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您能力不行,是业务线需要更年轻的想象力。”
这句话,成了许多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员工的惯用话。
为什么企业偏偏盯着35岁这个节点?答案藏在财务账本里。
一个35岁员工的年薪,大概是25岁新人的2.3倍,但内部统计的“创新贡献值”却只比新人高1.2倍。对追求性价比的企业来说,留年轻人更划算,他们不仅薪资要求低,还愿意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加班熬夜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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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社保成本,工作十年的老员工,公司缴纳的社保公积金基数已是新人的三倍,在经济运行压力不减的当下,削减这部分开支成了不少企业的选择。
职场考核体系的迭代,也在变相淘汰35岁以上员工。
以前看重的“经验”,现在反而可能变成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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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头公司的报告也揭示了潜规则:企业支付给35岁以上候选人的猎头费,平均比35岁以下低30%,本质不是按能力定价,而是按“剩余职场价值”贴现。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不少35岁以上劳动者开始“断尾求生”。
但就在普通人为35岁门槛焦虑奔波时,一些专家在被问到“35岁失业门槛是否合理”时表示,这未必是坏事,可能激励人第二次创业,35岁出去重新找工作、干得越来越好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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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听起来充满正能量,却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现实。
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4亿人,这个数字在2026年1月还在持续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35岁以上失业后,被迫加入网约车、外卖等零工行业的劳动者。
他们不是不想创业,也不是不想找好工作,而是现实根本不给他们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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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显示,创业公司平均寿命只有2.5到3年,3年存活率不足10%,对背负房贷、教育、赡养三重压力的中年人来说,创业不是机遇,而是高风险的豪赌。
35岁失业后的创业,大多不是专家口中的“创新型创业”,而是被迫自谋生路。
这些沉默的失败者,不会出现在专家的案例里,却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城市的角落,他们不是人生态度有问题,而是抗风险能力本就薄弱,再加上年龄歧视,根本没机会重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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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深思的是,35岁失业潮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经济压力下的普遍现象。
超过120家美国头部企业计划大规模裁员,其中制造、科技、零售行业占比最高,通用汽车、亚马逊、耐克等知名企业都在列。
但国外很少有专家把原因归为劳动者态度,更多是探讨经济结构、行业转型的问题。
反观我们的一些专家,动辄把火力引向劳动者,本质上是认知脱离了群众,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看不到中年人在职场中的被动,看不到零工市场的内卷,只能用“创业”“上进”这类空洞词汇,掩盖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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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专家的言论是“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这话很贴切。
当一个人不用为房贷发愁,不用为孩子学费焦虑,自然能轻松说出“失业是机遇”。
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工作是养家糊口的根本,35岁失业不是“重新开始”的契机,可能意味着家庭收入断层,意味着多年积累的职场经验被清零。
更讽刺的是,很多被优化的中年人,正是当年熬夜加班、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如今却被一句“态度不够积极”否定了所有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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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企业和专家都在刻意回避一个真相:35岁员工的“劣势”,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和社会造成的。
企业不愿投入成本培训老员工,却要求他们快速掌握新技术;社会一边延迟退休,一边放任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政策层面缺乏对中年劳动者的保护,让企业的变相裁员有恃无恐。这些问题不解决,只指责劳动者态度,不过是转移矛盾的把戏。
职场不该有年龄歧视,每个为生活努力的人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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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5岁的年轻人嘲笑35岁前辈“不懂新技术”时,其实是在为自己十年后的命运埋下伏笔;当企业把“团队平均年龄26岁”写进融资PPT时,可能正在失去最宝贵的经验积累。
35岁不是职场的终点,更不该是被抛弃的理由。
希望有一天,我们讨论的不是如何应对35岁失业,而是如何让每个年龄段的劳动者,都能在岗位上实现价值,不用为年龄焦虑,不用被态度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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