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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阅读量:123,742)
2025年11月14日,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副助理兼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顾问的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发文指出,美国与部分“准盟友”之间正日益暴露出深层战略困境。目前,美国与“准盟友”的关系介于正式同盟与普通伙伴之间,本身就缺乏明确的安全保障条约;这些“准盟友”往往位于高风险的“地缘断层带”,美国虽可能向其提供大量军援,却难以保证在危机时一定出兵。投入与承诺之间的落差,使双方在目标和风险承担上频频出现不一致。
作者以美乌、美以关系为例,具体分析美国在支持“准同盟”国家的同时,为何会陷入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风险升级与影响力受损的困局。她警告称,若美国无法正视并妥善管理这些战略模糊地带,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如台海危机等高风险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国将可能在“全力介入”与“战略失控”之间陷入两难,其全球信誉与地缘战略部署也将被动摇。作者还呼吁华盛顿制定更系统的准盟友战略,以避免“代价高昂却收效甚微”的局面在未来重演。
(编译:李政儒)
第二名:
(阅读量:10万+ (腾讯新闻))
2025年9月10日,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安全承诺、并要求欧洲承担主要责任的背景下,欧洲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保障乌克兰安全。
作者强调,欧洲必须使莫斯科相信在停火后重新发动战争将等同于与北约交战,从而有效威慑俄罗斯。他认为欧洲领导人需要确保乌克兰军队尽可能强大且具备战斗力,并且要借助北约资源支持乌克兰,推动乌克兰建立“三大支柱”:一是打造能让俄罗斯付出高昂代价的高强度防御体系;二是在乌克兰及其周边部署地面部队、空中力量和海军兵力,提供直接威慑的能力;三是推动乌克兰进一步融入欧洲制度性框架,包括加入欧盟并保持未来加入北约的开放性。任何与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都不能限制乌克兰的军力、主权与外交自主权。他表示,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根本上取决于其全面融入跨大西洋安全体系。虽然战争期间没法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可以借鉴1955年西德入盟的先例,让安全承诺仅适用于乌克兰实际控制领土。
(编译:张乐词)
第三名:
(阅读量:71,694)
2025年12月2日,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在《外交事务》发布文章——《西方的最后机会:如何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斯图布总统被外界广泛认为是特朗普“最信赖的欧洲伙伴之一”,他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政界对于未来全球局势的走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斯图布指出,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走向消亡,当前国际秩序正从多边主义转向多极化,前者基于国际机构和共同规则,后者则是权力寡头垄断,易导致混乱与冲突。斯图布表示,芬兰奉行的“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既坚守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又尊重世界多样性。这一理念对全球具有借鉴意义:各国需在价值观与利益间寻求平衡,既坚守不可谈判的原则,又正视国家权力的局限性。
他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将决定新世界秩序走向,西方需通过资助发展项目、分享权力来争取其支持,而非单纯说教。联合国应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取消否决权、暂停违反宪章国家的成员资格;世贸组织等贸易金融机构也需提升透明度与决策灵活性。未来十年,世界可能出现混乱持续、秩序崩溃或重新平衡三种情景。唯有以多边主义为导向,通过改革与合作,才能避免冲突加剧,构建公正持久的新全球秩序。
(编译:刘深)
第四名:
(阅读量:31,965)
2025年10月14日,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 )在 《外交学人》(The Diplomat) 撰文《 特朗普、中国与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衰退》 系统分析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及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
萨特认为,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专断且不可预测的超级大国, 特朗普政府利用市场准入的“杠杆效应”在短期内迫使各国与美国谈判、提升了关税收入与投资流入,但对盟友的苛刻要求与对多边机制和规则的蔑视,不可避免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影响力与信任基础。但同时要留意的是,就目前而言,特朗普那些高度破坏性的政策,并未导致地区国家的政府出现明显的“倒向中国、疏远美国”的趋势。印太国家在面对特朗普政策时表现出某种“务实与克制”在,背后的原因,除制衡大国和安全依赖外,还有出于商品出口与市场竞争的考量。在萨特看来,中国目前在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之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尽管暂时面临内部经济困境与国际形象问题,但因为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也在相对意义上获得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编译:张乐词)
第五名:
(阅读量:30475)
2025年4月10日,《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中国战略专家杜如松(Rush Doshi)共同撰写的分析性文章。作者呼吁美国在应对中国时摒弃自满情绪,转向以“联盟规模”为核心的战略路径。
文章认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评估从过度恐慌转向过度自信,这种“胜利主义”情绪掩盖了中国在制造、科技、军事等领域所具备的持久优势。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危机,但在诸多对战略竞争至关重要的指标上,中国已超越美国或即将超越。最后,作者批评美国长期以来将盟友视为次要依赖者,主张美国应该转型为一个以“共享能力”为核心的平台型大国,构建真正融合的联盟网络。这不仅仅是安全层面的合作,还包括经济、技术、产业整合等全面领域。
(编译:张乐词)
第六名:
(阅读量:29,621)
2025年11月18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学者奥利弗·施滕克尔(Oliver Stuenkel)和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文章《金砖国家正在错失良机》。文章认为,尽管外部压力为金砖提供了重新整合的窗口期,这个十国集团本身却因内部矛盾而难以把握机遇。去美元化、对美国的敌意程度、对中国主导地位的疑虑、经济结构冲突以及成员急速扩张带来的制度摩擦,使金砖集团难以形成统一立场。无论是对美国袭击伊朗的应对,还是对外发布联合声明的能力,该集团均暴露出行动不一致、战略不协调的问题。
因此,尽管特朗普的政策让金砖国家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它却仍远不足以成为新的全球治理架构替代选项。成员国既希望利用该集团对冲美国,又不愿在集团内牺牲战略自主,导致其无法像G7那样形成高一致性的政策协调机制。正如本文所强调的那样,金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上升,但其内部裂痕同样显而易见,使其注定在短期内只能“勉强维持”,难以真正抓住时代赋予的契机。
(编译:张乐词)
第七名:
(阅读量:15,427)
11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刊登了香农·K·奥尼尔、朱莉娅·休萨与加夫列拉·帕斯-索尔丹联合撰写的文章。文章系统梳理了特朗普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已实施及正在考虑的各类关税措施,涵盖钢铁、铝、半导体、关键矿物等众多产品类别。
通过详尽的图表与数据,文章展示了美国在这些关键产品上的高度进口依赖,并比较了不同供应国(尤其是美国盟友、中国及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差异,可为理解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关键产业进口结构与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的压力提供参考。文章指出,尽管部分关税声称旨在针对中国,但其主要负担却更多落在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美国传统盟友和自由贸易伙伴身上。
(编译: 姜心悦 )
第八名:
(阅读量:15,906)
2025年11月5日,特朗普政府第一个任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强调,相比外界对特朗普“削弱盟友体系”的诸多批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推行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反而展现出务实成效。
文章认为,通过“恫吓”策略,特朗普成功让盟友和伙伴国将国防开支目标提高至GDP的5%,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安全紧迫感,推动各国加大本国防务的有形投资。在欧洲,由此掀起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再武装浪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对乌克兰政策上采取了“有条件支持”的做法不仅减轻了美国的财政压力,也使欧洲对乌援助额度在特朗普任期内实现了大幅提升。在地区事务上,文章强调特朗普坚定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并重启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包括直接攻击浓缩设施,并利用关税与制裁促成停火与外交协议。在西半球,美国通过边境军事部署、关税施压、打击毒品走私、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来巩固地区主导权。在奥布莱恩看来,特朗普正让动荡的世界重新趋向稳定。
(编译:张乐词)
第九名:
(阅读量:13,882)
2025年12月16日,美国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登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莫里斯·R·格林伯格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围绕中美长期竞争的分析文章《中国的长期经济战》。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将当前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冲突视为阶段性博弈,而是将其纳入一场以数十年为时间尺度的结构性竞争之中。中国的战略目标并非通过军事扩张或正面冲突取代美国,而是在避免触发“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积累工业能力、金融资本与制度性影响力,逐步削弱美国的结构性优势,并争取在全球体系中获得与美国并列、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的地位。
文章批评以GDP、军事实力或单一技术指标为核心的传统比较方式,认为其难以揭示中美竞争的真实走向。为此,作者引入源自信贷分析的“四个C”框架——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与可信度(credibility),系统评估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政策取向与国际影响。在作者看来,中国具备承受成本并持续施压的能力,但全球领导地位仍受限;美国则已无法依赖战后形成的传统优势,却依然在制度信誉、联盟网络与国际秩序塑造方面保有筹码。
(编译:李政儒)
第十名:
(阅读量:10,439)
12月22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接近一周年之际,梳理了对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核心官员。上榜的名单包括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J.D.万斯(J.D. Vance)、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以及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等十人。
值得留意的是,2025年4月25日,《外交政策》杂志曾在特朗普执政100天之际曾推出类似的榜单。而在当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等四人仍在榜单之上。而在此次的榜单中,不仅科尔比、库什纳、梅拉尼娅·特朗普及苏西·威尔斯取代了他们,马可·鲁比奥、皮特·赫格塞斯的重要性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一榜单的变化,除了体现出特朗普与其核心团队人员之间亲疏和信任程度的变动之外,也同样折射出特朗普外交政策重心和策略的某种转变。
(编译: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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