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牛氏家堂：一幅迁牌，半部家族史

今天是大年初一，按例往同族合祭祖先的“坐纸”处拜纸烧香。一进入堂屋，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高悬于正厅的轴影画。

在老家，每逢除夕祭祖，不少家族都会郑重取出这样一幅卷藏已久的布轴。它也许并不出自名家之手，却被世代流传珍藏；它没有浓墨重彩的写意，却藏着一个家族最厚重的记忆——比较正式的称呼可能是“家堂轴子”，也有人称为“祖影”、“悬挂式家谱”，而我们则直接按俗称之为“迁牌”，以示慎终追远，记录久远变迁的祖宗牌位。

这幅“迁牌”基本是以棉布为底，用矿物颜料勾勒，历经百年风雨之后，依旧能看清楼阁重檐的精巧构图。它不像传统家谱那样只以文字记世系，而是把宗族记忆化作具象的视觉图谱，从上到下层层递进，宛如一座浓缩在布帛上的家族祠堂。

从风格上来看，这幅“迁牌”的制作和续修，大致跨越了清代中晚期到民国中晚期。最上层为模拟清代祠堂正殿，青瓦重檐下神龛高悬，香案上供器俨然，两侧站立着身着官服的核心先祖。他们头戴清代暖帽，帽顶红纬依稀可辨，外罩石青色补服——这是清代官员的标准形制。

虽因年代久远，胸前补子上的飞禽纹样已模糊，但结合形制和家族的历史背景，可推测先祖至少拥有七品及以上的功名或官职，或是因子孙出仕获得了朝廷封赠的荣誉官身。能以官服形象跻身正位，既是先祖的荣耀，也是后世子孙铭记的家风底色。

之所以推测“迁牌”先祖至少为七品，并非凭空猜测。一来，清代官服有严格等级，七品及以上官员才有资格身着石青补服、佩戴顶戴花翎，且能被绘入“迁牌”正位，多是有实职或正途功名的人；二来，当地地处陇右，清代当地学子考取功名不易，七品是多数地方望族能达到的主流品级，或是子孙出仕后，朝廷推恩封赠给祖辈的荣誉官阶，既符合地方实际，也契合“迁牌”的祭祀规格。

中层是整幅“迁牌”的主体部分：数十排整齐划一的牌位格。每一格内，都曾用毛笔工工整整书写着历代祖先的名讳、生卒年月，或是“牛门历代宗亲”的统称。这是标准的“万代牌位”的制式，既记录着已知的近祖，也留足空格，供后世子孙续写新的宗族记忆。

记得幼时，某年正值村里老太太三周年纸期之日，文笔先生牛昭即用端楷细心地填写“迁牌”，一行行文字，串联起百年血脉，把“我从哪里来”的答案，具象化为眼前的方寸之地。

最下层的画面，却陡然换了时代风貌。彩绘的祠堂山门前，石狮镇守两侧，门额上“永言孝思”四个大字清晰可辨——这四字出自《诗经·大雅》，意为“永远怀着孝顺思念之心”，是整个家族祭祀的精神内核。

山门前站立的子孙，身着民国时期的立领军便服，头戴西式礼帽，俨然是近代新青年的模样。这一处细节，悄悄诉说着这幅“迁牌”的“动态”历史：它并非清代一次性绘制完成，而是在民国中晚期经过了续修与重绘，将时代变迁中的家族成员，一并纳入宗族谱系。

从清代官服的庄重，到民国便装的新潮；从《诗经》古训的匾额，到密密麻麻的祖先牌位，这幅“迁牌”，早已超越了“祭祀器物”的本身意义，它是中华民族传统宗族文化的生动载体，更是中国家族“敬祖睦宗”传统的微观缩影。

在通渭，这样的“迁牌”并非孤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重地，通渭一带向来重视宗族传承。不同于南方的宗族祠堂，北方人家更习惯以“迁牌”的形式，将祠堂“搬”进家中。每逢春节或老人纸节，“迁牌”高悬，香烛点燃，全家人依辈分跪拜，老人口述祖先故事，孩童懵懂聆听，家风与族史，便在这一挂一拜、一言一语中，代代相传。

这幅百年“迁牌”，如今已显陈旧，折痕里藏着岁月的痕迹，颜料间晕染着时光的沧桑。但它承载的，是牛氏家族的根脉，是最早约自清康熙年间，来自铁柜(现秦安、通渭交界的鸡川)牛氏最明确记忆，更是牛氏后裔刻在骨子里的“寻根”情结。

如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宗族祭祀的形式或许日渐简化，但“迁牌”所承载的孝亲之道、敬祖之心，从未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来时的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族的根脉与初心，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