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本可不必长征，曾至少有两次机会和反蒋派组成反蒋联盟

“我们在这边拼死反蒋，你们倒好，在后面拆台，这下全便宜了蒋介石！”

这话不是红军说的，而是一个成了俘虏的十九路军军官，对着抓他的红军战士发出的感慨。

那是1934年的开头，这名军官盯着眼前的红军，脸上的神情复杂极了。

既不是咬牙切齿的恨，也不是败军之将的恐惧，倒更像是一种看着自家兄弟犯糊涂的苦笑，满脸写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这几句话，沉甸甸的，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心头。

它无意间揭开了那段血火岁月里，最让人意难平的一处伤疤。

提起那段历史，大伙儿都知道后来红军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跨过雪山草地，历经九死一生才落脚陕北。

可很少有人回过头去细算一笔账：这一路的艰难困苦，原本是有机会避开的。

就在长征开始前的那一年里，红军手里其实捏着两张“王炸”。

这两次机会，只要抓住其中哪怕一次，蒋介石那一百万大军的包围圈不仅能破，中央苏区这块根据地也未必会丢。

可惜的是，这一手好牌，硬生生被当时红军的最高指挥层——博古和李德，给打得稀烂。

到底是咋打烂的？

不是因为不敢打，恰恰相反，是因为一种有着严重洁癖的“傲慢”。

把日历翻回到1933年。

那会儿，中央苏区的处境那是相当艰难。

蒋介石把前四次“围剿”栽的跟头全都忘到了脑后，这一回，他是铁了心要置红军于死地。

到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学乖了，不跟你玩虚的。

他集结了整整一百万兵力，放弃了以前那种长驱直入的打法，改用最笨、但最有效的招数——“堡垒推进”。

这招数有多阴损？

就是修碉堡。

往前挪几里地，就修一圈水泥乌龟壳，稳住脚跟了，再往前挪。

这就像一条冰冷的铁链，一寸一寸地勒紧了中央苏区的脖子。

这种打法，让红军最擅长的穿插迂回、运动战彻底没了用武之地。

面对密密麻麻的碉堡群，苏区的地盘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小，粮食弹药也是用一点少一点。

就在红军快要喘不上气这个节骨眼上，转机来了。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1933年11月，就在中央苏区的眼皮子底下，福建那边出乱子了。

原本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突然调转枪口造反了。

这支队伍可不是什么杂牌军，那是当年在上海打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铁军，骨头硬得很，战斗力那是响当当的。

十九路军的将领们搞了个“福建事变”，直接宣布脱离蒋介石的统治，另外立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反蒋政府。

这时候，要是换了你坐在红军指挥官的位置上，你会咋办？

这笔账其实明摆着的。

蒋介石的主力正在苏区北边忙着修碉堡呢，这时候他的南面屁股后头，也就是福建方向，突然冒出来一伙要反他的人，蒋介石能不慌？

他肯定得把兵力分出去。

南边后院起火了，要是不去救，万一十九路军做大了，蒋介石在南京的位子都坐不稳。

所以，这哪是找个盟友那么简单，这分明是一道救命的“防火墙”。

当时，毛主席和朱老总看得真真的。

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支援十九路军。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打仗最基本的常识。

只要红军和十九路军联起手来，蒋介石就得两头作战，首尾难顾，那个所谓的第五次“围剿”包围圈，瞬间就会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更何况，人家十九路军是主动伸出橄榄枝的，明确说了要跟红军搭伙，一块儿揍老蒋。

可偏偏，当时掌握着中央大权的博古和李德，脑子里的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

在他们眼里，十九路军是啥？

那是国民党的队伍，是旧军阀。

既然是军阀，那就是阶级敌人。

既然是阶级敌人，那怎么能跟他们合作？

博古这帮人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死结：咱们是搞革命的 -> 革命队伍必须纯洁无瑕 -> 跟军阀混在一起就是不纯洁 -> 结论：这肯定是“军阀设下的圈套”。

于是，一个让后来的军事家看了都直摇头的奇葩决策出炉了。

当蒋介石调转枪口去收拾十九路军的时候，红军非但没有在背后捅蒋介石一刀，反而觉得这是个捡漏的好机会——捡啥漏？

打十九路军的漏。

博古他们甚至趁着十九路军正跟蒋介石对峙，分身乏术的时候，下令红军去进攻十九路军的大后方，抢占地盘。

这顿操作，直接把十九路军逼上了绝路。

结局自然没啥悬念。

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重兵泰山压顶之下，没撑多久就崩了。

福建那个反蒋政府就像昙花一现，还没等开热乎就凉了。

那个被俘军官那句苦涩的玩笑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冒出来的。

蒋介石几乎没费啥力气就搞定了福建的麻烦，转过头来，狞笑着继续收紧对中央苏区的绞索。

这下子，红军连最后一道挡箭牌也没了。

如果说错过福建事变是一次要命的误判，那么半年前错失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是这种“政治洁癖”的早期症状。

1933年5月，那同样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拉起了抗日同盟军的大旗。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兵力最多的时候有十万人之众。

而且，这支队伍里吸纳了不少共产党人，大伙儿抗日的热情高涨得很。

要是这时候，红军能跟冯玉祥联手，在华北开辟出一个抗日的新战场，蒋介石就不得不把眼睛从南方移开，去盯着北方。

兵法上这叫啥？

这就叫“围魏救赵”。

谁知道，那套熟悉的剧本又演了一遍。

当时由博古、李德把持的临时中央，死抱着苏联那一套教条不放，生搬硬套。

他们发出的指令居然是：要“揭露上层军官的动摇性”。

这是啥意思？

就是说虽然你冯玉祥现在喊着抗日，但你是旧军阀出身，你肯定意志不坚定，我们得在这个同盟军里搞阶级斗争，把你这个“上层军官”的老底给揭了。

这哪是拆台啊，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外头有蒋介石的大军压境，里头又有“左”倾路线在瞎折腾，冯玉祥那是孤掌难鸣，这支十万人的抗日武装最后也是散了架。

两次天大的机会，不到一年的光景，全给霍霍没了。

回过头来琢磨这两次决策，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共同点。

博古和李德，他们这哪是在指挥打仗，简直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化学提纯”。

他们追求一种绝对的“纯度”。

在他们的认知里，革命队伍必须是纯得不能再纯的无产阶级，哪怕掺进去一粒沙子都不行。

任何跟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军阀的合作，都被他们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

他们手里捧着苏联来的“天书”，眼睛却看不见中国大地上血淋淋的现实。

真正的战略家是怎么算账的？

毛主席和朱老总的账本里，核心就俩字：生存。

为了活下去，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得拉过来。

哪怕这个盟友昨天还是死对头，哪怕这个盟友心里有小九九，只要今天他能帮咱们分担蒋介石的火力，那就是好哥们。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才是战争这门艺术的真谛。

而博古他们的账本里，核心也只有俩字：教条。

为了维护那个所谓教条的正确性，他们宁可眼睁睁看着盟友被消灭，宁可把自己逼到孤立无援的死角里。

这种决策带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了。

到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终于扛不住了。

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宣告失败。

中央红军被迫丢掉经营了多年的家底，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逃亡之路——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虽然最后成了一部英雄史诗，但在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刻，它是无奈的，是悲壮的，是无数年轻战士用鲜血为那个错误决策买的单。

要是当年那两次机会，能抓住哪怕一次。

要是红军能跟十九路军联手，把福建变成抗日的大后方；或者跟冯玉祥联手，让蒋介石首尾难顾。

历史这本大书也许真的得重写。

红军可能根本不用去爬那些吃人的雪山，不用去过那些吞人的草地，更不用牺牲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

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它只是冷冰冰地记下了那个瞬间：当那个十九路军的军官苦笑着说出“你们拆台”的时候，长征的号角声，其实已经在远处的山谷里隐隐约约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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