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公元745年的一个冬夜,长安西市一家胡饼铺刚出炉的羊肉馄饨,不到一盏茶工夫就热腾腾端进了平康坊某位五品官员的暖阁——送餐人不是家仆,而是一个头戴翻檐胡帽、腰挎铜铃、跨着健骡的年轻男子。他单日跑单17单,月结铜钱30贯,折合月薪约2.4万元(按唐代中等粮价换算)。而同期京畿某县令俸禄仅“月给米三石、钱二十贯”,连社保都不含!这不是穿越剧设定,而是敦煌出土《天宝年间西市行会契约》与《唐六典·职官志》交叉印证的真实职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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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卖小哥”,唐代叫“驿食走卒”或“市肆急递人”。他们不隶属官府驿站,而是依附于西市、东市数十家连锁食肆(如“张记炙肉行”“安氏胡饼铺”)组建的民间配送联盟。别被“小哥”二字骗了——这是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城市物流力量:需通过“市署考核”(考骑术、识路、记单、防泼洒),持铜牌“递符”上岗;装备标配:防风皮帽、加厚夹层短褐、特制双层食盒(上层保温、下层防漏)、骡马专用蹄铁;甚至已有“差评赔付制”——若汤汁洒出超两勺,扣当日工钱三成。
收入为何惊人?关键在“时间溢价”与“稀缺服务”。盛唐长安人口超百万,宵禁前两小时(申时末至戌时初)是“夜食高峰”。贵族宴饮临时加菜、文人雅集急要温酒、边将家属托寄军镇特产……全靠这群人抢在鼓声闭门前三刻送达。据《酉阳杂俎》载,天宝末年,一名叫阿史那贺兰的突厥裔骑手,因专送“冰镇荔枝酪”(用长安城唯一地下冰窖储运),单月最高入账38贯,相当于买下曲江池畔半亩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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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们的社会能量。他们不单送饭,更是信息枢纽:帮诗人捎新作给青楼歌姬赚润笔;替商队传递密信(用油纸封口+暗语编号);甚至参与政变情报流转——安史之乱前夜,多名急递人被太子李亨秘密征用,以“送炙鱼”为掩护,在朱雀大街各坊门传递调兵符契。正因如此,代宗朝曾下诏:“市递之徒,虽无冠带,然通百坊之脉,察万民之隐,宜授‘义勇校尉’散阶,许其子弟入国子监旁听。”——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服务业从业者准官方身份认证。
当然,“高薪”背后是血汗代价。《唐律疏议·厩库律》明确记载:“急递者坠骡致残,市署赐粟五斗,不授医资”;而敦煌S.1367号文书显示,天宝十二年西市23名注册骑手中,7人因长期负重导致脊柱侧弯,3人死于雪夜滑坠。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只有竹简“活契”;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块刻着铺号的铜腰牌——那是他们全部身家与尊严的凭证。
所以,当我们在手机上划过“30分钟必达”的弹窗时,请记住:一千三百年前的长安街头,早已奔涌着同样滚烫的引擎——不是算法,而是人心;不是数据流,而是汗与火交织的生存意志。那些在朱雀大街飞驰的胡帽身影,用骡蹄叩击着人类城市服务史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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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点开外卖软件,不妨看看骑手头像右下角那个小小的定位光标——它闪烁的频率,和天宝年间的铜铃声,其实从未真正停歇。想知道唐代“五星好评”长什么样?下期我们扒一扒敦煌写卷里那份盖着“西市餐饮行会”朱印的顾客投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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