质，是对过去西方探险家的一种拙劣模仿，也是对殖民遗产的一种无意识继承。回望19世纪末，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等探险家最初踏入这片横断山脉时，他们并无指南可依，只能自己用标本夹和日记本，为后人撰写指南。他们的探索受一种冷峻的“求真意志”驱动，旨在确立对野蛮、陌生的边缘的知识主权；而非像后来的背包客那般，将匮乏的自我投射于虚构的“远方”，寻求一种带有自恋色彩的精神按摩。

当然，这种科学考察背后藏着深刻的殖民主义逻辑。探险家们致力于追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言的“可读性”（Legibility）——通过采集、分类、测绘，将原本模糊、流动的在地知识，强行纳入西方现代科学的分类体系。当他们用拉丁文重新命名那些早已拥有白族或纳西语名字的花草时，他们也是在宣告：边缘之地不再拥有自我解释的权力，它必须通过西方的命名才能被世界看见。

正是探险家留下的地图，成为了后世背包客们进入边缘的入场券。反讽的是，背包客们自以为在反抗西方的工业文明、寻找东方的精神净土，其所谓的越轨实践却不偏不倚地落在西方探险家为帝国绘制的地图之上。探险家用测量和命名定义了异域，背包客们只是在温顺地消费这种被西方知识编码过的异域。

相似的逻辑，如今也在那些奔赴大理的幸存者身上重现。只不过他们手中捧着的，不再是代表精英凝视的《孤独星球》，而是抖音、小红书这类不断复制精致生活模板的社交平台。他们声称要寻找小众与野性，但还是在算法的围剿中，被导航到了同一家拥有出片机位的咖啡厅里。

这揭示了幸存者的另一个尴尬真相：他们渴望现代性的舒适（钢琴、WiFi），也无法摆脱现代性的导航。他们所体验的大理，是一个经过指南书编辑和社交媒体算法精心筛选过的过滤版大理。他们以体验多样性为初衷，却因对确定性的依赖，最终陷入了另一种深层的同质化。

当成千上万个渴望独特的幸存者，带着同样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涌入同一个边缘市镇时，地域的同质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早在1990年代，大理一家热门背包客咖啡馆的经营者Frank——一位特意给自己取了西式名字以招揽生意的本地回族青年——就曾向人类学家诺塔尔发出过叹息：“他们正在把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又把美国变得跟纽约一样。”

这句谶语在二十年后得到了更具象的验证。2010年代移居大理的作家许崧见证了这一过程：随着大众旅游浪潮的呼啸而至，古城铺面的租金在四年间翻了近十倍。他感慨道：“洋人街名气大了，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就把地盘让给游客了……房租起来就不行了，每天一睁眼就欠着房东钱，只好算计卖什么东西好挣钱，多样性就灭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全国的游客街售卖的东西都差不多的缘故吧。”

古城中那条著名的洋人街呈现出一种残酷的辩证法：起初，那些零星冒出的咖啡馆与酒吧，确实是为古城注入异质活力的多样性飞地；但从全球视野来看，这恰恰是大理独特性的消磨之始——它开始变得与东南亚的背包客圣地，乃至西方世界的消费景观高度同构。这便是大理所经历的第一重同质化。

随着高铁开通与旅游宣传，海量的游客与资本涌入大理，进一步推高了地租，洋人街乃至整个大理古城便跌入了第二重同质化的深渊：这一次，它们不再仅仅是像曼谷考山路那样与西方同质，而是变得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标准游客街面目雷同。此时，追求生活方式的新移民与数字游民，反而成为了被高房租和喧嚣驱逐的受害者。

面对这滚滚而来的庸俗化浪潮，厌恶喧嚣的幸存者们被迫开启了一场残酷的空间接力。他们从洋人街撤退至人民路，进而撤退至古城之外的才村、龙龛、喜洲等白族村落。然而，这种撤退却在无意中引发了第三重同质化——乡村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数字游民们向村落中搬运了精品咖啡、共享办公等种种现代性生活景观，在推高宅基地租金的同时，也熨平了原本参差多态的乡村生活。

这股同质化的浪潮抹平了地理的差异，消解了逃离的意义，甚至让身处其中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建筑师赵扬曾在大理见证过一个乌托邦愿景的破灭：2011年，单亲妈妈陈蓉为摆脱北京那种“只能在奋斗中寻找存在感”的生活，带着女儿迁居双廊，委托赵扬设计一座面向洱海、氛围闲适的家。然而不到一年，在资本力量的席卷下，曾经宁静的双廊渔村迅速变成一片充斥着高大密集的海景客栈的喧闹工地。双廊躁动的氛围让陈蓉放弃了长居念想，决定顺势投入这场资本游戏。她指挥设计团队将原本的家切割成追求坪效的客栈房间，又在工程中后期执意加码楼层和精品化客房，最终与设计团队不欢而散。陈蓉来到大理原是为了寻找自由，却没料到熟悉的都市竞速焦虑也波及至此，最终让自己变回了曾经最想逃离的样子。

这场同质化的浪潮远未止步。每当一座边缘小城因过度拥挤而失去了乌托邦的滤镜，现代化的幸存者们便会再次出逃，奔向下一个能彰显冒险者身份的坐标。1995年，一位为服务西方游客而取名Mary的藏族导游便看穿了这种扩张的本质。她认为大理被人潮毁掉只是一个开端，同样的毁灭逻辑随后将推向丽江，并最终在更深处的中甸（后更名为香格里拉）上演。

这或许就是边缘乌托邦的宿命：逃离者们所尝试逃离的事物——那种全面铺展开的现代性窒息感——反而经由他们的逃离路线，悖论性地在原本边缘的角落蔓延开来。他们渴望拥抱边缘的荒野，却把荒野变成了他们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

结语

大理，也许并非一座乌托邦，而只是一面映照了中心欲望的镜子：一百多年前，探险家们在此投射出帝国的知识野心；大萧条时期，詹姆斯·希尔顿在幻象中映照出西方文明对末日的集体恐惧。八十年代以来，打扮成反叛者模样的背包客与逃离大城市的大理新移民们，则从中映照出自己那身未曾脱下的城市皮囊，映照出现代性幸存者的特权与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大理书写的，不是关于反叛的故事，而是关于困境的故事。它揭示了现代人无处可逃的宿命：只要我们依然无法割舍对现代性特权的依赖，那么无论逃到哪个边缘的角落，我们最终建造出来的，都只能是另一座更昂贵、更拥挤的北京或纽约。我们在苍山洱海间尝试寻找某种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却最终撞进了自己那无处安放的焦虑倒影。

参考文献

黄菊. (2020). 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Notar, B. E. (2006). Displacing desire: Trave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澎湃新闻. (2017年4月13日). 特稿｜洱海整顿再引“逃离大理”话题，这些定居者怎么看.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0089

青年志Youthology. (2021年8月27日). 大理新移民的四十年.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STsCAO1JTCZYODcIqgeDuA

青年志Youthology. (2021年10月11日). 我在大理种地卖菜，感受更接近生活本质的生活.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RhI7QEMLpHtScx8PYW3wFA

Scott, J. C. (2020).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詹姆斯·希尔顿. (2015). 消失的地平线(陶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赵扬. (2020). 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