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83天皇帝铸11亿袁大头原因探析

那是在1954年，新中国的金融圈子里发生了一桩挺有意思的事儿。

这年头，人民币早就站稳了脚跟，腰杆子硬了。

国家也就顺势做出了个决定：正式停止铸造一种属于“旧社会”的银币，并且要把流在外面的慢慢收回来，不让用了。

这种银币，大家太熟悉了，正面印着一个留着小平头、眼神挺深沉的胖子——也就是袁世凯。

算算日子，这会儿离老袁蹬腿儿，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八个年头。

这事儿乍一看，其实挺让人琢磨不透的。

你想啊，袁世凯是个什么人？

那是历史书上板上钉钉的“窃国大盗”。

1916年闹了一出称帝的丑剧，最后憋屈死了，名声早就臭到了阴沟里。

按照咱们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新班子上台，头一件事儿往往就是废掉旧钱，发新票子，图个新气象。

可偏偏在这事儿上，情况完全反着来。

你看看，不管是接北洋政府班的那些人，还是南京那边的国民政府，甚至是红军时期的苏维埃，一直到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大伙儿居然都默契地干了同一件事：接着用“袁大头”，甚至还接着造。

这背后，肯定不是为了给袁世凯招魂。

这笔账，当家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到底是要面子上的好看，还是要里子上的实惠？

想弄明白这事儿，咱们还得把日历翻回到1914年。

那会儿的中国市场，说难听点，就是外国银元的“自助提款机”。

打从明朝中叶起，外国银元就开始往中国流，等到鸦片战争一打完，更是多得成了灾。

当时市面上这一块那一块的，全是墨西哥的鹰洋、英国的站洋。

虽说上面也标着“一圆”，可那里面的银子，实打实算下来只有中国银两的七钱二分。

这中间的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外国银元明明银子不够数，可仗着那是机器造的，做得漂亮，用着方便，到了中国市场上，硬是能按一两白银那么算。

这意味啥？

意味着洋鬼子每花出一块钱，就从咱们这儿白白顺走了二钱八分的银子。

这简直就是明抢，还是不用刀的那种。

结果就是中国的白银哗哗往外流，国库穷得都能跑耗子。

袁世凯刚当上大总统那会儿，日子也不好过。

手里没钱，底下军阀又各占山头，要是抓不住铸币权，这个家根本没法当。

摆在他跟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头一条：弄个“袁家币”，偷偷把含银量降下来，靠着手里的枪杆子强行推广。

这么干，短期内确实能捞一大笔，军费是不愁了。

可后果呢？

那是信用崩塌，老百姓又不傻，最后这钱肯定变废铁。

第二条路：做真正的“硬通货”。

把标准提上去，成色弄得足足的，甚至比外国钱还好，硬碰硬地把洋钱挤兑走。

老袁琢磨半天，选了第二条路。

1914年，《国币条例》出台了。

这次改革的路数特别简单粗暴：就拼质量。

袁世凯那是下了血本，专门请了意大利的雕刻大师乔奇来设计模具。

天津造币总厂一开工，规矩定得死死的：一块银元重七钱二分，含银量卡得严丝合缝，成色稳得让人没话说。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这招其实挺“反常识”的。

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各路军阀都在琢磨怎么在钱里掺沙子，可“袁大头”却在拼命保成色。

这笔账，袁世凯可能光想着巩固自己的位子和搞军费，属于“歪打正着”，但市场的眼睛是雪亮的。

等到南京、广东、武昌这些地方的分厂一开始大批干活，“袁大头”立马就在这个全是烂钱和洋钱的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也就从这时候起，中国的老百姓看着这个胖头像是越看越顺眼，心里就认准了俩字：靠谱。

到了1916年，袁世凯那个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醒了，人也跟着去了，留下了一屁股烂账。

按理说，人死政息，这种印着“国贼”脑袋的钱，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可后来接班的黎元洪他们，虽说也发过印着自己模样的纪念币，但谁也不敢动“袁大头”的江湖地位。

哪怕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想推孙中山头像的“孙小头”，折腾半天，还是没能把那胖子挤下去。

为啥？

因为在那个军阀混战、大王旗换得比衣服还勤的年代，老百姓早就不信谁是总统、谁是总理了。

他们只信手里的东西是不是“真金白银”。

“袁大头”就凭着当年那个死规矩，成了乱世里唯一的定海神针。

这儿有个特别讽刺的对比。

南京国民政府到了后期，纸币印得跟冥币似的，通货膨胀到了吓人的地步。

早上拎一麻袋钱能买袋米，下午就只能买几个煤球了。

那纸币在民间简直就是废纸。

就像老舍在《茶馆》里写的那个桥段：当兵的冲进去抢钱，喊的都不是要钞票，而是吼着：“谁要钞票？

要现大洋！”

这个“现大洋”，指的还是“袁大头”。

这时候，银元上印的是不是袁世凯，早就不重要了。

它代表的是一种谁都没法否认的经济共识。

这种共识硬到什么程度？

硬到连袁世凯的死对头——革命队伍，也得尊重这个客观规律。

井冈山那会儿，红军自己的造币厂不得不关门。

因为根据地自己造的“工”字银元太少了，根本不够市面上转的。

咋整？

是死守着政治原则，坚决不用敌人的钱，让经济瘫痪？

还是尊重市场，利用现成的硬通货？

红军的选择那是相当务实。

他们把缴获来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收集起来，在上面打了个“苏维埃”的钢印，接着在根据地里花。

这枚刻着袁世凯大脑袋、却盖着苏维埃印章的银元，简直就是那个特殊时期最生动的写照：在吃饭和生存面前，面子这东西，可以先往后稍稍。

甚至到了新中国刚成立前后，为了稳住东北那边的金融，安定刚解放的城市人心，各地的造币厂还接到过任务，专门加急铸造了几批民国三年版的“袁大头”。

一直等到1954年，人民币的信用彻底立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全恢复了，“袁大头”这才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正式退场。

回头瞅瞅这段历史，真让人挺感慨。

袁世凯当政治家，那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那83天的皇帝瘾，让他背了一百年的骂名。

可要是把他看作一个货币产品的“产品经理”，他（或者说他背后的那个技术团队）又是相当成功的。

从民国三年到民国七年，没几年功夫，“袁大头”就造了1.8亿枚。

要算上它整个“职业生涯”，总产量得有11亿枚。

当年中国政府发行的银币有快一千种，它愣是占了发行量最大、存世量最多这两个第一。

它真就把“良币驱逐劣币”这事儿干成了，把外国银元赶出了中国，也让中国人在那个最乱套的时代，守住了兜里最后一点踏实感。

直到今天，在搞钱币收藏的圈子里，“袁大头”还是一块香饽饽，公认的风险小、价值高。

这大概是袁世凯活着时候怎么也算不到的一笔账：

他想靠当皇帝留名千古，结果遗臭万年；他想靠铸币敛财固权，结果这枚银币却因为“讲信用、分量足”，反倒成了他留给后人唯一还算有点正面意义的遗产。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它不管你嘴上吹得多好听，只看你手里拿出来的东西，到底够不够那个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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