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必须废日本？最狠的一刀！日本国运现在开始彻底走到头？

很多人看日本政坛的一举一动，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无非是政客换了、口号变了，掀不起大风浪。

但只要翻一遍近代历史就会明白：日本走向对外扩张，从来不是少数军部或政客一拍脑袋决定的，民意和社会氛围，才是最可怕的助推器。

2026年2月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

自民党拿下316席，日本维新会获得36席，两党合计352席，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席位。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参议院配合，日本就具备推动修宪公投的现实条件。

战后宪法实施七十多年后，真正意义上的修宪窗口，被打开了。

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席位数字，而是投票结构。

30岁以下选民对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超过九成，绝大多数当选议员公开支持修宪，其中八成以上赞成把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

换句话说，这不是政治精英的单边推动，而是年轻选民用选票表达的态度。

高市早苗的主张并不含糊。

她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删除“放弃战争权”和“不保有战争潜力”的表述。

推动防卫预算提升到约9万亿日元，占GDP的3.5%。

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网络战建设，讨论与美国的“核共享”机制。

这些内容，在过去十年一直是争议焦点，如今却成为多数议员公开支持的方向。

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曾被视为和平象征，但现实早已发生变化。

自卫队实际拥有先进战机、驱逐舰、潜艇和反导系统，只是名义上仍被定义为“自卫力量”。

现在的问题，不是日本有没有军力，而是是否要在法律上承认这一现实。

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日本社会内部的态度正在转变。

年轻人并未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天然反战，相反，他们在周边安全环境紧张、地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倾向于支持强化军备。

对他们来说，修宪并不意味着回到军国主义，而是“正常国家化”。

这是一种代际心理变化，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操作。

但问题也很清楚，修宪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真正的考验，在于日本如何在强化军力的同时，避免被卷入大国博弈的旋涡。

很多人担心，日本社会的强硬转向，会不会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

历史确实提供过沉重的教训，1932年的“5·15事件”和1936年的“2·26事件”，军人刺杀政要，部分社会舆论对刺客抱有同情，政治结构随之右倾。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国内出现过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历史。

但把今天的日本简单等同于当年的军国主义，并不严谨。

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媒体环境、选举制度与1930年代完全不同。

军方不再直接控制内阁，议会监督机制和司法体系仍然存在。

即便修宪通过，也必须经过全民公投，这与当年的军事政变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社会对安全议题的敏感度在提升。

朝鲜半岛局势、台海局势、中日海上摩擦等因素，都被媒体频繁讨论。

部分年轻人认为，如果不强化军力，日本在地区博弈中会处于被动。

这种思路未必等于好战，更像是出于风险焦虑。

历史的另一面同样值得记住。

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给日本留下深刻创伤，随后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战后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对核武器保持谨慎态度。

“无核三原则”成为政治共识之一。

即便今天讨论“核共享”，在国内也存在明显分歧。

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也是现实结构的一部分。

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确立了美军驻日框架，日本安全政策与美国紧密相连。

有人批评这种依赖，有人认为这是现实选择。

但无论如何，日本的军事扩张不会脱离美日同盟体系单独进行。

历史提醒人们警惕，但现实必须具体分析。

今天的日本确实在强化军力，但这更多是制度内的政策调整，而非军部政变式的路线转向。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增强防卫能力的同时，避免激化地区对立。

强化军备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笔笔具体的财政支出。

日本政府债务规模长期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保障开支不断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把防卫预算提高到GDP的3.5%，意味着要在财政结构上做出重大取舍。

钱从哪里来，是最现实的问题。

增税会影响民众生活，削减社会福利会引发不满，大规模举债则增加未来风险。

选举期间强调强军容易，真正落实预算时，压力会显现。

同时，日本还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军费持续增长，海空力量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

美国在亚太保持军事存在，但战略重心也在全球多点分散。

日本若扩军过快，可能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对等措施，从而形成安全困境。

若扩军不足，又难以满足国内鹰派的期待。

从历史看，日本在近代曾多次通过军事扩张提升国际地位，但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今天的日本显然不希望重蹈覆辙，因此强调“防卫型强化”。

问题在于，周边国家如何解读这种强化，是视为防御升级，还是战略前移。

对中国而言，立场一直强调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同时保留必要的安全能力。

亚太地区的平衡，不可能靠单方面克制实现，而是建立在各方都清楚成本与风险的基础上。

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现实的压力也摆在那里。

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只是议会席位，而是日本社会如何在安全焦虑与和平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