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时光倒流回1985年，在大洋彼岸美利坚的一间客房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场并不寻常的交锋正悄无声息地展开。
桌子这头，坐着位年近八旬的中国老者，满头银丝，身上那件旧衣服洗得发白，透着股寒酸气。
坐在他对面的，是特意找上门的蒋志——蒋经国亲自培养的学生。
蒋志这趟来，压根不是为了叙旧情，而是揣着一张迟到了整整36年的“欠条”。
他也不藏着掖着，当着老人的面，把算盘拨得啪啪响：从1949年老人当了俘虏那天起，按国民党中将的待遇，月薪一千二百块大洋，外加二百块的补贴，连本带利滚到现在，正好是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还是美金。
放在1985年，这笔钱哪止是巨款，简直能把人砸晕。
要知道，那会儿国内谁家要有个一万块人民币，那就是全村仰慕的对象，而这笔美金，换算下来足够把北京城的一条繁华大街给买下来。
蒋志把话挑明了：这钱是给你的补偿，只要你点头，拿了钱去台湾享福也行，留在美国过好日子也罢，唯一的条件就是——别回大陆。
但这事儿要是搁在咱们普通人身上，看着这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一百万，心脏怕是都要跳出嗓子眼。
毕竟，眼前这位老人刚蹲完26年的大牢，出来也没几年，家里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谁知道，老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抬手就把这堆“金山”推了回去。
“台湾我不去，美国我也不留。
这钱，我也绝不能要。”
乍一听，不少人得犯嘀咕：这老头莫不是在监狱里把脑子关坏了？
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受，非要跑回北京啃窝窝头？
不但没傻，反而把自己人生这本大账，算得比谁都精明。
他是黄埔军校头一期的元老，跟林彪是上下铺的兄弟，同杜聿明、胡宗南那是实打实的同窗。
北伐战争那会儿，他还没满二十岁，就已经挂着军官衔，那是真刀真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
到了抗日战场，无论是淞沪绞肉机，还是武汉保卫战，他都顶在一线指挥，打起鬼子来从没含糊过。
可偏偏他的后半辈子，全是在“亏损”中度过的。
这一进去，就是漫长的二十六个春秋。
从四十二岁的壮年汉子，硬生生熬到了六十八岁的垂暮老者。
这二十六年，他在秦城监狱日复一日地劳动、写检讨。
当年那股子傲气，早被高墙电网磨得一点不剩。
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他才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走出监狱大门那会儿，他是个啥光景？
结发妻子周敦婉早在1940年就因为医疗事故撒手人寰，几个孩子被战乱和时局冲得七零八落。
他成了个标准的“三无老头”：没家、没业、没钱。
一直熬到1978年，靠着老部下牵线搭桥，他才跟晚清将军的后人张瑞馥搭伙过日子。
两个孤独的灵魂凑在一起，平时在北京胡同里溜达溜达，买菜做饭，日子也就勉强混个温饱。
就在这节骨眼上，台湾方面突然把那一百万美金拍在他跟前。
一旦伸手接了，不光意味着要背井离乡，更意味着他要亲手否定自己后半生选的路。
蒋志游说他的时候，话里话外带着股傲气：台湾现在经济腾飞，日子红火，大陆还穷得叮当响，何苦在那边遭罪？
他说：“台湾眼下是有几个钱，但别得意。
那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折腾不出大浪花。
大陆地大物博，赶上来那是早晚的事。”
这话听着糙，理却硬得像块石头。
他看得透，国民党偏安海岛，虽有一时富贵，却没了“根”。
而大陆虽然眼下底子薄，但架子大、基础厚，将来的潜力不可估量。
他把注下在了“统一”和“崛起”这两张牌上。
要是拿了这笔钱，就等于打了自己脸，站在了自己判断的对立面。
这笔账，往长远了看，亏本。
第二笔账，算的是“气节”。
当年他在国民党那边虽说是中将，那也是败军之将。
共产党抓了他，关了他二十六年，最后不但特赦放人，还给了公民权，让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在他看来，这条老命是捡回来的，是新中国给的。
这笔一百万美金的巨款，哪是单纯补发工资，分明带着政治条件。
拿了钱，就得帮那边吆喝，或者至少得在背后戳大陆脊梁骨。
他对蒋志撂下一句话：“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咱以后还得一起把国家搞好。”
在他眼里，过去的那些账随着特赦早就翻篇了。
现在还要拿以前的军衔换今天的荣华富贵，这就叫“晚节不保”。
对于一个快九十岁、半截身子入土的人来说，脸面比钱金贵。
第三笔账，也是最实在的一笔，算的是“家务事”。
听着是儿孙满堂，可真要面对一百万美金，这三十多号人那就是三十多个雷。
那年头大伙日子都紧巴。
今天大儿子伸手要钱盖房，明天小侄子张嘴要钱做买卖。
给谁不给谁？
给多给少怎么才算一碗水端平？
这一大家子人，原先虽然穷，还能凑一块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
这一百万只要一进门，亲情怕是立马就变了味。
他怕儿女们一旦知道老爹揣着金山银山，立马就会变得好逸恶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日子能过得去就行，何必弄这些东西来折腾家里人？”
他宁愿让儿女们自己流汗挣饭吃，也不愿留下一堆让他们反目成仇的“祸根”。
拒了巨款之后，他回到了北京那个不起眼的小窝。
晚年的日子虽然清淡，但心里踏实。
他依旧当他的政协委员，做他的黄埔同学会理事。
他利用这重身份，给台湾那边的老伙计像陈立夫、蒋纬国写信，联络感情，唯一的念头就是盼着国家能早点统一。
1997年，香港回归。
他指着报纸对家里人说：“香港回来了，台湾也没几天了，这是大势所趋。”
那一刻心里的舒坦，是一百万美金买不到的。
临闭眼前，他拉着儿女的手，留下的遗言就一句：“要把国家的事放在心上。”
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挂念的依然不是家里存折上有几个零，而是这个国家的版图还缺哪一块没拼上。
那以前的一千四百块大洋月薪，诱人吗？
确实诱人。
那一百万美金的补偿，值吗？
那是真值。
可有些东西，是没法拿到秤上去称斤两的。
比如一位老人对国家的底气，对良心的坚守，还有对家庭和睦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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