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丢了官，却抱着十块砚台回家的康熙举人，才是真的活明白了

康熙四会知县黄任，被上司弹劾“饮酒赋诗，不理民事”罢官。

回乡时，他身无长物，箱子里却塞满了从汉到明的历代名砚。

有人笑他痴，说他丢了乌纱，捡了石头。

可他偏给自己书房起名“十砚斋”，自号“十砚老人”，还在诗里写：“砚癖不顾千金仇，诗成自谓万事足”。

这哪里是痴？这是把人生的优先级，算得比谁都清。

“黄县令诗名掩政绩，丢乌纱玩石十砚斋。”

这是清代文人圈里流传最广的一句笑谈。

说的是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黄任，康熙四十一年中举，官至广东四会知县。

在任上，他锄暴济穷，筑堤防水，是百姓口中的好官。

可就因为太爱砚台、太爱写诗，被上司参了一本：“饮酒赋诗，不理民事”。

一纸弹劾下来，乌纱帽没了，官俸停了，连回乡的盘缠都差点凑不齐。

可当他打开那只压在箱底的旧木箱时，所有人都傻了——

里面没有金银细软，没有田契地册，只有十块形制古朴、包浆温润的砚台。

其中几块，还是汉、唐、宋、明等历代流传的名品。

有人说他傻，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偏要去玩石头。

可黄任只是摩挲着砚台，笑着对身边的婢女金樱和两个擅诗文的女儿说：

“乌纱可丢，砚台不可丢。官可以不做，诗不能不写。”

那一刻，他不是被罢官的失意文人，而是守住了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者。

黄任的砚，不是用来摆阔的摆设，是刻在石头里的人生信条。

他最珍爱的一方，是这方云月端砚（图中所示）。

砚台呈椭圆形，石质细腻，砚池里还留着他当年磨墨的痕迹。

砚侧刻着他亲手写的铭文：“十年县令，两袖清风；一方砚台，千秋名姓。”

这方砚，陪他在四会县衙的深夜里，批过无数公文；

陪他在河堤上，看过洪水退去后的万家灯火；

也陪他在罢官回乡的船上，写过“作官不恋五斗粟”的诗句。

他的好友吴中林在《十砚老人歌》里写：“十砚先生淡无欲，作官不恋五斗粟。”

这不是夸张，是真的。

黄任为官清廉，罢官时几乎一无所有，回乡后靠卖文为生，却始终不肯变卖一方砚台。

有人出千金求购他的藏砚，他摇头：“这石头里，有我做过的官，写过的诗，见过的百姓。千金买得动石头，买不动我这颗心。”

他的书房“十砚斋”，没有雕梁画栋，只有一张旧书桌，一方方砚台整齐排列。

每天清晨，他就着晨光磨墨，写诗、练字、给女儿讲文翰。

婢女金樱研墨，女儿铺纸，一门风雅，比任何官邸都热闹。

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成功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可黄任用一生告诉我们：

真正的活明白，是知道什么东西丢了也不可惜，什么东西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守住。

他丢了乌纱帽，却守住了对百姓的良心；

他丢了官场的前途，却守住了对诗文的热爱；

他丢了世俗眼里的“成功”，却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些弹劾他的上司，以为抓住了他的“把柄”，却不知道：

在黄任的人生账本里，“饮酒赋诗”从来不是不务正业，而是他对抗官场污浊的方式；

“不理民事”更是无稽之谈——他筑的堤、救的人、写的诗，早就刻在了四会百姓的心里。

他不是不懂官场规则，只是不想遵守。

他不是没有能力往上爬，只是不屑于爬。

在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时代，他偏要做个“货与砚台”的怪人。

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乌纱帽和砚台之间做选择？

是为了KPI放弃热爱，还是为了碎银几两妥协初心？

是活成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还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黄任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别人眼里的光鲜，而是自己心里的笃定。

那方砚台，就是他的笃定。

它不是石头，是他的初心、他的热爱、他的底线。

我们每个人，都该找到自己的“砚台”。

它可能是一份热爱的事业，一个坚持的梦想，一种不妥协的态度。

只要守住了它，就算丢了乌纱，丢了名利，也不算输。

下一讲钩子：

同样是清代收藏界的传奇人物，黄任守着十块砚台过一生，而另一个人却用一生收藏了上万件文物，甚至连乾隆皇帝都要向他借宝。他就是清代第一大收藏家——安岐。

他的收藏故事，比黄任的砚台，还要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