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时间晃悠到了1994年，刚好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在这部《芦荻回忆录》里，她把自己1975年在中南海度过的那段日子，看作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大考”。
照她的话说：“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问的人，给我单独开的一场‘博导答辩会’。”
这一场答辩，没设什么考场，地点就在书堆成山的菊香书屋；也没有具体的打分表，考官就是那位82岁高龄的老人，题目就是上下五千年的兴衰更替。
这不光是在啃书本，更是在品人，品这个世道。
把日历往前翻，停在1975年5月。
那会儿，毛泽东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可他对书本的那个馋劲儿，丝毫没减。
中央办公厅那头儿遇上个难题：得给主席找个“读书搭子”。
这活儿可不好干。
你得肚子里有墨水，把那些生僻的古籍念得顺溜；脑子还得灵光，跟得上主席那天马行空的思路；最要紧的，嘴巴得严，中南海的事儿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
芦荻能被选上，乍一看纯属撞大运。
前前后后三个月，被稀里糊涂拉去讲了好几次课，也没人透个底，只说是给“特殊听众”讲的。
直到吉普车一溜烟开进了新华门，她才猛然回过神来，自己要见的是哪尊大佛。
可仔细一琢磨，这事儿绝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选人的时候有个细节，大伙儿容易漏掉：在成堆的候选名单里，毛泽东一眼就相中了芦荻注释的《触龙说赵太后》。
这说明啥？
说明主席挑人，不看名头响不响，就看你是不是“行家里手”。
能把触龙怎么玩心理战术、怎么把老太后说服的过程剖析得明明白白，这样的学者才是他需要的“拐杖”。
他不要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复读机，他要的是能跟他脑电波对得上的聪明人。
头一回见面的那个晚上，说白了就是第一道考题。
换了是你，你会咋整？
对面坐着的是心里像神一样供着的领袖，屋里全是书，连厕所都堆着《全唐诗》。
腿肚子转筋是本能，可也是大忌讳。
一紧张，话都说不利索，还怎么读书交流？
这活儿不就砸了吗？
毛泽东那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穿了。
他没搞那一套虚头巴脑的客套，而是冷不丁扔出来个问题：“刘禹锡那首《西塞山怀古》，能背下来不？”
这一手，玩得那叫一个漂亮。
等她背到最后一句“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时候，毛泽东乐了，伸手指了指她：“瞅瞅，你的名字不就藏在这里头嘛！”
紧接着，第二道题来了。
主席先是问了庾信的《枯树赋》，见她对答如流，话锋立马一转，聊起了阮籍的“穷途之哭”。
注意这个跨度。
那天晚上，两人一直侃到凌晨三点，保健医生催了好几遍，根本拦不住。
这场“面试”，芦荻算是拿了个满堂彩。
往后的四个月，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两种眼光的较量。
毛泽东代表的是实践派：讲究战略、看重实用、深挖历史背后的逻辑。
这种碰撞在读《旧唐书》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有回读到“吐蕃”这两个字，芦荻顺嘴就念成了“吐番（fān）”。
学术界确实也有这么念的。
可毛泽东直接打断，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这字儿念‘波（bō）’。”
为啥？
他解释说，这是人家藏族祖先的自称音译。
在芦荻眼里，这就是个生僻字；在毛泽东眼里，那是疆土，是民族，是千年的地缘博弈，是必须要搞得清清楚楚的国家经纬。
这就叫“把经书和史书揉碎了读”。
另一次交锋出在读《南史·陈庆之传》的时候。
陈庆之那是南朝的猛人，带着七千白袍兵敢去干北魏，简直是军事史上的神话。
读到“名师大将莫自牢”这句，芦荻卡壳了。
这个“牢”字，古意挺绕口。
毛泽东闭着眼把话接了过去：“这里的牢，是说营盘扎得结实。
整句意思是，哪怕你是名将，也冲不破千军万马的铁桶阵。”
紧接着，他又搞了个跨越千年的连线。
他提醒芦荻留意陈庆之七千人破北魏三十万大军的细节，然后淡淡地来了句：“这仗打法，粟裕在孟良崮就干过。”
你看，这就是两人的差别。
芦荻在翻字典，想把字义弄通。
毛泽东在看兵法，他看到的是陈庆之和粟裕隔着时空握手，是以少胜多的军事辩证法。
在中南海住着，芦荻还有个特权：能翻阅主席的私房书。
那些书页空白地方写的批语，才是真正的宝藏。
在《三国志》记载关羽走麦城的那一页，只有铅笔写的一行字：“非天灾，人祸也。”
这七个字，比那些分析关羽性格缺陷的长篇大论都要狠辣。
在《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那一段，探春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席在旁边批道：“这是封建家族要完蛋的信号。”
他读的哪是小说，是阶级兴衰的铁律。
最让芦荻震动的，是《后汉书·黄琼传》旁边的一句朱批：“知识分子清高容易，想济世救民太难。”
读到这儿，估计芦荻心里也得咯噔一下。
有回读《晋书》，提到“阮籍猖狂”，主席突然插话：“猖狂不是发疯，是清醒后的痛苦。”
转头他就提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时候讲真话，比写诗难多了。”
这些话，听着像随口点评，其实都是他在古今之间搭的桥。
他把死历史读活了，也把现实看透了。
1975年9月26日，芦荻的任务算是到了头。
临走前一晚，毛泽东送了她个宝贝——自己亲笔批注的《楚辞集注》。
翻开第一页，还留着1931年毛泽东买书时的钢笔字：“在长沙府正街旧书店买的，花了三毛钱。”
那一年，他38岁，革命正处在最难熬的关口。
这本书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又进了北京，最后交到了这位北大女教书匠的手里。
在《天问》那一篇的页脚，写着这么一句：“屈原问天，我们问路，路在脚下。”
这没准就是这场四个月的“博士答辩”，最后的结案陈词。
从学术上讲，芦荻这个侍读是合格的。
但从人生境界上讲，那位82岁的老人，用四个月教了她啥叫“把书读薄”，啥叫“把路走宽”。
2015年，芦荻走了。
生前，她把这套带着领袖体温和思想的二十四史影印本，全捐给了北大图书馆。
那盏中南海菊香书屋深夜的灯火，最后还是照到了更多人的书桌上。
信息来源：
《芦荻回忆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中南海往事》（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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