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外卖小哥长安城最卷打工人，竟是穿胡服送“热馄饨”的骑手

你敢信吗？公元745年的一个冬夜，长安西市一家胡饼铺刚出炉的羊肉馄饨，不到一盏茶工夫就热腾腾端进了平康坊某位五品官员的暖阁——送餐人不是家仆，而是一个头戴翻檐胡帽、腰挎铜铃、跨着健骡的年轻男子。他单日跑单17单，月结铜钱30贯，折合月薪约2.4万元（按唐代中等粮价换算）。而同期京畿某县令俸禄仅“月给米三石、钱二十贯”，连社保都不含！这不是穿越剧设定，而是敦煌出土《天宝年间西市行会契约》与《唐六典·职官志》交叉印证的真实职场图景。

所谓“外卖小哥”，唐代叫“驿食走卒”或“市肆急递人”。他们不隶属官府驿站，而是依附于西市、东市数十家连锁食肆（如“张记炙肉行”“安氏胡饼铺”）组建的民间配送联盟。别被“小哥”二字骗了——这是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城市物流力量：需通过“市署考核”（考骑术、识路、记单、防泼洒），持铜牌“递符”上岗；装备标配：防风皮帽、加厚夹层短褐、特制双层食盒（上层保温、下层防漏）、骡马专用蹄铁；甚至已有“差评赔付制”——若汤汁洒出超两勺，扣当日工钱三成。

收入为何惊人？关键在“时间溢价”与“稀缺服务”。盛唐长安人口超百万，宵禁前两小时（申时末至戌时初）是“夜食高峰”。贵族宴饮临时加菜、文人雅集急要温酒、边将家属托寄军镇特产……全靠这群人抢在鼓声闭门前三刻送达。据《酉阳杂俎》载，天宝末年，一名叫阿史那贺兰的突厥裔骑手，因专送“冰镇荔枝酪”（用长安城唯一地下冰窖储运），单月最高入账38贯，相当于买下曲江池畔半亩宅地。

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们的社会能量。他们不单送饭，更是信息枢纽：帮诗人捎新作给青楼歌姬赚润笔；替商队传递密信（用油纸封口+暗语编号）；甚至参与政变情报流转——安史之乱前夜，多名急递人被太子李亨秘密征用，以“送炙鱼”为掩护，在朱雀大街各坊门传递调兵符契。正因如此，代宗朝曾下诏：“市递之徒，虽无冠带，然通百坊之脉，察万民之隐，宜授‘义勇校尉’散阶，许其子弟入国子监旁听。”——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服务业从业者准官方身份认证。

当然，“高薪”背后是血汗代价。《唐律疏议·厩库律》明确记载：“急递者坠骡致残，市署赐粟五斗，不授医资”；而敦煌S.1367号文书显示，天宝十二年西市23名注册骑手中，7人因长期负重导致脊柱侧弯，3人死于雪夜滑坠。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只有竹简“活契”；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块刻着铺号的铜腰牌——那是他们全部身家与尊严的凭证。

所以，当我们在手机上划过“30分钟必达”的弹窗时，请记住：一千三百年前的长安街头，早已奔涌着同样滚烫的引擎——不是算法，而是人心；不是数据流，而是汗与火交织的生存意志。那些在朱雀大街飞驰的胡帽身影，用骡蹄叩击着人类城市服务史的第一块基石。

下次点开外卖软件，不妨看看骑手头像右下角那个小小的定位光标——它闪烁的频率，和天宝年间的铜铃声，其实从未真正停歇。想知道唐代“五星好评”长什么样？下期我们扒一扒敦煌写卷里那份盖着“西市餐饮行会”朱印的顾客投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