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会知县黄任,被上司弹劾“饮酒赋诗,不理民事”罢官。
回乡时,他身无长物,箱子里却塞满了从汉到明的历代名砚。
有人笑他痴,说他丢了乌纱,捡了石头。
可他偏给自己书房起名“十砚斋”,自号“十砚老人”,还在诗里写:“砚癖不顾千金仇,诗成自谓万事足”。
这哪里是痴?这是把人生的优先级,算得比谁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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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令诗名掩政绩,丢乌纱玩石十砚斋。”
这是清代文人圈里流传最广的一句笑谈。
说的是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黄任,康熙四十一年中举,官至广东四会知县。
在任上,他锄暴济穷,筑堤防水,是百姓口中的好官。
可就因为太爱砚台、太爱写诗,被上司参了一本:“饮酒赋诗,不理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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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弹劾下来,乌纱帽没了,官俸停了,连回乡的盘缠都差点凑不齐。
可当他打开那只压在箱底的旧木箱时,所有人都傻了——
里面没有金银细软,没有田契地册,只有十块形制古朴、包浆温润的砚台。
其中几块,还是汉、唐、宋、明等历代流传的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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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傻,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偏要去玩石头。
可黄任只是摩挲着砚台,笑着对身边的婢女金樱和两个擅诗文的女儿说:
“乌纱可丢,砚台不可丢。官可以不做,诗不能不写。”
那一刻,他不是被罢官的失意文人,而是守住了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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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的砚,不是用来摆阔的摆设,是刻在石头里的人生信条。
他最珍爱的一方,是这方云月端砚(图中所示)。
砚台呈椭圆形,石质细腻,砚池里还留着他当年磨墨的痕迹。
砚侧刻着他亲手写的铭文:“十年县令,两袖清风;一方砚台,千秋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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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砚,陪他在四会县衙的深夜里,批过无数公文;
陪他在河堤上,看过洪水退去后的万家灯火;
也陪他在罢官回乡的船上,写过“作官不恋五斗粟”的诗句。
他的好友吴中林在《十砚老人歌》里写:“十砚先生淡无欲,作官不恋五斗粟。”
这不是夸张,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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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为官清廉,罢官时几乎一无所有,回乡后靠卖文为生,却始终不肯变卖一方砚台。
有人出千金求购他的藏砚,他摇头:“这石头里,有我做过的官,写过的诗,见过的百姓。千金买得动石头,买不动我这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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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房“十砚斋”,没有雕梁画栋,只有一张旧书桌,一方方砚台整齐排列。
每天清晨,他就着晨光磨墨,写诗、练字、给女儿讲文翰。
婢女金樱研墨,女儿铺纸,一门风雅,比任何官邸都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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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成功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可黄任用一生告诉我们:
真正的活明白,是知道什么东西丢了也不可惜,什么东西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守住。
他丢了乌纱帽,却守住了对百姓的良心;
他丢了官场的前途,却守住了对诗文的热爱;
他丢了世俗眼里的“成功”,却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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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弹劾他的上司,以为抓住了他的“把柄”,却不知道:
在黄任的人生账本里,“饮酒赋诗”从来不是不务正业,而是他对抗官场污浊的方式;
“不理民事”更是无稽之谈——他筑的堤、救的人、写的诗,早就刻在了四会百姓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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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懂官场规则,只是不想遵守。
他不是没有能力往上爬,只是不屑于爬。
在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时代,他偏要做个“货与砚台”的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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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乌纱帽和砚台之间做选择?
是为了KPI放弃热爱,还是为了碎银几两妥协初心?
是活成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还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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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别人眼里的光鲜,而是自己心里的笃定。
那方砚台,就是他的笃定。
它不是石头,是他的初心、他的热爱、他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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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该找到自己的“砚台”。
它可能是一份热爱的事业,一个坚持的梦想,一种不妥协的态度。
只要守住了它,就算丢了乌纱,丢了名利,也不算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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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讲钩子:
同样是清代收藏界的传奇人物,黄任守着十块砚台过一生,而另一个人却用一生收藏了上万件文物,甚至连乾隆皇帝都要向他借宝。他就是清代第一大收藏家——安岐。
他的收藏故事,比黄任的砚台,还要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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