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基时,隋朝留下的是连年战乱后的残破河山: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北方突厥甚至兵临长安,逼得他刚上位就签下渭水之盟。但这位帝王没有选择急功近利,而是用“克制”二字,一步步搭建起盛唐的基石。
他的克制首先体现在听劝——魏征天天在朝堂上怼他,从政策失误到生活奢靡,丝毫不给面子,换作其他皇帝早砍了魏征的头,可李世民不但忍,还把魏征当“镜子”,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种对权力的约束,让贞观年间的政令极少出错,政治清明成了常态。
然后是对百姓的克制:他记着隋朝灭亡的根源是折腾太狠,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推行均田制,给农民分田地;用租庸调制,让百姓可以用劳役代税;轻徭薄赋,不随便搞大型工程,甚至遣散宫女太监节省开支。更难得的是,他没学汉武帝搞盐铁酒专卖,不与民争利,让商业自然发展,长安、洛阳成了世界性大都会,丝绸之路的商旅络绎不绝,连西域的石国都是唐朝的西部边界,安全的环境让这条商路成了“黄金走廊”。
选贤任能上,他也克制了对出身的偏见:房玄龄、杜如晦是前隋旧臣,魏征是李建成的谋臣,长孙无忌是外戚,但只要有能力,都能身居要职。三省六部制被他用到极致——中书省出命令,门下省审命令,尚书省执行,连皇帝的诏书都要门下省附署才能生效,这样的分权避免了皇帝独断,也让官员们不敢贪污渎职,贞观年间的贪官污吏降到了历史低点。
对外征战,他同样克制:打东突厥用了几个月,速战速决;打吐谷浑用了臣服的民族兵力,减少自家损耗;征高句丽受挫后立刻撤军,没像隋炀帝那样倾全国之力硬拼。但克制不代表软弱——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吐谷浑被消灭,高昌国被平定,连印度的中天竺都被王玄策带着吐蕃、尼泊尔兵打服。周边国家都尊称他为“天可汗”,长安城里胡人、商人、使者遍地走,国际化程度比当时任何城市都高。
贞观年间的成果硬得吓人:粮食多到吃不完,米一斗才三四钱,出远门不用带干粮;社会治安好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国死刑犯一年才390人;文化繁荣,科举制完善,寒门子弟有了上升通道,诗书画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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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开元盛世是唐朝巅峰,但没贞观之治的克制与扎实,哪来后来的辉煌?李世民的聪明,在于他明白:国家强大不是靠皇帝威风,是靠老百姓安稳;盛世不是天命,是听真话、办实事、不折腾的结果。直到今天,这种道理依然管用——不管什么时候,把根扎在百姓身上,才是最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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