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学禅中进士，拜师李侗大逆转，重构理学配享孔庙的励志人生

朱熹（1130～1200），福建龙溪出生，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又称“朱子”。十四岁时，他父亲朱松病终之际，将其托付给了刘勉之等三位好友，他们儒禅兼通，学问人品好，时称“武夷三先生”。经引荐追随道谦禅师（临济高僧大慧宗杲法嗣）宴坐观心、研习禅法，将禅学视为安身立命的归宿。他除了禅学，还研习老庄、诗词、兵法等无所不学，晚年自述说“事事要学”，足见其思想爱好广泛驳杂。

1148年，这个禅意少年长大了，十八岁的朱熹仅带着一本《大慧语录》直奔京城临安（杭州）参加礼部试。面对《易》卷中"师"卦彖辞"刚中而应"的考题，以及《论语》《孟子》必考义学类，他大胆引用“昭昭灵灵"等禅语，将禅宗思维融入科考答题，超越常规的思辨能力跃然纸上，打动了考官被录为第五甲同进士。

1153年，朱熹赴任福建同安主簿。当时的泉州地区，佛老文化氛围浓厚，佛寺遍地，信众云集，有“闽南佛国”之称，令他眼界大开，如鱼得水。不知不觉间，圆满结束四年的任期，返回三明龙溪县老家。遵父遗愿徒步去延平（南平）拜访李侗，原来其父朱松与李侗是同学，师从“二程洛学”二传弟子罗从彦，同是程颐三传弟子。喜好默坐澄心，皆以辟佛老、护儒为己任。朱松曾告诉朱熹：李侗已得洛学真传，理学造诣深厚，嘱其一定要拜他为师。

礼敬之后，朱熹说：凭我多年打坐参禅的经历，觉得“明心见性”一说很有其独妙之处，又读老庄论自然无为，也觉得挺高远的。关键节点：“今儒者之说，反觉拘滞”，李侗听罢沉默片刻，手捋胡须缓缓说道：“你说这些，与日用常行、吃饭穿衣、事亲接物，有何干涉”？朱熹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作答！由此可见，朱熹自诩习禅多年，并无所得，仍是门外汉。

李侗接着说：“佛说万法皆空，你饿时吃饭是空否？父母生养是空否？伊川（程颐）先生言“性即理也”——天理不在虚空，不在彼岸，只在人性、只在此岸、只在眼前事”。吾儒之学，异于异端者，在理一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且去看圣贤言语，默坐澄心，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于静中养出端倪，方是实学。

李侗像

滔滔不绝的李侗搬出程颐的“理一分殊”来说明儒家与佛老的不同，殊不知这“理一分殊”的说法，是程颐明确吸收了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思想，只不过在思维结构与论证方式上，做了儒家化的根本改造。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其源头。其中四法界：理法界（本体一）、事法界（现象多）、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用“月印万川”来比喻的话，就是“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它的涵义是：每一事物都含完整的理，而不是理的一部份——理是全遍，不是分遍。

程颐是这么操作的：（1）“理一”华严的“理法界”，天理唯一、绝对不可分，是宇宙本体。（2）“分殊”华严“事法界”，万物各有其理、各有其分，现象千差万别。（3）理一分殊理事无碍。天理完整地体现在每一物、每一事中，不割裂、不分割。程颐最后用华严“一多相摄”的框架来了个儒家化的大翻转。

但本质完全不同：华严的“理”是真如、空性慧（出世、解脱），而程颐的“理”是：仁义礼智、天理、天性（入世、伦理）。目的不同：华严宗为了破执、证空慧成菩提果。而程颐为的是：明伦、尽性、修身、齐家、治国。

朱熹经过李侗的一通“点拨”，甚是拜服，感慨道：熹今日方知，往日所学，皆悬空道理、口耳记诵，未着实地。愿从先生，归向圣贤，求践履之学。说我今天才明白，以前学的都是悬空的道理、没落到实处。今后愿追随先生，回归圣贤（孔孟之道），求切实的功夫。

此后数年，朱熹与李侗频繁书信往来，反复问道。绍兴三十年（1160年）再赴延平，于西林寺蛰居数月后，正式拜李侗为师，开始全面承续“周程理学”。他们书信的记录称作《延平问答》。

李侗作为二程理学的传人，也是“道南学派”的核心人物，其治学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为修养法门，以“理一分殊”为理论核心，坚守儒学“入世实学”的立场，坚决批判佛老“空寂”之弊。《延平问答》之后，朱熹以“理本论”为基石，从本体论、心性论、伦理观、经世观四个维度，对佛老展开系统、深入的理论批判，构建起严密的“斥佛卫儒”体系，为儒学道统的复兴扫清思想障碍。排斥佛老只是朱熹捍卫儒学道统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批判异端的基础上，整合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家的思想成果，重构完备、严密的理学体系，让儒学重新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朱熹以“理”为核心的“理气论”，认为理是形而上的本体，气是形而下的材质，万物皆由理气相合而生；确立“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主张通过穷究事物之理，达到“豁然贯通”、体认天理的境界；完善“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强调克制过度的私欲，恢复天理的本然状态，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将其视为道统的核心精髓，以确立理学的道统地位。明确道统传承脉络：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北宋周敦颐、二程。朱熹自视为二程的嫡传弟子，以“道统接续者”自居，宣称孟子之后，儒学道统因佛老盛行而中断，直至周程与自己才重新发扬光大。这一道统谱系的建构，为理学确立了正统地位，将佛老彻底排除在“圣学正统”之外，完成了儒学道统的理论合法化。

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置于儒家经典的核心地位。他倾注毕生精力为四书作注，以理学义理诠释经典，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性即理”等思想融入经典阐释，让四书成为传播理学、捍卫道统的核心教材。《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儒学从“五经时代”转向“四书时代”，为理学的普及与道统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他一生创办、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多所书院，宗旨是“明人伦、穷天理、成圣学”，坚决排斥佛老异端，以理学为教学核心。在讲学中，他反复辨析儒佛之辨，批判佛老的虚妄，传授儒学的义理与实践，培养了大批理学传人，形成规模庞大的闽学派系，让理学从书斋走向民间、从学者走向士人阶层。

有人说朱熹晚年以儒家立场辟佛，否定因果，致后世不信因缘果报，伦理失序，也有人说他是为维护儒学正统的思想立場而斗争。后来的 “庆元党禁”中，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学说遭禁、门生受牵连。庆元六年（1200）病重，晚年双目几近失明，在政治打压中抑郁去世。朱熹死后不久即平反，配享孔庙，学说得到官方认可。

从历史层面，朱熹的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政治、教育、伦理、社会生活长达七百年，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朱熹以《延平问答》为起点，斥佛老、卫道统、建理学，终成“理学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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