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4年冬天的一个早朝,洛阳宫城的寒气透着刀锋般的凉意,殿门外的金吾卫铠甲作响。百官站在丹墀之上,都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直到武则天下令,将一位曾经的宰辅重臣押赴法场,很多人这才意识到,大唐的权力格局,已经悄悄走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口。
被押着走过丹墀的那个人,是裴炎。这个名字,在武则天刚刚参与朝政时,还被视作“心腹股肱”,如今却成了“叛逆主谋”。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听说定罪的关键证据,只是一封信,信上最显眼的内容,不过两个古怪的字——“青鹅”。
有大臣低声嘀咕:“区区二字,何至死罪?”话音刚落,就被同僚一把拉住,压低声音道:“小心点,今天陛下脸色不好看。”那天早朝上,百官眼睁睁看着裴炎被宣告死刑,却压根弄不明白这两个字的深意,直到武则天亲自开口,让他们“把字拆开来读”,事情的来龙去脉,才真正显露出来。
要理解这两个字背后的杀机,绕不过去的,是武则天一步一步走到权力顶端的过程。离开这条线索,所谓“青鹅之谜”,反而显得孤零零,像天上掉下来的案子,很难说得通。
有意思的是,裴炎之死,看起来是因“暗语暴露”,实际却是武则天多年布局与戒心的集中爆发,既是结局,也是一个信号:唐高宗去世以后,天下已经不再简单属于“李氏宗室”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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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媚娘”到女主中宫:权力意识的苏醒
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几十年,这一切似乎还看不出半点端倪。公元624年,武则天出生于并州文水武家,依靠父亲武士彟的官职与财富,本可以安稳过完一生。可命运很快翻了脸。公元635年前后,武士彟病逝,十二三岁的武则天失去了最硬的靠山。
父亲死后,家族内部的矛盾开始显形。堂兄倚靠家产,对武家寡母孤女步步紧逼,甚至做出有辱礼法之事。武则天的母亲无奈,只能带着女儿离开原来的生活圈,从荆州一带迁往长安。不得不说,这一步看似是避祸,却也无形中把武则天推向了帝王家的视野。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曾听人称赞武家的小女儿“姿容出众”,出于好奇,将她召入后宫,封为才人,赐号“媚娘”。这时候的武则天,还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后宫女子。在偌大的宫廷中,她既没有强大的娘家支撑,又没能获得太宗的长期宠爱,甚至可以说,存在感并不算高。
唐太宗晚年多病,精力有限,对后宫的关注远不如早年。武媚娘在太宗宫中并未留下子嗣,到了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逝,她不得不依照旧制,削发入感业寺为尼。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从金碧辉煌的宫殿,被推入冷清清的寺院,这种落差,很容易改变一个人的心性。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太宗病重、李治时常入宫侍疾的那段日子,武媚娘与李治之间有了眼神交会,有了若有若无的情感牵连。彼时的李治还不是皇帝,只是一个常被父兄压制、性情柔弱的皇子,对这个同样身处夹缝中的“媚娘”,多了一些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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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公元649年,李治以高宗身份继位,朝局逐渐稳定,他看似遵从制度,让武媚娘削发出宫,但心里一直没有放下这个人。大约在公元654年前后,李治在孝期将满之际,以“上供香火”为由,再次前往寺院,与武媚娘旧情重燃。此后不久,武则天重入皇宫,重新站在权力中心的边缘。
这一次,情况已然不同。高宗对她宠爱明显,武则天很快为他生下子女。有人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她的权力意识彻底苏醒——之前被人摆布、任人安排的经历,让她懂得,只有掌握权力,才能不再被动。
为了争夺后位,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得你死我活,手段极其决绝。公元655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时年三十出头。她从“感业寺的寡淡尼姑”,走到了“中宫之主”的位置。看起来不过是后宫之争,实际上却是她走向更大权力舞台的起点。
二、垂帘后朝:裴炎一度是“自己人”
高宗在位中后期,长期为头风等疾病所苦,身体愈发虚弱。公元660年前后,武后开始频繁参与朝政,帮助处理奏章,这在唐代之前,是极少出现的局面。对于很多守着传统礼制的大臣来说,这已经有些刺眼,但高宗本人对她极为倚重,渐渐形成了“二圣临朝”的格局。
公元674年前后,高宗甚至考虑过改元“天皇大帝”“天后”,种种迹象说明,朝廷已经习惯了武则天参与政务的状态。她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官僚体系,摸清了各路权力的门道,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自己的人脉与势力。
就在这一阶段,裴炎进入了权力视野。裴炎出身名门,曾历任同凤阁鸾台三品,实为宰相之一。公元683年,高宗病重将逝,立中宗李显为太子。到了这一年末,高宗病势再无转机,在弥留之际,将后事交托给太子与皇后,同时诏告裴炎等重臣辅政。
高宗驾崩后,中宗李显即位,年号光宅。按理说,新帝亲政,宰相辅弼,朝局应该逐渐回归到“李氏皇权为本”的轨道。但现实却有些微妙:武则天仍以太后身份垂帘,裴炎等人夹在“名义上的新皇帝”和“手握实权的太后”之间,心里不可能没有权衡。
不得不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裴炎明显站在武则天一边。他很清楚,中宗性格柔弱,刚上台就想通过擢用岳父韦玄贞、提拔外戚势力来巩固皇权,这在有经验的大臣眼中,既幼稚又危险。裴炎甚至劝阻中宗,认为一些赏赐过于滥施,引起武则天不满。
公元684年,中宗曾对太后说出那句“此天下是陛下的,还是我李家的?”据《资治通鉴》记载,这番话直接触碰了武则天的底线。太后借此机会,联络裴炎等人,共同酝酿废帝之举。光宅元年二月,中宗被废为庐陵王,迁居房州;由弟李旦即位,是为睿宗。
这一场废立的关键环节,裴炎参与甚深。他以宰相名义起草诏书,配合武则天控制局面。可以说,当时的裴炎,是站在武则天这一边的“首席执行官”。百官也看得明白,以睿宗李旦的性情与权威,很难真正掌握朝政,于是太后垂帘,更成定局。
从这一步看,裴炎在武则天眼里,起初是“顺势而为”的帮手,甚至可以说是“知趣的大臣”。他看到了实际掌权者是谁,愿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条路。这种选择,在当时的官场中,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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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人心会变。当裴炎意识到武则天的 ambition 不仅仅是“垂帘听政”,而是有可能彻底改换天下姓氏时,他的态度开始慢慢偏移。这个转变,是“青鹅之谜”的伏笔。
三、“青鹅”二字:从盟友到死敌的转折
武则天在废掉中宗、改立睿宗之后,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光宅元年之后,她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控制中枢。为了削弱李氏宗室可能的反扑,她一方面打击宗室诸王,一方面扶植武氏一族,封武三思、武承嗣等人为王,地位节节攀升。
这种做法,不得不说非常现实。毕竟想要自立为帝,就必须让李氏宗室无法再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然而,朝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种趋势。裴炎就是其中一个转折点。
起初,他对武则天家族的封王进爵,并未表现出明显反对。但随着武氏权势越来越大,连一些原本出自关陇集团的老臣都被边缘化,裴炎的忧虑开始加深。如果说之前他认为“让太后掌权,是为了稳定天下”,到了这个阶段,他隐约意识到,事情在朝着“改朝换代”的方向滑去。
有一次,武则天提出要大封武氏宗亲,抬高他们在宗室中的地位。裴炎在朝会上提出异议,认为此举不利于“社稷根本”,言辞颇为激烈。武则天当时虽然收敛了一步,暂缓实施,但心里已经记下这笔账,对这位曾经的“左膀右臂”,多了几分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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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氏宗室中也有不甘之人。韩王李元嘉等人,曾暗中联络谋反,却很快被武则天镇压。李元嘉一党被诛,朝廷震动。对裴炎而言,这就像一个沉重的警钟:靠宗室内部的零散起兵,很难撼动武则天的统治,如果要有什么作为,只能更周密、更隐秘。
公元684年之后不久,徐敬业在江南一带举兵,打出“兴复李唐”的旗号。这位徐氏将领原本承袭“英国公”爵位,家族在初唐立过战功,对李唐宗室有相当的感情基础。徐敬业起兵时,也曾试图与朝中人联络,希望形成里应外合的局面。
就在这段时间,裴炎开始犹豫。他既明白武则天的力量之强,又担心自己继续辅佐下去,终有一日会被后人视作“助纣为虐”的罪臣。几番权衡之下,他做出了一个既冒险又矛盾的选择——暗中与徐敬业接触,想通过密信达成配合。
问题就出在这封信上。据史书记载,裴炎在给徐敬业写信时,担心言辞暴露,便想出了用“字谜”来传递关键信息的办法。所谓“青鹅”二字,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看似寻常,两字合在一起也说不出什么问题,却可以拆解为多个部件,形成一句暗语。
裴炎在信中写下“青鹅”二字,用的是当时常见写法。把“青”拆开,是“十”“二”“月”;“鹅”拆开,是“我”“自”“与”。合在一起,大意便是:“十二月,我自与(汝)。”翻成白话,就是约定在十二月份里应外合,他在朝中举动,徐敬业在外举兵,共同对付武则天。
站在裴炎的角度,这种暗语设计,确实有点自信过头。他也许以为,只要不直接写“谋反”“起兵”之类的字眼,就算信件被截,别人也猜不出意思。可他忽略了一点:武则天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蒙在鼓里的人,而且早就对他心存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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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炎写信之后,派人秘密送往徐敬业军中。信使离开长安城不久,就被武则天派出的密探盯上。武则天的情报网络,在她垂帘听政这几年里已经搭建得颇为严密,对关键大臣的一举一动都有监控,这一点,当时在朝的大臣未必了解得那么清楚。
信件被截获,很快送到武则天案前。她展开信纸,看到“青鹅”二字,便让人问:“裴炎何故在书信之首写此二字?”随后,她要求近臣取来纸笔,亲自将二字拆开分析。这一拆,不难看出结构。懂得文字之道的人稍加思索,就能联想到“十、二、月、我、自、与”这些部件。
试想一下,当时的环境下,武则天正担心有人内外勾结,一旦看出这种“十二月我自与君同举事”的含义,会怎么判断?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字谜,而是叛逆之证。何况裴炎此前已经公开反对她提拔武氏,疑点叠加,自然很难撇清。
裴炎被捕入狱后,还试图辩解,称只是“嬉戏之笔”,无意谋反。据后来的史料记述,武则天并没有被这些说辞打动。她在朝会上展示这封信,令百官观看,让他们当场拆字。有人支支吾吾,有人装作不懂,气氛尴尬。武则天见状,冷冷一句:“汝等细看,十、二、月、我、自、与,何所指耶?”
一位年长大臣小声说了一句:“似约期同举事。”殿中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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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于是顺势宣布,裴炎与外贼勾结,图谋不轨,罪在不赦。当时有人低声叹息:“裴相公失在自信。”这话虽轻,却点中了要害。裴炎以为“文字障眼”便足够隐秘,却忘了对手恰恰是对文字极敏感、心思又极细腻的武则天。
四、斩首之后:无人再敢试探她的底线
裴炎被定罪之后,很快被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处决地点在洛阳附近,具体细节史书记录不算多,但可以肯定,这一次行刑绝不是秘密进行,而是刻意让人知道的政治宣示。
从此以后,朝中再也没人敢打着“保李唐”的旗号,在台面上公开与武则天顶撞。哪怕心中有不满,大多也选择沉默,或者干脆告老还乡,避居一侧。裴炎的下场,就像一面血淋淋的镜子,摆在每一个士大夫面前:与其说是他败在“青鹅”二字上,不如说是败在对武则天警觉程度的判断失误。
值得一提的是,裴炎的转身很典型。他从一开始配合废立,到后来出于“名节”与宗社的考虑,转而想要“回头”,试图在历史大势和个人良知之间找一个自以为折中的位置。但在真实的政治漩涡里,这种摇摆往往最危险。既得罪了新权力,又无法挽回旧秩序,结局往往最惨。
从武则天的角度看,处死裴炎也是一种必要的姿态。她已经走上了与传统不同的道路——一个女子,以太后身份掌控朝政,后面还要迈出“自立为帝”的关键一步。如果对内外勾结的苗头不马上斩断,她很难把这条路走到底。裴炎被诛之后,朝局的反对声音明显减弱,很多人即便心里存疑,也只能暗暗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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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周,史称武周,时年已经六十七岁。距离裴炎被处死,大概过去了六年左右。回头看这段时间,武则天先是通过废立、枭首、改制等一系列手段,清扫反对力量,再通过象征性的天象、祥瑞、改年号,来给自己的皇位寻找“天命依据”。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很少留下明显缝隙。
“青鹅”二字的案子,夹在这条时间轴上,其实非常关键。它像一块界碑,标注出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在裴炎之前,很多人还抱着观望心态,以为可以在李氏与武氏之间左右腾挪;自从这位宰相人头落地以后,这种幻想迅速破灭。
不得不说,以结果来看,裴炎确实没有站对位置。他早年辅佐太后废立,亲手帮武则天迈出了关键一步;几年后又心生悔意,想靠一次“字谜通信”来拉回局面。这种前后矛盾,注定难有善终。从这一点看,武则天的所谓“心思缜密”,并不只体现在拆字破案上,更体现在对局势的判断与对人心的拿捏。
裴炎死后,武则天再无成形的朝内对手。徐敬业的兵马也未能掀起多大波澜,很快被官军平定。等到武则天正式登基,以“圣神皇帝”自居时,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她坐在至尊之位的景象。那些早年间坚守“女主不临朝”教条的大臣,要么早已谢世,要么早已沉寂。
从这个角度看,“青鹅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字游戏,而是一场政治搏杀的缩影。两个古怪的字,被拆成几笔,藏着的是约期谋起的暗号,也是一个旧时代最后的挣扎,更是新权力彻底亮出牙齿的时刻。
历史最终记下了武则天的名字,也记下了裴炎的名字。一个以非常方式登上帝位,一个以两字暗语断送性命。两人的命运像两条交叉的线:曾短暂同向,又迅速分道。裴炎当初执笔写下“青鹅”时,大概不会想到,这两个看似高明的字,会在几年后被后人当作他“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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