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丨动乱年代里，大年初五，我去探访陈寅恪

资讯来自；俞梅荪 明清书话 北京俞颂华先生（左）陈寅恪先生（右）

俞颂华先生（左）陈寅恪先生（右）

导 语

今天是丙午马年正月初五，我清晰记得，55年前的1971年1月31日，同样是正月初五，我受托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探访陈寅恪先生，向他拜年，并转交一封信和一份茶叶礼物。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尽管我小时候曾听祖母说起，却不在意。

随着我年龄增长和关注家族前辈的史料，发现陈寅恪老先生与我的祖父，乃至再上一代，两家之间多有交集。于是我想，1971年1月31日（正月初五），从上海受托前往广州中山大学陈老家探访、拜年，实乃冥冥中之缘也。

当时我17岁，年少无知，还以为陈寅恪先生仅仅是我同学家的亲戚而已。如今我已73岁，回首55年前的往事，竟发现，我的祖父俞颂华、父辈诸长者及我自己，均与陈寅恪先生有着不解之缘！故修订旧作，以飨读者。

——俞梅荪

陈寅恪于广州中山大学寓所，1959年

探访陈寅恪家的机缘

1970年4月，我从上海长宁区安化第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安化路222号，现为区少年科技站），前往江西省南城县新丰公社(镇)农村插队，年底回上海江苏路480弄家中过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我突然收到朋友赠的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当晚要从上海西站出发，乘短途普通快车，到杭州换乘27次直达快车到广州，玩几天之后，转车回江西农村去。

正好我的朋友高兄（延安中学67届高中）来访，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书，那十年，这些历史知识的普通书籍都属“破四旧”的禁书。书店没有卖，如家中有，要送废品回收站卖废纸处理。

高兄家的藏书大都已送废品回收站了，还剩一点，其父母看得紧，不许给别人看，以免招事。高兄争取悄悄拿出来，借给我。

午饭后，高兄又来我家，书未拿来，却告知其母找我有事。

我不认识其母，从未去过他家，感到奇怪，只好前往。

我俩沿着安化路（经过20号的江苏路第一小学，我和弟弟的母校，现为幼儿园）走到底为定西路的他家，两站地。

▲左侧是江苏路480弄我家（未摄入图）往左（北）百余米是愚园路口，我和高兄出弄堂，往右（南）百米，往西进入安化路，走到底为定西路的高家。（1999年江苏路被拓宽时，沿街简易木板房被拆）

高兄之母潘阿姨是中学教师，她急忙把我让进里屋坐下，单独谈话，语气凝重，而高兄却知趣地回避了。她说：

“广州有亲戚陈寅恪，很久没有音讯，很惦念。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打倒，被审查，请你前往看看他的情况怎样。捎上一包茶叶(似一斤)，还有一小瓶茶叶(约一两)给你路上喝。”

高兄之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当时受冲击，挨整。家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自杀身亡，我成了被打压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处处被歧视，谨小慎微。

头一次到广州，本来可以尽兴玩两天，好高兴啊！却要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前往探险，心里害怕，但高兄之母的如此重托，使我又无法推辞。当年的社会风气，对“打入另册”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人们视同瘟疫，皆回避远离之，以免被牵连。

高兄送我出来时，悄然把广州旅游小册子借给我，似未经其母同意。

大年初二晚上10时，我离家出发，弟弟（江苏路上海市第三中学初一学生）送我到愚园路，乘上20路电车，抵中山公园终点站。他热情地拿着行李，要送我到车站，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凯旋路的上海西站。

零时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车。回家早已无公交车，我那14岁的弟弟只能摸黑独自步行4站地回家，春节的潮湿寒冷，将使他又冷又怕，我很过意不去，原本应该让他在中山公园站乘20路电车的末班车回家去。

▲右侧为江苏路，左侧为愚园路口的长宁区第六十五油酱商店，对面是20路电车站，弟弟陪我乘上电车前往西站（1999年路被拓宽此房被拆）

▲上海西站始建于1916年的客运小站，因离家不远，我从小就常到那里转悠，很熟悉。1980年风靡全国的《上海滩》20集香港系列片的不少爱恨情仇和打斗场景在此拍摄。2000年，为建轨道交通线被拆除，建成3和4号线中山公园站.

▲西站的铁轨和站台（1916—2000）

午夜，在奔驰的上海至宁波的省际列车上，我喝着热茶，清香甘甜，头一次品茶。我琢磨陈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是犯了什么大罪？怎么会杳无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

早上在杭州下车，下午换乘27次列车，次日傍晚抵广州。当年是烧煤的蒸汽机列车，时速约70公里，因中途转车，耗时两天两夜。

抵广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早上，我拉着在广州的老同学周兄（我在上海茂名南路第二小学的同学，2010年代该校更名为卢湾中心小学）前往陈家拜年，探险。

我俩乘上公交车，出了市区，过了海珠桥，上岸就是中山大学。刚进大门，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似没有树木，没有绿化，很苍凉，不像广州市里到处郁郁葱葱，春意盎然。

我不断打探“东南区一号楼，怎么走?” 均被人反问：“你找谁？”我说找陈寅恪老先生的家。人们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话，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满敌意，一路向七八位路人打探，均不得要领。

看来人们对“东南区一号楼”很警惕，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很强，可见陈寅恪的问题确实严重了，我很害怕，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

校园里空荡荡，尘土飞扬，几乎看不到人，我俩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晕头转向，按地址一时很难找到。

最后，终于遇见一位工人模样的大叔，他警惕地环顾四周，见周边空旷无人，很大方地指了大致方向。

我俩一路找去，直奔主题，很快来到“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陈寅恪家的楼下。

我警惕地观望四周，似无人，我俩战战兢兢，沿着露天楼梯来到二楼，轻轻叩门，生怕被人看到。

▲1971年1月31日大年初五上午，俞梅荪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左侧第一家)陈寅恪家拜年，两层楼里住着十来户教职员工。此楼1911年建，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这里居住达16年，直到1969年春节过后被勒令搬出，实未搬出。

开门的是30来岁的大姐姐，似电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她很美，脸色苍白，很忧郁。得知我从上海来向陈寅恪拜年，她很震惊，慌忙把我俩让进门，迅即关门，没让我俩进屋，只得站在厨房匆匆对话。

她说：“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我在英德(离广州约150公里)干校劳动，回家过年，这两天就回英德农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叶交给她，转达了潘阿姨的牵挂之情。她无意与我再聊几句。我俩只好匆匆告辞，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有点像现在的送外卖。

我和周兄很害怕，生怕被中山大学的保卫人员发现，被盘查，被扣押。我俩连走带跑，很快溜出了学校大门，走在马路上，才松了口气。

之后，我到邮局，给高兄写信，告知陈寅恪夫妇已去世。

▲1960年代，陈寅恪全家福

我拉着一起前往陈家壮胆的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测量系，1935年回国创办国民政府的炮兵瞄准仪兵工厂，为少将厂长，投身抗日，被誉为我国炮兵瞄准仪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学仪器厂总工程师，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军用望远镜，曾受陈毅、邓小平的表扬并多有交往。

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里通国外的敌特分子，关押多年，杳无音信。

周兄在陕西南路陕南邨163号的家被抄，三居室被收走两间房，住进外人。故周兄更是“黑五类”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诗四句，记录此事，我记得两句：

“望宇宙万里无人烟，跨大地四处尘飞扬……”

(周兄之父后来死在狱中，1979年平反。现在四川邓小平老家的纪念馆，有邓小平动员周自新留下，建设新中国的介绍。)

我和周兄按照上海高兄的《广州旅游小册子》，前往花塔六榕寺、光孝寺、黄浦军校旧址、海珠广场等名胜古迹参观，尽管当时都作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被大批判，被关闭，有的已被改建成为工厂。

我俩拿着旅游书到处转悠，观察与遐想，受益匪浅；还到黄浦国际港口，看到运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援建坦赞铁路的堆成山的大批建筑材料。

半月后，我要回江西南城县农村，途径赣州市换车，周兄托我探望其亲戚周爷爷。

在赣州周爷爷家中晚饭时，我聊起广州的见闻。周爷爷得知陈寅恪去世，很伤心。原来他曾就读复旦公学，与陈寅恪和我祖父俞颂华同学。得知我是俞颂华之孙，80岁的周爷爷很兴奋，与我彻夜长谈其复旦校园生活，抑扬顿挫地朗诵王勃的《滕王阁序》：

滕王高阁临江渚，

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欣赏古诗词，深为感动，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至今还记得这段诗词的头一句和最后一句。

走笔至此，忽然感到，通过周爷爷的精气神，使我感悟陈寅恪和俞颂华的气质风貌，祖父俞颂华在我出生之前六年就去世了，天上掉下的周爷爷为我补上了这个缺憾，三生有幸！

2011年4月26日，我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遇到不少“反右”受难者校友，其中有陈寅恪的学生，时年79岁的汪廷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反右”受难者)。他说：

“1956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陈寅恪被内部批判，被边缘化，选读其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们在他家里上课，后来的学生就更少了，只好停课了。1957年，我2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1979年被改正，恢复公职。”

一位懂气候的广州朋友说，中山大学与广州隔着珠江，气候反差很大，故当年我在校园里，遇到的尘土飞扬的场景是成立的。

▲1957年，陈寅恪在家中作课堂，向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讲课，右2汪廷奎

1966至1976年，像陈寅恪这样的死难者很多，我回到江西农村劳动，就忘了到陈家的事了。

陈寅恪夫妇之死，归葬庐山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叙述：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16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俞梅荪注：我却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家中。看来勒令搬出，只是一种随意的惩罚，全家并未搬出，如要全都搬，对官方来说也是麻烦事。)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0年起，有关陈寅恪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为感动，仔细琢磨，我好像在30年前到过他家。我询问高兄，得以确认，果真如此。

2003年6月，在陈寅恪夫妇去世34年后，几经辗转，归葬庐山植物园。这是我喜爱的地方，1970年代，我在江西农村插队，曾四上庐山，为引种树苗，两次住在庐山植物园学习，对那里的山林很熟悉，很向往，这是满山的巨大松柏衫树为主的广阔园林。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的墓碑落成仪式，陈家长女陈流求致词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广州出差，中山大学法学院杨建广副院长夫妇邀我前往晚餐，缅怀他的导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开创者吴世宦先生。

最后，我说起当年曾到陈寅恪家之事。他俩很惊讶，热情邀我次日再来，陪我前往陈寅恪“家”仔细参观。因我次日要回北京，执意晚饭后前往。

一别三十七年，重访故地，激动不已，可惜陈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见当年的苍凉与萧条。

尽管夜深11时，在路灯的强光下，看到房子还是那栋，路还是那条，但是周边方圆数百米的道路宽敞，各种设施讲究，草地修葺整齐，成为中山大学的热点参观区域，极尽豪华奢侈。我大失所望，感觉全无，痛心疾首，只想大哭。历史往往被后人随意装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复示后人也。

据中山大学官网介绍：“2009年，为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重修陈寅恪故居，耗资200万元。”这是两层楼房，1971年我到此，住着十来户教职员工，陈家在二层第一单元，现整楼被清空。

2014年，我看央视《陈寅恪》电视专题片，陈家长女陈流求访谈，陈家共三女，当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陈美延，约长我15岁，现约87岁。

2018年春节，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说：“1980年代，我遇陈美延专程从广州来访，感谢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访。那天，70多岁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兴。”

高兄说：“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长宁区和平中学的英语教师，194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陈寅恪是老师，又是长辈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说不清，要问陈美延啦。”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和铜像

▲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的故居在二楼右侧头两间房（陈志峰摄）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

▲2019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研讨会，陈美延发言

俞颂华、俞庆棠兄妹与陈寅恪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尽管我小时候曾听祖母说起，却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